中國國家治理的階段與思路 （黨課講稿）

　前

　言

　我今天講的題目叫《中國國家治理的階段和思路》。國家治理在全球討論的非常之多，但大家好像經(jīng)常有一個假設，就是各個國家的國家治理是一樣的，實際上忽略了很大一個問題，被治理對象的規(guī)模，規(guī)模不同治理的方式、方法、難度是非常不一樣的。治理大國有大國的難處，小國有小國難處。我們有多大呢，中國？中國有多大？是這么大，要按人口算，我們是 OECD，經(jīng)濟和發(fā)展合作組織 35 個成員國，它的總?cè)丝谑?12.85 億，再加上一個俄羅斯，我們大概是這樣的規(guī)模。所以有時候我在外邊跟其他國家的學者、官員做交流的時候，我說你們都覺得自己的國家治理有很多麻煩，你要想想我們的麻煩，我們的麻煩是你們幾十倍，就因為我們的規(guī)模擺在這個地方。所以《紅樓夢》里邊有句話說，大有大的難處。我們確實有很多是我們自己的難處。

　我今天講三方面。第一部分，國家治理及其制度基礎；第二部分，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階段；第三部分，中國國家治理的新階段和新思路。

　第一部分，國家治理 及其 制度基礎。

　“治理”這個詞，今天大家都在講，文件里邊也都在用，媒

　體上、學術刊物上大家都用治理這個詞。但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同志，可能回頭想一想，如果 30 年前你起草文件的時候，甚至 20年前，你會用這個詞嗎？“治理”這個詞，你認真想一想，恐怕你不會用。因為這個詞在很長的時間里邊，不管是在中文，還是在西方語言，包括英文，是一個死去的詞，是不用的詞。這個詞在西方語言里面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大概 14 世紀，就出現(xiàn)這個詞了。他那個詞的本來的含義是什么呢？本來的含義是指在某一個地方的治權，就統(tǒng)治的權力。在某一個地方，當時那些國家，歐洲當時在 14 世紀左右，歐洲大概分成上千個不同的主體，每個規(guī)模都很小。治理就是指在這一塊地方，我來管理它的權力，叫 Governance。所以它也指管理這個地方的方式和方法、行為，也是叫 Governance。所以這個詞在西方是由來已久，但用得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治理”這個詞在英文里邊還有管理的意思，日常的什么行為的管理也可以用 Governance 這個詞。所以這個詞是一個幾乎死去的詞。一直到 90 年代以前，在西方出版的文獻里面，這個詞幾乎不出現(xiàn)，很少很少出現(xiàn)。

　它的原來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這樣一種東西，就是一個主體里邊統(tǒng)治的程度叫做 Thedegreeofgovernance，或者叫國家的能力，就是一個主體，他統(tǒng)治這個地方的這種能力，這是它的原意。

　但是在過去 30 年，30 年前有人開始使用這個詞，在英文里邊實際上要到 20 多年前才開始有人普遍的使用，應該說 15 年

　前，中國還要更晚一點，幾乎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這個詞才在新的含義上來加以使用。

　這個新的含義來自于哪里呢？它的來源我也追溯過很多，但對它的散布起到重大作用，是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在 1989 年的時候出版過一個關于非洲的報告，那個報告就是非洲，大家如果了解一點情況，就知道非洲包括其他的發(fā)展中國家，整個 80 年代叫做喪失的十年。就是非洲這些發(fā)展中國家在 50 年代、60 年代獨立以后，經(jīng)濟有一段時間增長挺好的，所以人均 GDP 年均可能都能達到兩點幾、三點幾這個情況，但整個 80 年代是平的或者是下降，所以叫喪失的 10 年。

　世界銀行到 1989 年的時候要追溯這個原因，是這些國家的Governance 出了問題，這個詞就在那個報告里面出現(xiàn)。然后在90 年代，92、93、94 世界銀行反復的出報告，就把這個詞變成一個關鍵詞，拿出來不斷的說事，但在它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實際上把這個詞的含義改變了。所以在 90 年代以后，世界銀行用這 個 詞 的 含 義 ， 它 講 的 治 理 Governance ， 就 是 所 謂 的Goodgovernance，翻成中文就是良治。什么叫 Goodgovernance 呢？Goodgovernance 指的是政府少管一點，管得稍微好一點。什么叫好呢？它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凡是這樣做的東西，就叫Governance。

　世界銀行對這個詞重新使用，但重新使用以后，給賦予它新的含義。什么叫較好的 Governance 呢？就是可預見的、開放的、

　開明的政策制定，富有專業(yè)精神的文官隊伍，對其行為負責的政府行政部門，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民間組織，而且所有這些參與的主體都要依法辦事。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這個標準走，叫Governance。

　所以世界銀行在 90 年代以后用這個詞，它把含義變了，以前的含義是指統(tǒng)治一個地方的能力與行為，現(xiàn)在變成了指一種特定的統(tǒng)治方式，世界銀行推薦的一種統(tǒng)治方式。

　這個詞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是 1995 年，第一篇介紹的文章，連標題都用的英文，用得 Governance 這個詞，而且它都不知道怎么翻譯這個詞，第一次翻的時候沒翻成治理這個詞，它翻譯成治到。1995 年只是一個零星的文章，而那篇文章是發(fā)表在美國的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一個出版物上，在中國的中文出版物。而那篇文章的所有的內(nèi)容，如果有人熟悉世界銀行報告，就會發(fā)現(xiàn)它不過是世界銀行報告的一個摘要，世界銀行過去幾年報告里的一個摘要。所以這個詞從外國引進來的時候，是完全從美國世界銀行引過來的一個詞。1995 年開始有人第一次開始引進那個詞，1996年到 2000 年，又有其他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再一次引進那個詞。

　2000 年以后，中國的學術界才開始有人使用，真正大規(guī)模的使用這個詞要到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用這個詞以后，這個詞才真正的普及。我說這個東西都是可以用關鍵詞的搜索能看到它增長幅度的，出現(xiàn)頻率的，都是可以用數(shù)字來證明。

　所以現(xiàn)在我們講治理就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原來的含義，原來的含義就是治理一個國家的方式與能力，這是一種含義。第二種含義是世界銀行的含義，世界銀行的含義是治理一個國家的特定的一種方式，世界銀行推薦的這樣一種方式。所以我們今天很多人也在那講的那種方式。這兩層含義，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缺乏第一層含義的治理能力，奢談第二層含義的這種某種統(tǒng)治方式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需要跟大家首先說清楚。

　我有一篇很長的文章，去年發(fā)表在一個雜志叫《開放時代》，網(wǎng)上可以找得到這篇文章的全文，標題就叫《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就是治理這個東西的來龍去脈，它的時代背景，我剛才已經(jīng)把時代背景大規(guī)模的簡化，因為這個背景其實是挺復雜的，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這個詞重新出現(xiàn)？為什么會出現(xiàn)？它背后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tài)和現(xiàn)實政治的原因？在這篇文章里面我都有一些分析，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一看，我就不講了。先開題講這個概念。

　我剛才講，在中國你如果用百度的，百度有個叫百度指數(shù)，你可以看到一個關鍵詞，它的出現(xiàn)的頻率可以看得很清晰的。你用百度指數(shù)也罷，或者你用谷歌的，它有一個叫谷歌趨勢，也可以看到關鍵詞的出現(xiàn)頻率。你可以看的很清晰，在中國用中文寫治理這個詞，真正爆發(fā)性的增長是 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這么一個任務。

　在這個文件里面我們看到提出了兩樣東西，一個叫國家治理體系，一個叫治理能力。那它沒有講某一種特定的治理方式，沒有去講在世界銀行那個意義上，這種特定的治理方式，而是基本上在原來的含義上講這個治理的，我剛才講治理的含義本來就是治理的能力和治理的行為。國家治理體系就是指的國家治理的制度安排。這地方講制度安排的時候，制度安排可以有很多很多方面，具體到某一個領域，某一個部門都有各種各樣的具體的制度安排。但是實際上最關鍵的是一些基礎性的國家制度安排。

　國家治理能力的時候，2013 年以后這個文件出來以后，它也突破了此前中國學界對“治理”的理解的單維性，認為它只有一個方面，就是某種特定的治理方式，就世界銀行推薦的這種治理方式。而這個文件里面可以看得到，這地方的治理既是指統(tǒng)治方式，又是指統(tǒng)治能力。就是它有兩個維度，它的雙維性而不是單維性。那我們講能力的時候，同樣的我們要強調(diào)基礎性的國家治理能力，或者簡稱叫做基礎性的國家能力。所以這個文件我覺得寫得還不錯。

　基礎性 國家能力 ：強制能力、汲取能力與濡化能力

　那什么叫基礎性的國家能力？這個我覺得自己還有一點點發(fā)言權。因為從 90 年代初期，我就開始寫關于國家能力的東西，90 年代初期。然后 2000 年的時候，我們有一批學者，包括胡鞍鋼，包括一些在上海的學者，包括有在美國工作，在新加坡工作，比如鄭永年，還有在日本在其他一些國家工作的同行。當時王大

　涵同志還在，我們在上海開研討會小范圍會，他每次都來跟我們一起討論。所以我們當時成立一個叫國家基本制度的研究小組，從 2000 年我們當時就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東西，有一本書出了兩個版本，叫《第二次轉(zhuǎn)型》，就講國家制度的重建、建設是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的，一般的書第一版和第二版沒有變化，這本書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內(nèi)容完全不一樣。我們把我們的研究的進度反映到那本書的兩個版本里邊。

　我們經(jīng)過梳理，我們認為基礎性的國家能力，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我今天講七個方面，在不同的場合，我可以強調(diào)不同的側(cè)面，但是這七個方面一般來講，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這就涉及到具體一個部門，具體一個工作領域的這個國家的能力，而是講的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它的基礎性的能力。有這么七樣，第一個叫強制能力，第二個叫汲取能力，第三叫濡化，第四叫認證，第五叫規(guī)管，第六叫統(tǒng)領，最后一個叫再分配。我現(xiàn)在一個一個簡單的講一講他們是什么意思。

　先講強制能力，強制能力是國家，這個地方的國家指的是state,就是國家機器。強制能力是國家最獨特、最關鍵的標志。這個標志是什么？就是國家壟斷暴力的合法使用權。國家作為一種組織形式，跟其他任何組織形式最重要的區(qū)別就這一點，就是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

　比如一個國家機器跟一個企業(yè)，這個企業(yè)可以很大，有些國家的大的跨國企業(yè)，可能比一個小國的雇傭人口還多，經(jīng)濟實力

　更不用去講，但他沒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或者是有什么所謂的 NGO 或者有什么國際組織，這些組織跟每一個主權國家最大的差別都在于這一點，它沒有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

　所以從我的行當政治學來講，最關鍵的是要定義國家，定義國家以后政治學的其他的所有理論才能展開。那么國家有什么不一樣？就是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學過政治學的人大概都會記得這一點。我最后部分會講。

　但一直到現(xiàn)在為止，國家最獨特、最關鍵的標志是壟斷暴利的合法使用權，這是政治學整個國家理論的基石。

　那么強制能力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對外，對外國家必須有能力抵御外來的威脅，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這對外。那么這就要求國家建立和維持一支常備軍，人類歷史基本上就是個打來打去的歷史，暴力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到今天都發(fā)揮重大的作用。正是因為暴力的這種普遍性，才使得國家具有的這么一個特點，國家我以暴制暴，我把暴力的合法使用權壟斷起來，才會降低統(tǒng)治范圍里邊的暴力的普遍性和烈度。暴力很多是國與國、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戰(zhàn)爭，所以對外需要一個能夠抵御外來威脅，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這么一張武裝力量，常備軍，這對外。

　對內(nèi)，就國家必須有能力維護內(nèi)部的安寧。并不是消滅讓犯罪完全不發(fā)生，這沒有可能性，但是要維護國內(nèi)的基本秩序、基本的安寧。這就要求國家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經(jīng)費充裕、紀律嚴明、著裝整齊的專業(yè)警察隊伍。這每一個詞都是我挺小心的選的，

　包括那個著裝整齊。其實大家到各地看一看，在中國也罷，到世界上走一走也罷，你只要看哪個地方的警察穿的亂七八糟的，那地方秩序好不了。所以這一條在政治學里邊是最重要，就是講國家治理，暴力的壟斷、強制能力，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特征。

　我們今天看一看很多世界上有麻煩的地方，就是那地方暴力沒有人可以有合法的壟斷權。比如說今天的利比亞，比如說今天的也門，你再看看伊拉克、敘利亞，看看凡是發(fā)生沖突的地方，就是那個地方的所謂的國家，它有使用暴力的這種能力，但是還有其他的勢力也有這種能力。那么一個國家到底有沒有一個基本性的東西，就在于它是否掌握了對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這是第一條，叫強制能力。

　不管是暴力造成的損失也罷，還是遏制暴力需要支出的費用也罷，都是巨大的。你可以進行一些計算，有些地區(qū)花費在正規(guī)的武裝力量上的錢比較多，但反過來那個地方分裂勢力出現(xiàn)的可能性就比較小。暴力的代價很高，遏制暴力的成本也挺高。有大概多高呢？我們僅僅以國防為例，全世界各國現(xiàn)在國防預算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平均在 3%左右。有些國家會高一些，比如說美國，它的軍費預算占它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都高于 3%，有些國家會比較低，像歐洲國家，美國一直在迫使歐洲國家把它們的國防預算提高到 2%的水平，說明好多國家沒有達到 2%。還有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可以達到 4%、5%、7%或者更高，因為它有戰(zhàn)爭威脅。所以暴力是挺貴的一件事情，壟斷暴力。

　所以才需要第二個能力汲取能力。暴力壟斷代價不菲。但除了壟斷暴力以外，其實國家還有其他的職能，很多職能都很花錢。

　大家想想你們所在的部門，實際上每個部門都需要經(jīng)費，所以國家的任何職能可能都需要一定的財力來支撐，這就使得國家還需要具備另一項基本性的國家能力，汲取能力。國家必須有能力從社會汲取經(jīng)濟產(chǎn)出的一部分，作為國家機器運作的資源基礎。

　全世界沒有國家不收稅，而且不是現(xiàn)代國家才開始，從古代就開始收稅。我們看一看，中國自從夏、商、周有國家以后，其實都有稅，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模一樣，所以這一條能力也是非常重要。

　我在一年前講過一個東西，其實你看最早發(fā)達起來那些國家，包括歐洲，包括日本，他們在 19 世紀中葉到末期的時候，他們的稅收占 GDP 的比重已經(jīng)挺高的了，而我們中國那時候很低，你低了以后很多事就辦不了，也打不贏仗，你最后可能就發(fā)展不起來。所以稅收不僅僅是個成本，它可以帶來很多好的衍生品。這個很多人意識不到，老覺得稅收就是一個負擔而已。所以汲取能力對國家是非常重要。

　這張圖畫的是1800年到2007年歐美各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長情況。我們看在 19 世紀開端的時候，各國的稅收占GDP 的比重大概都是 2%~3%左右。按照今天的標準是非常非常低。但是到了 2000 年或者 90 年代的時候都已經(jīng)高到了 40、50 這樣的水平。它的汲取能力都是在提升的，尤其是二戰(zhàn)以后，這是第

　二條。

　第三條，濡化能力，僅僅靠暴力維護內(nèi)部秩序代價非常高，而且很多暴力是因為一個社會里邊的人的認同不一樣，或者基本價值觀不一樣引起的，這就使得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國內(nèi)的，一個國家內(nèi)部的人口都能夠廣泛地接受某種認同感和某種價值觀。如果一個國內(nèi)的大部分的人能夠接受某種認同和某類基本的價值觀，社會的沖突會大幅度的減少。

　比如說第一項在這個地方也是兩樣東西，第一個叫做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形成，要求人們把對家庭、宗族、地域特定宗教的忠誠轉(zhuǎn)化為對整個民族國家的忠誠，這叫國家認同。這句話說起來很容易，實際上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情，很多國家為了達到這一點用盡了手段，而且花了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那張圖是一本書的封面，那個書的標題叫PeasantsintoFrenchmen。Peasants，學過英文同志都知道，Peasants中文一般翻譯成什么？Peasants一般翻譯成農(nóng)民，但是實際上這個翻譯是不夠準確的。因為Farmer 也是農(nóng)民。那么西方語言里邊講 Peasants 的時候，除了說這些人是以靠土地吃飯以外，很重要的是說這些人見識少，土包子，什么都不知道，叫 Peasants。PeasantsintoFrenchmen 是指的法國的案例，就法國以前的人都是些 Peasants，他們真正變成了自我認同自己是法國人，是很近的一件事情，很近的一件事情。一到 19 世紀下半葉，還有大量的法國人根本不說法文的，不是不會說，有些是不會說，有些是會說也不說，因為他的認同

　不在這個法國，他認同是本地的，是家族、宗族、地域、宗教這樣一些東西。法國當時是用盡了一切的辦法，這本書很好就講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使得法國人慢慢地認同自己是法國人，而不是某個地方的人，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今天世界上大量的地方出現(xiàn)問題，就是國家認同出了問題，我不認同自己是這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比如說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都是南部斯拉夫的種族。一百多年前這些種族的人都意識到自己屬于同一個南部斯拉夫種族，然后要求建立一個南斯拉夫的國家，所以在一戰(zhàn)前后就成立了這么一個國家。那么當時還有一個作家寫的一本政治科幻小說，假設 100 年后這些地方的人生活在同一個國家里邊，所以他們沒有太大的那種分歧。但是因為后邊的認同問題沒解決好，今天一個南斯拉夫變成八個部分，所以這個認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解決它其實是很難一件事情，這需要國家花出大量的時間精力，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解決認同問題。我們中國碰到今天有些有麻煩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也是認同問題，就是國家認同，這是濡化能力。

　濡化能力最重要的手段當然是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我們今天長期生活在和平年代里面，會老是覺得教育主要是提升學生的 技 能 ， 大 家 要 知 道 ， 義 務 教 育 在 英 文 里 面 叫compulsoryeducation，叫強制性教育，最早提出強制性教育這個概念的人，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馬丁·路德，就是搞新教改革那個人。他一方面改，一方面要求國家寫過一封信，寫的是

　dearruler，就是給統(tǒng)治者的一封信，里邊講，應該強迫孩子們?nèi)ナ芙逃�。這個強迫受教育，不是要他接受某種技能，而是要他接受他某種認同。

　所以你看 19 世紀這些很多國家開始推行強制教育，都是在形成認同的一個過程中間必要的手段。所以法國當時把中小學教師叫做共和國的戰(zhàn)士，因為它是要培養(yǎng)一般的法國人，居住在法國這個土地上的人，變成認同法國這塊土地，這個體系的人，所以這叫國家認同。

　同時國家必須塑造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形成一套為大多數(shù)民眾接受并內(nèi)化于心的核心價值體系。就是認同問題解決以后，還要解決一個核心價值體系的問題。這個在過去十幾年里邊，中國也做了很多事情，說明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哪些行為是好的，哪些行為是不好的，是不可接受的，是要受到懲罰的。這要讓大多數(shù)人知道一個標準，這樣的話內(nèi)化于心，才有可能外化于行，使得社會總體上會有比較好的秩序，經(jīng)濟發(fā)展有比較好的條件，這是第三條，濡化能力。

　基礎性 國家能力 ：認證能力、規(guī)管能力、統(tǒng)領能力、再分配能力 第四條，認證能力，認證英文叫 identification。認證是指在數(shù)據(jù)與標的物之間建立一一對應的動態(tài)關系。

　認證實際上從國家出現(xiàn)開始就很重要。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強制能力，強制能力你得征兵，不一定是常備軍的兵，但是打仗

　的時候你得征兵；汲取能力，汲取你得收稅，所以你征兵征誰？收稅從誰手里收？依據(jù)什么理由收？都需要認證。征兵你就要知道這個家庭里面有幾個丁，有幾個男丁，就是能夠打仗的男人，多少歲到多少歲，國家心里邊要有個譜。你要征稅，你得知道這個家里邊有多少畝地，有多少人，你才好征稅。

　從古代開始，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文明，都開始需要認證。到了現(xiàn)代社會，你幾乎是離開了認證寸步難行，比如說食品、藥品的規(guī)管，食品的批次、藥品，然后出入境管理、福利制度，你可以想任何事情都有認證�，F(xiàn)在實際上所有東西都有編號，今后可能連一個沙粒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編號。所以認證從古到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基礎性的能力。

　這是一個書的封面，是我一個以前的學生寫的，現(xiàn)在人民大學的一個教授，叫《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這整本書講的是國家的認證能力。

　第五，規(guī)管能力。剛才講到濡化能力，濡化能力作用于人們的內(nèi)在信念，大家內(nèi)心怎么想的，規(guī)管能力作用于人們的外部行為，一個社會的濡化能力再強，也不可能讓所有人把內(nèi)化的價值外化成標準的行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人們的外部行為，還是有很多東西可能是違背了社會的基本規(guī)則，所以規(guī)管要作用于人們的外部行為。

　規(guī)管的意義就在于改變個人和團體的行為，使他們的行為符合國家制定的規(guī)矩。沒有這些規(guī)矩，人可能是隨便行為，有了這

　些規(guī)矩，他可能就知道某種行為方式是對的。

　規(guī)管它的目的說起來很復雜，其實也很簡單。規(guī)管的目的無外是保護兩樣東西，人和自然，保護人和自然。為了保護人和自然，國家不僅必須制止明顯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比如殺人放火，還應該對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不同方式的規(guī)管，比如說規(guī)定度量衡、食品藥品質(zhì)量標準，工作場所和居住環(huán)境的安全標準，甚至父母對子女的責任。中國這方面可能沒有那么嚴格，但是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來自于中國一個很著名的家庭。后來他留學的時候被遣送回來了，原因很簡單，他的孩子洗澡的時候在澡盆里摔了一跤，摔的身上有淤血。上學的時候被老師發(fā)現(xiàn)了，就有人說這家虐待孩子，他是百口莫辯，沒辦法說清楚，給遣送回來了。因為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寫在法律里邊的，你的忽略也罷，你的有意的虐待也罷，要受到懲罰，遣送回來了。后來有一個電影叫《刮痧》，寫的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把故事的背景一些東西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刮痧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定會在身上出現(xiàn)很多痕跡。但是你在美國刮痧帶到一個學校里面去，老師或者什么人看到說虐待孩子，就變成很大一件事。這個具體的東西不重要，在于有些國家已經(jīng)管到非常具體的就是家長對孩子的責任。你在美國上班的時候，你家里有一個12 歲以下的孩子，家里如果沒有人的話，你心驚膽戰(zhàn)的，因為你會隨時可能受到處罰。

　所以現(xiàn)在社會已經(jīng)事無巨細，管得非常非常的嚴密了。這是

　美國人畫的一張圖，是美國的規(guī)管下的美式生活，這僅僅是一大早，剛剛起床，剛剛起床，他寫的這每一個都代表一個機構(gòu)。FDA，F(xiàn)oodandDrugAdministration，這個是食品藥品管牙膏；牛奶USDA農(nóng)業(yè)部，幾乎每一樣事情都有部門管，都有部門管。這美國人文章寫得很細，就幾乎從你早上一睜眼開始，一直到你上班的路上，到上班的場所，一直到你回來晚餐，一直到你睡覺，他可以有詳細的描述，就你生活的幾乎每一刻，每一件事都有各種各樣的部門來規(guī)管。這其實也不光是美國，歐洲國家差不多。日本差不多，其實我們中國仔細想一想，其實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可能我們今后也會規(guī)管的越來越細。所以現(xiàn)代社會里邊的規(guī)管會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六，統(tǒng)領能力。規(guī)管能力涉及的是國家與經(jīng)濟、社會的關系。統(tǒng)領能力涉及的是國家與自己的工作人員和工作機構(gòu)的關系。所以一個是國家對外，一個是國家對內(nèi)。統(tǒng)領能力涉及國家與國家機構(gòu)、國家工作人員的關系。

　各項國家職能都需要有工作人員，有工作機構(gòu)來執(zhí)行，這就需要有訓練有素、清正廉潔的國家工作人員。訓練有素，有各種各樣的處理方式，保證官員的清正廉潔，也有大量的東西需要做。這個中國古代就開始想讓自己的官員訓練有素，所以有一整套的這個考試的辦法。這一套體系到了 19 世紀被英國，然后美國借鑒去了，這是保證訓練有素的一種方式。

　那清正廉潔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式。當然以前有些時候，有

　些朝代里邊他已經(jīng)把這個違規(guī)行為變成了半認可的狀態(tài)，那就不存在反腐的問題，但今天的社會可能已經(jīng)很難容忍這些東西。所以需要那個群訓練有素，清正廉潔的國家工作人員，以及高效、協(xié)調(diào)的國家機器進行實施。就國家機器，我們既然用“機器”這個詞來形容國家機器，那國家機器要各個部門要互相是咬合的，是協(xié)調(diào)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機器就會運作的不太正常。

　所以統(tǒng)領能力是指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工作人員，國家機構(gòu)包括橫向的每一個層級的各個政府的各個部門，縱向的每一級政府。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很多層級，我們的這個中央和地方各級的關系，比全世界任何國家都要復雜，所以要把它整合好，統(tǒng)領起來，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

　第七，再分配能力，再分配能力。再分配是指國家在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對稀缺物資進行權威性的調(diào)配。稀缺物資都是人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比如說錢、醫(yī)療、教育、環(huán)境，就各種各樣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有些時候你純粹的按，要人們在不受任何約束規(guī)管的情況下，讓他們通過互相的作用來產(chǎn)生。有些時候不太可能。所以需要國家進行權威性的調(diào)配，權威性的調(diào)配。

　再分配的目的，兩條，一條是保障社會中所有人的經(jīng)濟安全，就是讓人們能夠過得下去，有一個體面的生活。這也就是說為什么我們在講全面實現(xiàn)小康這件事情上花這么多的氣力，就是要保證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有一個最基本的，擺脫絕對貧困，有一個

　最基本的這個經(jīng)濟安全。沒有這一條，問題是會，它帶來的問題會非常之多。

　第二個目的是縮小社會里面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這個地方用的詞叫縮小，沒有講消除。消除的可能性在目前來看是很小的�？s小，也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事情。這兩個目的，你可以說是出于道德的、理念的，你需要做這個事情，你也可以完全出于管理一個社會，你不希望出事，這么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社會里面很多人沒有最基本的經(jīng)濟安全，他們會被逼上梁山的，他們可能會造反的，他們可能會用別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基本生計的，而那些方式很可能是犯罪的方式。同樣一個社會如果不平等，麻煩會非常非常之多，社會沖突不斷。所以不管從理念的角度來看，還是從那個實際的管理的角度來看，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是必要的，所以國家需要進行再分配。

　那么再分配有助于維護社會秩序，增強政府的認受性，就國內(nèi)也有把它翻譯成叫做合法性，legitimacy，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比較好，認受性就會比較高一些，這是七個方面。

　基礎性 國家能力 的前世、今生 這七個方面它的情況是不太完全一樣的。我把這三樣叫做近代國家的基本能力，近代國家基本能力，其實古代國家也都需要具備的，就是強制、汲取、濡化，尤其是強制和汲取，哪怕古代國家都需要。濡化可能到了近代國家就開始需要，原來講以前是國家可能沒有邊界，國家也沒有一個說需要這個認證你是哪一個

　國家的人，也不需要，比如說我們今天有護照、簽證這些東西，你稍微看一看老一代的回憶錄，20 年代 30 年代出國那些人，他們什么時候辦過護照簽證，碰到麻煩了，沒有，因為那個時候這些東西都不重要。真正形成人們大家開始認同于要需要濡化，把它變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這種東西，是非常近代的事情，所以這三項是近代國家的基本職能。

　這四項我把它叫現(xiàn)代國家的基本職能。現(xiàn)代國家我指的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國家，就這些國家應該具備認證、規(guī)管、統(tǒng)領和再分配能力。這七項能力如果都具備了，一個社會就會管理得比較好，或者治理比較好。如果缺一兩樣，尤其是在頭三樣，如果缺的話，就會麻煩很大。后四樣缺的話社會就比較叫亂七八糟，不是治理不下去，但是顯得亂七八糟，所以這是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性質(zhì)是不完全一樣。

　那我現(xiàn)在稍微要講這些基礎性國家能力在全球的形成的過程會講很長，我就非常簡單的點到為止的來講講它的前世今生，基礎性國家能力前世今生。

　強制能力。軍隊，人類歷史上其實一直都有，但是常備軍是很近的事情。常備軍就是不管打仗不打仗，都養(yǎng)一個軍隊，這樣東西是比較少的。所以常備軍現(xiàn)在一般認為是最早出現(xiàn)在 16 世紀的西班牙。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近現(xiàn)代世界里面最早出現(xiàn)的一個霸權是西班牙。到 18 世紀中葉，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今天的人讀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時候，往往讀的前

　幾章，你往后看的時候，軍隊暴力的壟斷在亞當·斯密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亞當·斯密說，常備軍是現(xiàn)代社會的標志。到 18 世紀中葉，后半葉，那是對外。

　對內(nèi)，中國古代也罷，西方社會也罷，沒有專業(yè)性的警察的，有些看更打更的人，有一些衙役，但是沒有專業(yè)性的穿制服的警察的。專業(yè)性的穿制服的警察最早出現(xiàn)是 1829 年，在倫敦開始出現(xiàn)第一批穿制服拿工資，就是別無旁騖，專門做這么一件事，這樣一種專業(yè)隊伍，是 1829 年。然后很快延伸到曼徹斯特、利物浦這些社會。到了 1830 年、1840 年，就延伸到美國的紐約，美國的波斯頓這樣一些其他的城市。所以現(xiàn)在警察基本上是 19世紀上半葉開始出現(xiàn)，到中國就要到 19 世紀的下半葉和 20 世紀初，中國才開始出現(xiàn)專業(yè)性的警察。所以這是強制能力的前世。

　汲取能力。到 19 世紀末的時候，歐美國家的財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平均達到 9.3%。這個數(shù)字當然可能還可以，因為這個沒有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所以這個算一個初步的估計。但用同樣的方式估計當時的中國要低得多。

　濡化能力。以前包括今天的發(fā)達國家，濡化也是個很難的事情。比如說意大利要到 1861 年才開始成立，當時意大利很多人是不說意大利文的，也不認為自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這個半島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很多的這種國家。德國也是一樣，1871 年才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德國。法國雖然說起來是比較早的，從政治上就統(tǒng)一了，但真正的變成一個內(nèi)部人口充分的認同自己這么一個法蘭西國

　家的，也是要到 19 世紀的中后期才出現(xiàn)，其他的國家就更不用去說了，包括 20 世紀中期以后，走向民族解放獨立的這些地方。

　認證能力。中國說起來，在古代中國的認證能力是比較強的，如果相對于當時的西方國家。比如說在歐洲，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有名有姓的取名方式才普及到所有人。中國是比較早，人就開始有名有姓，我們今天都有名有姓，所以顧炎武，就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日知錄》里邊講，中國人都已經(jīng)有名有姓了，其實還可以往前走，也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包括英國，到 19 世紀的時候，據(jù)說 70%-80%、80%-90%的人就九個名字，什么 John、Smith 這樣一些名字，Stone 這樣一些名字，大家不知道起什么名字，都起這些名字。你本來生活在一個村里，有個人叫 Stone叫石頭，那比較簡單，這個人叫石頭，那個人叫史密斯，他家是個什么，鐵匠，這個比較清楚。如果再有多了孩子怎么辦？你可以叫這個人叫 FatStone 一個胖石頭，然后或者叫小石頭，里頭都可以。但是你一旦都進了倫敦，進了利物浦，進了曼切斯特，這些城市工業(yè)化以后，你喊一個 Stone 滿街的 Stone 都出來了，你就需要一個別的認證方式。所以以前也是貴族才有姓，慢慢的這個新人也開始普及到其他的人。所以這樣到 19 世紀，很多社會要到差不多 20 世紀，比如說土耳其，日本是到 19 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出現(xiàn)有名有姓這樣一些情況，這是非常粗糙的原始的認證方式。

　規(guī)管能力。我這地方只舉一個小例子來說。以前政府是不管

　什么事的，政府不管什么事，那個真是實現(xiàn)了有些自由主義者鼓吹的 laissez-faire，就是放任不管，但那個社會是很麻煩的一個社會，問題非常多的社會，比如說美國 1906 年出了一本書叫《TheJungle》，中文把它翻成《屠場》。Jungle 這個詞，在懂英文的人都知道就是叢林，叢林就是沒有規(guī)矩的地方，但這本書寫的是屠宰場的事。就是當時的屠宰場是沒有人規(guī)管的，所以那個屠宰的時候，它做出來的香腸里邊什么都有，這本書出來以后大家都看的就惡心，他們知道自己吃的成天吃的什么亂七八糟東西，所以迫使美國在當年通過的 PureFoodandDrugAct，這本書影響非常非常之大。

　當時還有其他的一些案例我還可以講。比如說防火，那么在美國出現(xiàn)一個叫做 Fire，在今天美國的 NIU 大學旁邊一個大樓失了一場火，工人逃不出來，因為門全部都鎖住了。消防梯子全是假的。救火隊到了那個水龍頭里邊都沒有水，因為都是假冒偽劣的東西，所以后來才一步步的規(guī)管，跟了上來。

　規(guī)管能力也是要到 20 世紀以后，各個國家才慢慢的走上正軌。比如前幾年我們中國的礦難很多，美國 20 世紀初的礦難多了去了，然后因為后來有了規(guī)管，礦難死亡人數(shù)就急劇的下降。

　再分配能力。那么這個能力是發(fā)展的更晚的。那么歐美國家用于社會保護的平均公共開支占 GDP 的比重，1880 年的時候平均是 GDP 的 0.29%，就幾乎沒有，很少錢花在這種。一直到 1930年，也才是它的中位數(shù)也才是 GDP 的 1.66%，也是基本上沒有花

　什么錢，花在社會福利上。社會福利的真正的開始，在西方國家開始是要到二戰(zhàn)以后，而且福利的引進、福利的擴張往往跟戰(zhàn)爭有關，往往跟戰(zhàn)爭有關。原因也很簡單，你不給人家福利，人家?guī)湍愦蛘袒貋碚也坏焦ぷ髟趺崔k？你不給人家福利，人家打仗傷殘了怎么辦？打仗的時候，身體健康的男丁都出去打仗了，生產(chǎn)誰來維持，婦女走上了工作崗位，你給他什么保證？所以戰(zhàn)爭往往促進了福利的擴張。所以有一本講福利擴張的書就叫，標題就叫 FortheSoldierandMother，為了母親和戰(zhàn)士。

　所以一戰(zhàn)以后有一次小小的擴張，二戰(zhàn)以后有一個更大的擴張，都是比較近的一些事情。這是基礎性國家能力的前世。

　今生，基礎性國家能力的今生，基礎性國家能力是這樣一種東西。你把它建立好了以后，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事情。因為在不同的時代，基礎性的國家能力的實現(xiàn)方式是需要變化的，是需要調(diào)整。否則你以前已經(jīng)建立的基礎性國家能力也可能流失。

　實際上到了 20 世紀的 70 年代，西方二戰(zhàn)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形成了一些東西，到了 70 年代中期的時候就碰到了很多麻煩。我這邊推薦兩個人，一個人叫塞繆爾·亨廷頓，這個人是哈佛大學政治系的一個教授，他的政治觀點，我是極度的不贊成，但是這個人他思考問題的方式，我覺得是值得稱道的。他就是底線思維，為美國來底線思維。比如說他 1968 年寫了一本書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 年是什么時候？1968 年是全世界革命潮流風起云涌的時候，中國有文化大革命，美國也

　一樣，有反越戰(zhàn)，各種各樣的。

　所以他們當時覺得這是很大的政治秩序出了問題了，所以亨廷頓在這本書的第一頁第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他說辨別一個政治制度，很多人是以這個政治制度的形式來判斷，form。美國是民主的，蘇聯(lián)不是。他說這個是次要。真正判斷一個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有沒有能力干事，國家能力，這是第一位的，他說在這個意義上蘇聯(lián)跟美國是一樣，其他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是另一類。他強調(diào)維持這個基本秩序的重要性。1968 年。1975 年，同樣是他執(zhí)筆寫了一個報告，這是美國、歐洲、日本有個叫三邊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今天還在，寫了一個報告叫做《民主的危機》。他說我們現(xiàn)在民主制度出現(xiàn)危機了，整個西方國家，這個民族需要治理能力，我們現(xiàn)在缺乏這個能力。蘇聯(lián)垮臺以后，他一時腦筋發(fā)熱，寫了一本書叫《民主的第三波》，就是民主現(xiàn)在來了，現(xiàn)在第三波了，好像全世界都變成民主了。但過了幾年以后，他就發(fā)現(xiàn)不是那么回事。他更著名的一本書叫《文明的沖突》，TheClassofCivilizations ， 他 臨 死 的 時 候 寫 了 一 本 書 叫《whoarewe》我們是誰？他發(fā)現(xiàn)美國的國家認同現(xiàn)在出現(xiàn)大的問題，在加州很快白人就是少數(shù)。所以他是底線思維，他考慮的都是我剛才講的一些能力，認同能力、再分配能力以及強制能力這些東西。

　他有個學生叫福山，一個在美國長大的日本人，他也來這個地方講過，他 1989 年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歷史的終結(jié)》。

　然后 1992 年把這篇文章擴張成一本書，標題也叫《歷史的終結(jié)》。他們當時太幼稚了，看到蘇聯(lián)垮臺了，就覺得世界已經(jīng)，找到了解決世界所有問題的方案，歷史就終結(jié)了，人類已經(jīng)知道了答案，就是搞一個市場經(jīng)濟，搞一個民主社會，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他一時興起，寫的這些東西。但是再過 10 年他就沒有那么樂觀了。所以到 2004 年，他寫的《國家構(gòu)建：21 世紀理和世界秩序》，開始講 statebuilding，講國家能力的建設，到最近的兩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和下卷，他就更強調(diào)國家能力，民主在他這個地方已經(jīng)變成是后邊的事情，你先把國家能力解決好，國家能力沒解決好，民主先少談，不然的話就會出現(xiàn)叫政治衰敗，叫Politicaldecay。他認為美國現(xiàn)在就是處于 Politicaldecay 這個過程中間，因為你基礎性的一些國家能力，現(xiàn)在實際上是被腐蝕掉，沒有重建。

　所以看今天世界上的各種各樣的危機，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國家的危機都跟他們的基礎性的國家能力有關系。比如說在第三世界國家，大量的國家是強制能力有問題，就國家不能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濡化能力有問題，就是不能形成在民眾里邊實現(xiàn)一種共同的認同感。前南斯拉夫我剛才已經(jīng)提到了，我就不講了。歐美也是一樣，歐美到六七十年代，甚至到 80 年代，他們還很自以為是，很自信，覺得他們這套體系可以容納任何人。

　再后來難民來了，他們開始還以為我這個制度是有包容性的，我給你提供我這個制度所有的優(yōu)勢的東西，你進來以后你會認同

　我，問題就解決了。

　但顯然沒有這樣做，現(xiàn)在到歐洲那些國家以前非常自信的，包括瑞典�，F(xiàn)在有外國背景，就是在外國出生或者父母是外國人的這樣的人口，占在瑞典的人口比重上升得很快，擔心又來了。各種各樣的所謂的今天叫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些極端主義的東西開始出現(xiàn)。所以在歐美國家，包括美國，特朗普要建強也罷，干什么也罷，大量都跟他們的基礎性的國家能力，這個碰到問題有關系。這是我講的第一部分。

　二、 中國 國家 治理的歷史階段

　無治（ 1851 —9 1949 年）

　第二部分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階段，這個我剛才講了，講這一段的目的是要從長視野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處在什么地方。有些時候你不從長的視野來看的話，你不清楚我們現(xiàn)在處在哪個階段，這是我的看法。

　如果回顧過去，150 多年，差不多一百六七十年了。中國的國家治理，按我的梳理走過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如果用英文詞來講，它用的是同一個詞根的詞。第一個階段英文叫做Ungovernability，就是沒法治理，叫無治，1851 到 1949。第二個階段是從 1950 到 1982，這個階段英文叫 Government，這個詞它既可以解釋成政府，也可以解釋成一種統(tǒng)治行為。第三個階段是從 1983 年到 2019 年，我把這叫 Governmence，這個時候的國家管理方式開始發(fā)生變化，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就是除了國家這個主

　體以外，其它的主體也參與到了這個國家治理里邊。所以我把它叫做共治。這地方寫的時間都是大致的，也不是說到 1982 年突然發(fā)生變化了，1983 年突然發(fā)生變化了，是一個大致的模糊的東西�？梢栽缫稽c晚一點。因為有些事情發(fā)生早一點，有些事情發(fā)生晚一點。

　第一階段，在 1851 年到 1949 年這個階段，按照我剛才講的這些基礎性的國家能力，就是都不太具備，也不是說在所有的時間，所有的能力就完全沒有，只是說所有時間、所有這個方面這些能力都挺弱的，有些時候是全面的弱，全面的弱，我就不能去細講，不能細講。

　為什么 1851 年？大家知道太平天國在這以前開始發(fā)生了，1851 年出現(xiàn)一件事，就是清朝不得不動用漢族的人來組建這個正規(guī)軍以外的民兵，來跟太平戰(zhàn)國打仗，來維持各地的秩序，這樣才有曾國藩組織湘軍，然后后面有淮軍，在八旗和綠營以外出現(xiàn)了新的軍隊，就是說清朝基本上以前是不允許漢人來染指軍隊的指揮的，所以有個標志性的事情。

　缺乏強制能力。從晚清到民國，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股政治勢力可以在中國全境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這個我就不去細講了，每一個每一段都需要去證明我的說法的話，要講很多事，我就不去細講了，就是在 1851 到 1949 都是如此。

　缺乏汲取能力。清代的時候，當然沒有人做過非常系統(tǒng)這方面的估算。有一個哈佛大學的一個教授，他的估算是清代的財政

　收入從來沒有超過 GDP 的 4%，實際上大量時間是低于 4%的。那么最近這些年，又有一些人，有些年輕的學者做了一些估算，實際上從明以后中國的汲取能力是下降，就是國家稅收占 GDP 的比重是下降的。日本實際上是一直比中國高，在很長時間里面就在19 世紀，18 世紀、19 世紀都比中國高。

　那么在民國的前期，1911 年到 1927 年，尤其是在 1916 到1928 年間，幾乎沒有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財政體制。歷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國內(nèi)外的借貸生存，也是汲取能力不夠，就只有賭明天。

　那么國民黨時期大概只有 1928 年到 1936 年，他有一個這個統(tǒng)治，但他也不能在全境統(tǒng)治，它最重要的統(tǒng)治還是南京周邊的三四個省，他也比較這個穩(wěn)固的統(tǒng)治，所以它的財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大概最好的一年 1936 年，大概是國民收入的 8.8%。我剛才講，歐美國家在 19 世紀末都已經(jīng)達到 9.6%就是平均，所以也是比較低的。

　濡化能力，濡化能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這個孫中山是深有體會。就是大家都生活在這土地上，但大家很多人并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還是認為自己什么哪個村的人，哪一個家族的人。所以孫中山一生中間據(jù)統(tǒng)計至少有 25 次提到過一片散沙、一盤散沙或者散沙，大概有二三十次。他最早是1912年中華民國剛剛成立以后提到這個詞，最晚的是1924年，這已經(jīng)距他去世不到一年的時間了。他最后是這樣講，他說雖有

　四萬萬人結(jié)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jié)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他說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這不是夸張的。在當時中國就是世界上最貧弱，不是一般的貧弱，是最貧弱。1950 年人均 GDP 把中國放到所有的非洲國家中間進行排名。中國也是最后四五名。絕大多數(shù)的非洲國家，所謂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都比當時的中國人均 GDP 要高，有些時候不是高一點點，是高幾倍甚至十倍，所以當時最貧弱。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雖然大，統(tǒng)治的疆域雖然大，但國家認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所以開始是遼東半島被占，東北全境被占，然后華北一下子就變成說華北我要自治，然后怎么樣，中國人當時因為沒有穩(wěn)定的國家認同，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

　所以孫中山講的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因為濡化能力有問題，所以當時中國碰到的危機是全面危機。這位的名字叫鄒讜，1999 年去世的，以前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是我的老前輩，他爹是國民黨元老周魯，所以他是國民黨的高干子弟，熟悉這一整套東西。他的看法是在這個時期，中國是一種全面的崩潰。他說，民主國家，經(jīng)濟、社會、政府全部都碰到了危機，是全面危機。他有一個看法，一直堅持到他死，他說碰到全面危機的時候，你需要找到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叫做

　Totalisticsolution，需要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因為你碰到的是全面的危機，小敲小打，貼狗皮膏藥，修修補補都不行，要有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

　這個解決方案誰提供的，中國共產(chǎn)黨、毛澤東。我們看看這是毛澤東 1949 年 9 月 30 號建國前兩天講的話，他提供的就是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他說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tài)。舊中國里有那么多人，但英國幾個炮艦就把你打敗了，隨便來個什么人就把你一塊土地拿走了。然后一個小日本，就占你中國的大片的大好河山，因為你沒有組織，你就面臨著全面的危機。所以我現(xiàn)在要把所有的人組織起來，這就是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

　現(xiàn)在回頭看，有人會批評是不是過了？但不要忘了毛澤東自己反復講一句話，他在一生里面講過這個話，講了多少次，就是矯枉必須過正。你一張紙本來是這么彎曲的，你想讓它平下來，必須要把它彎過去才能平下來，所以矯枉必須過正。這樣的話才從無治變成了獨治。

　獨治（ 1950 —2 1982 年）

　國家作為一個主體，不允許其他的主體來染指國家治理，變成獨治，是矯枉過正，但幾乎也是必須的。

　在這個時期，這七項國家的基本能力，它的實現(xiàn)方式不完全一樣。頭三項強制、汲取和濡化主要是依靠正式的國家機器，正

　式的國家機構(gòu)，黨政組織正式的來做。后四項它是國家能力，但是，不是主要靠正規(guī)的國家機器來做，而是靠城鎮(zhèn)里邊靠單位，農(nóng)村里邊靠社隊。所有人在城鎮(zhèn)都組織到單位體系里邊去，農(nóng)村里邊都組織到社隊體系里面去，每一個單位和社隊都變成了準國家機器，它不是國家機器，但扮演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今天回頭批評，叫做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但當時這樣做有它當時的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這個階段，強制靠著解放軍、人民警察；汲取靠的是各級財政部門，而且當時汲取一種很簡單的方式是企業(yè)上繳利潤；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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