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 　　 　　【推薦理由】 　　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個人傳記。對傅斯年和陳寅恪的記憶，打開了被蓄意掩蔽的歷史之門。他們在20世紀所遭遇的命運劇變，譜寫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哀歌。這部記錄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心靈史詩，讀來感人淚下，悵惘良久。
　　
　　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經(jīng)過長期密謀策劃，終于開始了占領(lǐng)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除接二連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lǐng)拍發(fā)“固守勿退”的電令外，分別邀請各界人士火速趕往廬山牯嶺，頻頻舉行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共商救國圖存大計。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教務長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一大批學界要人也應邀參加會議。
　　此時，平津兩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請到廬山參加會議的各大學校長、院長與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職員工，由于遠離平津，對戰(zhàn)事進展的真相難辨真?zhèn)�，而混亂的時局伴著恐怖的謠言，如同風中野火在中國大地上四處流竄飛騰。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廬山的蔣、梅、張等三校校長憂心如焚，坐臥不安，其情狀正如梅貽琦所言：“實屬腸一回而九折”。為此，三校校長與學術(shù)界資深人士紛紛陳情，渴盼中央政府盡快作出決斷，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水火中苦苦掙扎的高校和學界同人。
　　7月29日，北平淪陷。就在北平陷落的同時，天津守軍張自忠部接到命令，開始退卻，日軍趁機展開全面進攻。地處城西的天津南開大學突遭日軍炮火猛烈轟炸，校園內(nèi)的木齋圖書館、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師宿舍區(qū)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寶貴圖書資料灰飛煙滅。緊接著，日軍派大股騎兵和數(shù)輛汽車滿載煤油闖入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chuàng)辦，靠各界人士贊助，經(jīng)過千辛萬苦發(fā)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杰出的私立大學，在戰(zhàn)火中頃刻化為灰燼。時已轉(zhuǎn)往南京的張伯苓聞訊，當場昏厥，爾后老淚縱橫，悲愴不能自制。
　　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以悲壯的語調(diào)和不屈的精神對《中央日報》記者發(fā)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zhì)，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7月31日，也就是天津陷落，華北大部落入敵手之時，蔣介石約見張伯苓，以同樣的悲壯與堅毅之情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此時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徹底擊垮一個民族，除動用武力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諸方面摧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徹底征服。因此，日本軍國主義者決不會輕易放過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變前就對平津等地高校作為重要征服目標而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口口聲聲要打斷中國人的脊梁骨，讓中國人徹底以日本人的意志為意志。在這種驕橫癲狂的意念中，日本軍隊終于將南開大學置于炮火之中，開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qū)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廬山轉(zhuǎn)入南京繼續(xù)參與國事討論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及胡適、傅斯年等學界名流，日夜奔走呼號，與國民政府反復商討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師生。一時，南京與平津高校間密電頻傳，共同為之出謀劃策。
　　8月中旬，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副所長的身份，同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校長及學界名流反復商討、權(quán)衡后，力主將三校師生撤出平津，在相對安全的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這一決定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三人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為籌委會主任秘書（代表教育部次長周炳琳），籌委會成員每校委派一人，北大胡適，清華顧毓，南開何廉。此外另有學界大腕傅斯年、湖南教育廳廳長朱經(jīng)農(nóng)、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等，籌委會主席由教育部部長王世杰親自擔任。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發(fā)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師生中用書信和電報秘密傳達。早已心力交瘁，翹首以盼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接到通知，紛紛設法奪路出城，盡快逃離淪于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zhuǎn)趕赴湖南長沙――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由于這一決定是在時局激變的緊急情況下倉促作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實際上是一次毫無組織和秩序可言的慌亂大逃亡。
　　建校歷史最為悠久的北大校園內(nèi)，由于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名流均赴廬山參加政府會議，各項善后工作落在了北大秘書長、中文系教授鄭天挺身上。此時，一些骨氣與民族氣節(jié)都呈“五短身材”狀的文人、學者紛紛“下水”，開始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局勢異常嚴峻。面對危局，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全部身心用于保護校產(chǎn)和組織師生安全轉(zhuǎn)移中來。
　　11月17日，鄭天挺與羅常培、陳雪屏、羅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輔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離開淪陷的北平，向南方奔去。正如羅常培所說：“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jié)束了！”
　　在北大師生逃難的同時，清華、南開師生也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流亡。南開師生直接自天津碼頭乘船南下，但清華、北大師生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由于唯一的一條南下通道――津浦路被日軍截斷，必須乘火車由北平轉(zhuǎn)天津再設法乘船沿海路南下。陳寅恪與大部分師生，正是沿這條線路開始了９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途中
　　
　　時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合聘教授的陳寅恪，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間，陳氏在學術(shù)研究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yè)績輝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驊、傅斯年以及清華大學梅貽琦、葉企孫、馮友蘭、朱自清、劉文典等雙方大大小小主事者的贊譽和尊敬，亦深受學生們尊崇與敬愛。由于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不僅清華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系高年級的學生經(jīng)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nèi)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jié)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里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jù)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若從北平城內(nèi)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nóng)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前往聽課的師生曾幾次遇到過攔路劫財?shù)膹姳I，多虧每次都靠人多勢眾，手里又各自拎著木棍鐵器等防身家伙，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即使如此，北大師生也愿冒險出城，親自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相對城內(nèi)北大的偏遠，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員，則得天時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達清華講堂，先是喘著粗氣，接下來屏息靜氣，美美地享受一頓免費大餐。
　　據(jù)1930年入學清華，后留德十年，歸國后由陳寅恪舉薦于傅斯年而進入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任教，許多年后頭戴“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等三頂桂冠的季羨林回憶，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旁聽了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據(jù)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fā)，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夸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guān)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路德施，在國內(nèi)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nèi)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庇终f：“這種學風，同后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一生�！�
　　就在季羨林聽課的這一時期，根據(jù)清華大學規(guī)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為限，所在學科有特殊貢獻者，可超過此限，其人數(shù)不得超過全體教授總數(shù)的五分之一。作為兩系合聘教授的陳寅恪，屬當之無愧的“特殊貢獻者”，因而得以連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達480元，為清華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穩(wěn)定，無憂無慮。最令陳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親三立老人得以從南京遷到北平城內(nèi)和兒孫輩家人經(jīng)常見面，不再孤獨。平時城內(nèi)與清華園兩面家務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過家中電話隨時聯(lián)絡。陳寅恪講課、讀書、會客、散步，皆感舒心愜意，如處桃花源中，真正過上了俗世中所說的“幸福像花兒一樣”的美滿生活。想不到盧溝橋一聲炮響，將世外桃源之夢擊得粉碎。
　　據(jù)《吳宓日記》載，7月6日晚7時，陳、吳二人來到校內(nèi)西園散步，后坐在體育場上看晚霞，覺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陳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會兒，二人又談起時局變化，感日本之洶洶，嘆中國之落后，不禁黯然神傷。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夜里盧溝橋畔就響起了槍聲。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騰起的炮火硝煙所籠罩。
　　7月28日，北平西部一帶戰(zhàn)事激烈，當晚，二十九軍潰敗后被迫撤退。此時清華園不斷傳出可怕的消息，風聞日軍已進入清華園火車站，于是人心惶惶，眾皆逃避。仍在清華園的陳寅恪與吳宓、葉企孫等緊急商量后，攜家?guī)Э诔巳肆�車急入北平城�?nèi)西四牌樓姚家胡同三號寓所暫避。
　　正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古話，此時住在城內(nèi)85歲高齡的陳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當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面對山河破碎，生靈涂炭，日本軍隊咄咄逼人的兇妄氣焰，三立老人憂憤不已，情緒低沉。無論家人如何勸慰，總是憂憤難平。臥床期間，每有親朋故舊前來探視，老人則艱難撐起病體，以低沉沙啞的聲調(diào)問道：“時局究竟如何，國軍能勝否？”外傳馬廠國軍大捷，老人特向來訪親友詢問消息是否確鑿。當中國軍隊敗退，有悲觀者言稱中國非日本人之對手，必棄平津而亡全國時，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圓睜二目，怒斥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言畢遂不再服藥進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淪陷后，老人傷心欲絕，大放悲聲，曰：“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詩文宗師溘然長逝。
　　炮火連天中，老父的不幸棄世，對陳家可謂雪上加霜。時陳寅恪幾個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時難以趕赴北平奔喪，陳寅恪只得先行主辦喪事。9月23日，吳宓自清華園至城內(nèi)姚家胡同陳宅參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時，北平早已淪陷，日軍已進清華園，清華師生多數(shù)已躲避逃亡。在陳宅，吳宓與陳寅恪商量逃難辦法。吳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暫避讀書，寅恪表示贊成，唯謂“春間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館，倘今后日人徑來逼迫，為全節(jié)概而免禍累，則寅恪與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適矣�！币簿褪钦f，要想不當漢奸，做有辱人格與民族氣節(jié)之事，就必須離開北平，遠走他鄉(xiāng)。國恨、家愁交疊而來，陳寅恪急火攻心，導致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y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wǎng)膜剝離，醫(y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shù)治療，不可延誤。陳氏聽罷，猶豫不決。據(jù)陳寅恪女兒流求回憶：“記得那天晚上祖父靈前親友離去后，父親仍久久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嚴峻，一言不發(fā)�！庇终f：“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shù)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qū)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當年，美延剛出生，流求八歲。側(cè)聽父母嚴肅交談反復商量，從大人的語句中感覺出父母作出決定很慎重，也極艱難。父親終于決定放棄手術(shù)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nèi)遷之校址。此時父輩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于11月3日父親隱瞞了教授身份，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xù)工作�！�
　　陳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學，無心婚配，直到1928年39歲時才與唐結(jié)婚。唐小寅恪8歲，廣西灌陽人，其祖父為清廷臺灣巡撫唐景崧。陳寅恪在海外學成歸國并出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與時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體育教師的唐相識并“一見如故”，在胡適、趙元任夫婦的撮合下締結(jié)連理。以后的若干歲月，夫婦二人相濡以沫，榮辱與共，手拉肩扶地走過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陳寅恪、唐夫婦共育三女：長女流求，其名為臺灣古稱；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島，兩個名字皆為紀念以身殉職的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平津淪陷之際，陳寅恪47歲，流求9歲，小彭7歲，美延出生僅4個多月。
　　1937年11月3日，陳寅恪一家連同傭人忠良與照顧美延的王媽媽，踏上了奔赴長沙的逃亡之旅。此時日軍已在平津地區(qū)穩(wěn)住了陣腳，整個局面已完全被日偽政權(quán)控制，對出逃的中國人而言，平津局勢更加嚴峻兇惡。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逃走南下與抗日力量匯合，日偽軍在車站、碼頭及沿途重要關(guān)口設卡堵截。在出逃之前，陳家就聽說清華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車站一下車，即被日偽軍識破身份，當場按倒在地一頓拳腳揍了個鼻青臉腫，然后一根繩子拴住手腳倒吊著扣押起來。為防不測，陳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們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關(guān)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設法尋找親人或故舊。
　　此時，深秋已降臨中國北方遼闊大地，在寒風的肆虐中，樹葉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蕭瑟。清晨，北平城內(nèi)霜氣陣陣，冷風襲人，越發(fā)令人感到凄苦悲涼。陳寅恪一家與北大毛子水等幾位教授結(jié)伴，在凄冷、慘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著晨霜，悄然告別北平相依相戀的家園，由前門乘火車向天津進發(fā)。所幸的是，由于逃難人潮如黃河之水奔騰四溢，無論是火車之內(nèi)還是沿途�？康能囌�，如同一鍋煮爛的餃子，人聲鼎沸，身影綽綽，混亂不堪，使日偽軍的辨別能力受到限制。陳寅恪等幾名教授趁著混亂，引領(lǐng)家人小孩在慌亂的人群中穿行。孩子們則一個接一個牽著父母的衣角，越過了日軍和偽警察設置的盤查關(guān)卡，提心吊膽走出了天津火車站，在租界暫時躲了起來。次日，陳家又與毛子水等轉(zhuǎn)道塘沽，登上“濟南號”英國郵輪向青島駛?cè)�。跟隨陳氏一家服務十年之久的傭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把陳家老小送上輪船后，含淚作別，依依不舍地離去。
　　輪船在大海中一路顛簸動蕩總算到了青島，乘客登岸后已過午夜，陳家與毛子水等不敢停留，急忙購好長沙聯(lián)票，連夜擠上去濟南的火車。行至濟南，火車停開，班次皆無。此處風聲更緊，人相爭傳日軍即到，逃難者如同被火燒著屁股的螞蟻，擠成一堆，滾成一團，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標掙扎沖撞�；疖囌久坑谢疖嚹祥_，人潮如江海巨濤，轟然而上。陳寅恪一家被裹挾在涌動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不知身歸何處。幸虧蒼天有情，一班列車停在車站未動，被擠撞得熱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從一個窗口中發(fā)現(xiàn)清華教授劉清揚眷屬已先在車內(nèi)。這一發(fā)現(xiàn)，如同大海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的燈火，眾人拼盡力氣擠上前來求援。劉清揚等見車門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陳寅恪家人連拖帶拉從窗口一一拽進車廂，毛子水等也借機鉆了進去。車廂內(nèi)如同一個被封了蓋的熱鍋，擁擠不堪的人群如同熱鍋上爆炒的螞蟻，在一片大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處沖撞游動，難以找到片寸落腳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見如此混亂情景，連驚帶嚇大哭不停，弄得陳氏一家情緒低落，叫苦不迭。此時，北風呼嘯，陰雨連綿，敵機不斷在沿線轟炸，濟南車站時聞炸彈在附近爆裂的聲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塵土落入站臺之上，車內(nèi)車外驚恐凄苦之狀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陳家乘坐的火車沒有遭炸彈掀翻，未久即駛出濟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駛。至徐州后下車，轉(zhuǎn)隴海線至鄭州，旋又轉(zhuǎn)車抵漢口。在漢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粵漢車于11月20日夜終至長沙。同來的大小知識分子各尋住處，陳氏一家無處覓房，暫時在一位親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長沙，整個行程5000余里，歷時18天，一家人備嘗亂離迭苦，總算擦干汗水，落下腳來。
　　（摘自《陳寅恪與傅斯年》，岳南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定價：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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