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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屬于什么學科【價值尋求與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

發(fā)布時間:2020-02-2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摘要:在傳統(tǒng)國際關系的主流研究中,存在著貶低價值和內含價值追求的矛盾現象。這種現象經常被學者們所提及,但沒有能夠給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一問題卻與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和發(fā)展密切相關。為了確立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國際關系學者們接受了休謨問題的基本觀點,并把權力置于學科研究的核心地位,從而導致了它對價值問題的邏輯性排斥。然而,隨著國際關系中價值追求的拓展,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性又將面臨新的嚴峻挑戰(zhàn)。
  關鍵詞:價值事實權力學科獨立性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0)06-0037-41
  
  傳統(tǒng)國際關系的主流學者常常理性地將價值排除于自己的研究之外,以獲得科學結論和立足于學術之林。但是價值問題猶如幽靈一般,總是潛在地包含于研究的對象之中。這種矛盾現象經常被學者們所提起并進行詰難,但是學者們卻沒能給出一種合理的解釋,從而使它繼續(xù)地影響著當前的國際關系研究。
  李開盛博士在其《國際關系理論的價值透視》一文中認為“在國際關系領域,價值一詞常遭貶斥,體現價值判斷的規(guī)范理論長期處于邊緣地位。這可能與現實主義的巨大影響有關!边@段看似不長的話語,密集性地描述了國際關系中有關價值問題的全景。第一,價值研究在國際關系中沒有地位;第二,規(guī)范理論的處境反映了這種地位;第三,價值研究的這種地位與現實主義的巨大影響有關。但是李博士就在他文章的同一個段落中,提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從廣義上講,所有的國際關系理論都是一種規(guī)范理論,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論建構者有意或無意摻雜進去的價值傾向!敝劣跒槭裁磿a生這種矛盾現象,在李博士看來是由于現實主義研究工作者追求客觀嚴謹的“虛偽”造成的。只有虛偽,才能夠一方面貶斥價值,另一方面又潛在地包含價值。
  李博士的觀點與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的觀點不謀而合。在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看來,每一種理論都體現了一種國際體系的價值追求,F實主義理論一直追求的最大價值是安全;自由主義理論追求的價值是自由和進步;國際社會理論追求的價值是秩序和正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追求的是福利和財富的價值。正是根據價值這根主線,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重新歸納了各種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內容。但是他們沒有提到國際關系中存在貶低價值問題這一現象。
  國際關系理論必定包含著價值取向,但是為什么在國際關系的研究傳統(tǒng)中形成了一種貶低價值的傾向呢?李博士的“虛偽論”顯然不能構成為一種解釋。英國社會學派大師馬丁?懷特曾經間接指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他認為國際關系理論與政治理論和法律的巨大不同之處在于“政治理論和法律是在正常關系以及可預測結果的領域內的行為指南或行動規(guī)則,是有關美好生活的理論,而國際關系理論是有關生存的理論。對政治理論而言是極端的事例(如革命或內戰(zhàn)),對國際關系理論來說卻是正常的現象”。在此,國際關系只涉及生存這樣一種最低要求,而與美好的生活無關。然而這一答案并沒有觸及到價值問題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被邊緣化的基本邏輯。因為生存是一種狀態(tài),涉及到生存的質量、秩序和安全等基本價值問題,顯然它沒有給出這一問題產生的基本邏輯。而對這一矛盾現象的解釋正是本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價值問題的學科根源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國際關系要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必須致力于兩個基本的目標:第一,確定自己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它需要獲得實踐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要把自己與其他學科的研究領域區(qū)別開來。在這個目標上,國際關系學科得到了來自實踐領域的巨大支持。國家間關系密集度的提高不僅需要國際關系學科領域的巨大支持,也幫助確立了國際關系獨特領域的研究價值。第二,建立自己的知識譜系和邏輯認同。這對國際關系學者們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譜系和認同,其他社會科學將會瓜分國際關系的研究領域,使國際關系成為一個“空殼”。
  為了快速擺脫這種困境,有志于使國際關系成為一門學科的早期學者的最佳選擇就是“拿來主義”。漢斯?摩根索被譽為是將國際關系學科學化的第一人,他將國際關系等同于國際政治,從而使得政治學的原理和方法被廣泛使用于國際關系的研究之中。這種觀點至今仍被廣泛采用。在我國,國際關系也被當作政治學的二級學科,成為一種學科建制。在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史上,被國際關系學者所津津樂道的成果都是對其他學科成功理論的偉大移植。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所體現出的強勢源于其對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方法和哲學中的邏輯實證主義方法的運用。沃爾茲將哲學中的結構主義和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方法運用到國際關系的領域之中,成功地創(chuàng)立了新現實主義學派。其他的如新自由主義學派、建構主義學派、后實證主義學派等,無不帶有其他學科的巨大影響,甚至連自然科學中的許多強勢理論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tǒng)論等,也被成功地應用到國際關系的研究之中,國際關系學科成了一切成功理論的演練場和試驗基地。
  本文不對這種拿來主義做任何實質性評價,但是國際關系中的價值問題卻與這種“拿來主義”密切相關。除政治學外,哲學的發(fā)展對國際關系領域施加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每一次哲學的發(fā)展和反思都體現在國際關系的辯論之中。國際關系中的價值問題就是哲學中價值與事實二分法的集中體現。
  價值與事實的關系問題,在哲學史上被稱為休謨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它不但長期困擾著哲學界,讓許多著名哲學家為此殫精竭慮,而且它也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伴隨并困擾著社會科學的研究。對休謨來說,價值與事實構成了兩個獨立的領域,事實存在于對象之中,是一種“是什么”的研究,它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而價值依賴于人的情感,是人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評價。由于價值不是對象本身的性質,因而它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它借助于“應該”這個聯系動詞而獲得人們在情感上的認同。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性質完全不同,人們不可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價值判斷來。在休謨那里,事實和價值被分割為兩個完全不同、互不相關的領域,從而形成了事實與價值關系問題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或“二歧鴻溝”。
  休謨問題被康德提出后成為了哲學上的難題,甚至被人視為“哲學視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并對哲學和社會科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繼承了休謨的這一立場,試圖發(fā)動一場針對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革命,將價值完全排除在科學研究之外,認為“價值判斷只不過是情感的表達,或改變他人情感的嘗試,因此完全是處于理性討論的領域之外的”。此后,價值判斷成了主觀的代名詞而與理性無緣,“價值中立”成為西方任何主流學科或者學者立足學術領域的基本立場。
  當一戰(zhàn)后國際關系實踐領域的復雜性和殘酷性提升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必要性以后,并沒有自動生成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權威性和獨特性。而休謨問題卻非常強勢的成為了橫亙在一切哲學和社會科學面前無法避開的選擇題。從以往的經驗看,自然科學和技術在人類知識領域的巨大成功,意味著在知識的領域里,只有事實和方法才是重要的。只有基于事實, 我們才能夠借助于人的理性而獲得一種確定性的知識;也只有實證的方法才能夠讓我們發(fā)現和解釋事實中所隱含的真理。在這樣一種學科背景下,為了創(chuàng)建國際關系學科獨特知識的權威性,遠離“價值”這一被當時哲人們貼上“主觀標簽”的領域,就成了國際關系學者的一種理性自覺。
  
  二、權力對安全的重要性及其與道德的矛盾
  
  安全問題在國際關系領域的重要性有兩個基本來源:經驗領域的累積和知識領域的建構。一部國際關系發(fā)展的歷史就是國家謀求自己生存的歷史。國家的存在是一種歷史地存在,源于人類的創(chuàng)建,因而,獲得了自主性的國家的存在本身并不完全取決于自身的意志,它受到了兩種基本的威脅:一是內部的威脅,它是國內政治的研究對象,其在當代占優(yōu)勢的理論是社會契約論,即人們之間的契約關系使得國家成為一個“有機體”。但是一直以來,一定的權力關系是維持國家存在的基本力量。二是外部的威脅。這被認為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對象。自從國家出現以來,它一直無法擺脫的夢魘就是在其周圍始終存在著的類同組織,這些組織有能力消滅其他國家的存在本身。國家成了國家本身的威脅來源。只要國家還存在著它的同類,它就無法消除被威脅的現實。國際關系發(fā)展的歷史一直在警告著國家:國家不斷地產生和消亡,國家數量呈現總體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國家經常在沒有獲得自己同意的情況下被外部力量即其他國家的力量所消滅。
  馬基雅維里直截了當的指出國家在這種環(huán)境下的生存策略:盡可能多地獲取權力。為了獲取權力,君主可以不擇手段,既要具備獅子般的兇猛,又要具有狐貍般的狡猾。馬基雅維里在理論上確立了國際關系未來發(fā)展的兩條基本主線:第一,國家生存與國家權力的基本邏輯關系。國家如果要在國際上生存,就必須要以最大化的權力為目標。國際權力的核心就是國家的軍事力量。軍事力量成了保護自己和威脅他國的基本手段,由此“安全困境”構成了國際關系的系統(tǒng)性環(huán)境。第二,把道德與權力分離開來。道德蘊含著服務于他人福利的基本屬性,而權力則使得他人的利益服從自己的利益。二者著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只要國家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就必定棄置道德對國家獲取權力的羈絆。
  由于權力對國家生存的基礎性作用,摩根索在將國際關系學科化的努力中,直截了當地宣稱國際政治就是獲取權力的斗爭。國際關系中生存的問題于是為權力的問題所替代,權力構成了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焦點。這一替代決定性地確立了國際關系中價值問題研究的邊緣地位。權力與生存不一樣,生存始終是一切組織單位追求的基本價值。但權力則不然,它只是追求價值目標的手段。權力這一手段具有這樣一種獨特性,它的履行必然以另一方的損失為代價。它所確立的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控制關系。因而它本質上是與人類的基本道德價值相違背的,比如它對基本公平的損害。如果國際關系研究是以權力為中心,價值就必然會被邊緣化,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關系。
  如果說馬基雅維里和摩根索是從人性和經驗的角度論述了權力的重要性,而這中間包含著國家的主觀選擇性和策略的話,那么肯尼思?沃爾茲則從邏輯上論證了國家不得不選擇權力的歷史宿命。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使得國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助”,獲取權力就是國家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國家關系中對權力的追求獲得了理論上的完美解釋。由于安全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權力追求本身成了國家的最有價值的目標。但是這種價值目標追求包含著對他者利益和平等的預期損害,它自身也就構成了人類道德本質的對立物,它與人類的普世價值存在著根本性沖突。
  
  三、價值的拓展與國際關系學科的隱憂
  
  現實主義理論是一種靜態(tài)的理論,它借助于人性、歷史和邏輯,因而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如果人類只是重復歷史和環(huán)境的被動接受者,如果國家時刻面臨著即將到來的安全問題和權力對自己的損害,那么,現實主義就是對的。
  人類確實無法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人類也確實在利用自己的理性不斷地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歷史。為了擺脫國際關系“安全困境”對自己的束縛,國家從兩個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強化國際關系中的權利。國家授予和強化自己在國際關系中的權利,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際體系中的實體進行競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相互之間所施加的傷害。與權力不同,權利是一種使國際關系規(guī)范化和法律化的努力,意圖將權力集合起來,平等的保護符合契約條件的國家的合法權利,其中最基本的權利就是國家主權。國家主權是一種國家之間的相互授權,它賦予了國家維護自己安全的道義優(yōu)勢和國際力量的支持。隨著國際制度的日益多元化,國家所獲得的權利也越來越廣泛。第二,獲取終端的“摧毀”能力。只要安全困境還存在,國家對獲取摧毀能力的努力就不會終止。權利依賴于別人,而軍事能力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核武器能夠毀滅地球,因而具有終端武器的特性。國家對核武器的追求,使大國在冷戰(zhàn)時代就形成了“相互摧毀”的威懾。權利機制的不斷增強和完善與核武器的“相互摧毀”一起鎖住了國家權力的謀取空間,在體系層面,國家實體的安全和生存所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小了。
  安全領域的“終極均衡”或“死亡均衡”,為國家追求其他利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人類交往過程中,人們發(fā)現,人類的總體福利會因為空間和自由的擴大而增加。隨著國家之間安全問題的暫時解決,人類在國際關系層面的其他追求迅速獲得了支撐,而這種支撐又受到世界范圍內民主化浪潮的巨大支持。國內政治的民主化使得國際關系的內容受到了國內政治和公民需求的強有力的制約。權力因為對安全的絕對重要性而獲得的替代性價值受到了質疑,并受到其他工具性價值的挑戰(zhàn)。人們發(fā)現國際貿易的增加、國際機制和制度建設、區(qū)域一體化等等都可以促進國際體系的和平和國家的安全。國際關系中權力核心魔咒的解除使得國際關系的研究與人類的普世價值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對接。為了追求一種國際秩序的價值,我們有了國際機制和制度的設立及其相關研究的產生;為了追求財富和福利,我們有了國際政治經濟學。我們希望在國際交往中所獲得價值的擴大,能夠引領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
  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擴大意味著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而不是人類追求的基本價值的變化。人類追求的基本價值體現著作為人的本質追求,自古迄今,變化甚小。安全、秩序、財富、自由、進步等等人類的基本價值,在國內都有對應的學科進行研究,它們提供了學科存在和進步的基本動力。如政治學中的安全與秩序、經濟學中的財富與福利、社會學中的正義與進步等等,況且它們的研究視角已經延伸到了國際關系領域,這對同際關系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構筑了嚴峻的挑戰(zhàn):國際關系雖然擁有研究的巨大空間,但研究主題卻早被其他學科占據了,這在一定程上會加劇國際關系研究對其他學科的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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