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天氣特別好。漳州市烈士陵園來的人特別多，一支舉著“翁澤生少年先鋒隊”小旗的小學生隊伍特別引人注目。只見一位教師模樣的人指著一座大理石雕像對學生們說：“就是這位叫翁振華(為翁澤生在漳州的化名)的臺灣人給我們漳州帶來了領路人，帶來了共產黨�！边@句話引起了我的沉思和回憶。
　　時光回到了1921年的春天，我的父親翁澤生懷著對唐山祖家的向往，回同安到集美中學讀書。那時，為了拒絕接受日本人強制奴化教育，數以百計的臺灣青年回到祖籍各地讀書。翁澤生考入的是集美中學第四組，一個班35名學生中就有4名是臺灣人。
　　集美中學是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出資興辦的學校。愛國民主的氣氛較濃，受“五四”運動的影響較大。圖書館公開擺放著《新青年》、《向導》、《中國青年》、《先驅》等宣傳革命的報刊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學說概括》、《社會主義討論集》等書本。翁澤生在臺灣時就參加過抗日活動，一心尋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救臺灣人民于水火之中的道路。到集美中學后受進步思潮影響。思想逐步傾向于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國民革命。所以1924年冬集美畢業(yè)以后，他就報名進入向往已久的國共合作興辦的革命大學――上海大學。在這座革命熔爐里，他遇到了七八位也來這里探求臺灣出路的老鄉(xiāng)。
　　當時的上海大學聚集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中許多“左翼”精英。學校實行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式，除了不時聆聽瞿秋白、惲代英、彭述之等著名教授的演講之外，學員們還要到工人農民中去，辦夜校、講實事，跟勞動者同吃、同勞動，有時還要參加罷工、游行等斗爭。通過實踐和革命斗爭的考驗，不斷提高學員們的理論水平，增長領導革命的才干。
　　在進入上海大學的第一年，父親翁澤生在實踐中就遇到了一次重大的考驗，那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fā)生了。
　　1925年5月30日，是父親終生難忘的一天。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號召學生參加“決死隊”，帶領工人和市民們一道上街示威演講，抗議日本工頭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并要求釋放前幾天被捕的群眾。翁澤生跟臺北老鄉(xiāng)洪朝宗還有同班好友四川同學中共黨員何秉彝一起出發(fā)了。下午3時，一群英國警察、“紅頭阿三”和華人巡捕沖來了，打傷了許多中國人，還抓走了一批。憤怒的群眾包圍了巡捕房。巡捕房早有準備，門口二十多枝槍對準了示威群眾。何秉彝頭部被警棍打傷流著血，仍然毫不畏懼地面對槍口，高喊口號。這時槍響了，三十多位示威的中國人紛紛倒在帝國主義的槍口下。翁澤生和洪朝宗趕緊把中彈的何秉彝背走，找人力車送到醫(yī)院。只聽見何秉彝發(fā)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微弱呼聲，就閉上了眼睛。這次慘案犧牲了13位工人、學生和商人，傷者不計其數。
　　父親從沒見過這么多血，沒見過這么兇殘的外國強盜。他想不到祖國大陸百姓的苦難竟然跟臺灣一樣深重!兩岸人民的命運竟然是這樣的相同!
　　“五卅”慘案在全中國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高潮，抵制目貨、罷工罷課罷市、游行示威在全國風起云涌�！洞虻沽袕姟�、《救中國》的歌聲唱遍全中國。許多熱血青年踴躍投奔了以“打倒列強鏟除軍閥”為口號的北伐軍，顯示出中國人民“團結一心抵御外侮”的決心和力量。
　　父親從這股力量中看到了臺灣人民擺脫日本統(tǒng)治的希望�！熬扰_灣必須振興中華”的信念從此萌生。于是他把名字改為翁振華，表示了為振興中華而奮斗一生的志向。漳州烈士陵園翁振華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回到祖國大陸3年多來，尤其是在上海大學半年來的學習，父親逐漸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最堅定、最忠誠、晟強大的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喚起民眾”，把一盤散沙的4萬萬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匯成一股洪流淹沒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侵略者!于是他在1925年6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7月暑假，父親回到臺灣。當見到心愛的女友謝玉葉(我的母親，當時尚未結婚)時，第一句話就是說：“我找到了領路人了!”
　　謝玉葉在他的影響下，也到了上海大學，并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刻，在國民黨“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走一個”的白色恐怖下，生下了我。不僅如此，當時的生活條件也極其艱苦，剛出生不久的我就因母親謝玉葉斷炊、生病、缺奶而差點餓死。就是在那樣困難危險的時刻，父母仍然對革命充滿信心，給我起了個名字叫“黎光”(意即“黎明之光”即將來臨)。母親也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謝志堅(翁澤生的親妹妹，我的姑母翁阿冬1938年從臺北到延安參加抗戰(zhàn)入了黨，也把姓名改名馮志堅)，表示她們永遠緊跟中國共產黨、絕不回頭的決心。
　　翁澤生入黨后，黨組織就指示他擔負起培養(yǎng)大批臺灣黨員的重任，以加強臺灣的抗日力量。那時，在上海大學的臺灣學生有300多人。翁澤生就以上海大學的黨員洪朝宗、蔡孝乾、謝玉葉、何景寮等為骨干，成立了“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通過對中華文化和革命理論的學習，提高他們的覺悟和愛國心。
　　也就在這時，謝雪紅、林木順出現了�！拔遑Α边\動時，謝雪紅到杭州一中找到了林木順，在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中共黨員黃中英的介紹下，他們參加了“工團聯合會”組織的示威游行。游行回來后，謝雪紅叫林木順代筆，給《浙江日報》寫了封信：“愛國的同胞們!你們豈不是把臺灣忘掉了?為什么只提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收回領事裁判權而沒有提到要收回臺灣啊!”第二天報紙上就刊登了“不忘，不忘，不忘!”的通欄大字標題，回答了她的問題。之后，無論在標語、傳單和游行隊伍的旗子、橫幅上，都加上了“收復臺灣”的口號。
　　這件事讓謝雪紅、林木順感覺到臺灣人不是孤立無援的，背后有4萬萬人民這座靠山在支持。他們也由此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于是，當年6月，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8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9月到上海大學學習，11月被中共中央選拔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8年初奉共產國際籌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俗稱“老臺共”)。
　　因為日本共產黨中央遭到嚴重破壞，沒辦法參加臺共建黨，于是日共要求中共負責建立和領導臺共。中共中央已有建立臺共的準備，就以翁澤生所培養(yǎng)和聯系的一大批臺灣中共黨員為基礎，加上少數臺籍日共黨員，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臺灣共產黨。中共中央派彭榮同志(謝雪紅說彭榮即澎湃同志)主持了成立大會。臺共成立后，臺共黨員多數回臺抗日，少數到大陸各抗日根據地參戰(zhàn)。
　　臺共成立后，翁澤生繼續(xù)培養(yǎng)和輸送臺灣共產黨員，并繼續(xù)參加領導上海工人運動。1926年秋，他奉命帶領蔡孝乾、莊泗川、李曉峰和妻子謝志堅組成“赴閩南宣傳隊”，前往漳州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在漳州，他在漳州農民運動 講習所和省立二師及各工廠，甚至北伐軍中不知疲倦地散播革命火種，并建立了漳州第一個黨支部。1931年冬，廣東廣西中共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翁澤生被任命為“兩廣巡視員”負責重建兩廣黨組織，1932年冬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在陳云同志直接領導下參加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工作。
　　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賣，我父親在上海被捕引渡回臺灣。在臺北日本監(jiān)獄中，翁澤生受盡各種毒刑仍堅貞不屈。行刑中，日本檢察官出示當時日共領導人被捕自首寫的“轉向書”，要他“學上級的榜樣”，后又帶來已經“轉向”的臺共黨員當面勸說翁澤生轉向。翁澤生鐵骨錚錚地回答：“我是中國人，我出獄后還要繼續(xù)干革命!”翁澤生遭折磨病危時，獄中3位臺共原領導人動員他“假轉向”，以便出獄治病重建已被徹底破壞的臺共。他堅定地回答：“我絕不做火線的逃兵�！敝了谰茏魅魏位诟牡谋硎�。
　　陳云、廖承志、林麗韞曾在《關于追認翁澤生同志為烈士的建議》中這樣寫道：“翁澤生的一生是共產黨員戰(zhàn)斗的一生”，“以自己的生命捍衛(wèi)了黨的秘密”，“對黨一貫忠心耿耿，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氣節(jié)”。根據中共漳州市委的建議，漳州市在漳州烈士陵園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翁澤生烈士大理石雕像。中共漳州市委黨史辦主任鞏玉閩委托黨校的教授河池寫了《翁澤生傳》，并以陳云同志親筆題寫的書名作為該書封面(這篇文章的上述內容，主要材料均引自此書)。
　　和漳州人民一樣，臺灣人民也沒有忘記引導他們抗日斗爭的中國共產黨。1946年臺灣人民將中國麩產黨員翁澤生的靈位祀入桃園忠烈祠，臺灣的各種歷史書刊也都記載了中共領導下的臺灣共產黨的光輝歷史。
　　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1946年9月，我也來到了閩南，進入了也是陳嘉庚興辦的學校――廈門大學。同時入校的有十幾位臺灣鄉(xiāng)親。
　　那年12月24日，美國兵強奸了北大女生沈崇。1947年1月4日(星期六)，廈門大學新生院召開學生大會討論如何響應的問題。我激于義憤舉手發(fā)言要求舉行罷課游行。想不到“罷課游行”剛出口就遭到新生院院長和校訓導員的嚴厲叱喝威脅，大會被迫草草散會。會后，中文系莊炳章、林祖慰兩位會講閩南話的惠安同學來找我，問我有何想法。我說：“我口才差，不然剛才一定跳上臺跟這個洋奴才辯論一番�！彼麄儐栁艺娴挠羞@種勇氣么?我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我什么都不怕!”于是他們替我寫了演講稿，并約定在臺下組織同學們支持我。1月6日(星期一)，校會一開始，我按約定跳上校會講臺按他們的講稿發(fā)表了演講。新生院院長和校訓導員氣急敗壞地阻攔我，但是臺下同學們一片掌聲激勵我講話。演講獲得成功，廈門大學在抗日勝利后爆發(fā)的第一場大規(guī)模學生運動，勝利發(fā)動了。不久，臺北傳來消息，臺北也發(fā)生了更大規(guī)模的“抗暴游行”。臺灣也響應了!后來我才知道，鼓勵我上臺和發(fā)動這場運動的這兩位同學就是中國共產黨員。兩年后，也就是其中的莊炳章同學擔任了廈門大學黨支部書記，也就是他批準我去安溪游擊區(qū)參加了游擊戰(zhàn)爭。
　　一進入游擊區(qū)，我就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喚起民眾”的力量和“先鋒隊”的作用，游擊隊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已發(fā)展為一個團。1949年5月10日，閩粵贛邊縱八支四團圍攻安溪縣城，戰(zhàn)斗打響的前一天，團政委在全體黨員會議上號召全體黨員“沖鋒在前、退卻在后”。會后發(fā)給我們新來的學生黨員們每人一顆手榴彈。我們幾位同學會后討論，沒有武器只有一個手榴彈怎么打仗。有位看過西班牙內戰(zhàn)歷史書的同學說：“西班牙內戰(zhàn)中，國際縱隊的戰(zhàn)士們也是空手上戰(zhàn)場的，他們是接過犧牲的同志手中的槍或者奪過敵人手中的槍戰(zhàn)斗的。”于是第二天戰(zhàn)斗一開始就出現了戰(zhàn)爭史上罕見的現象：一些學生摸樣的人高喊著“沖啊”，腰間插著長柄手榴彈，揮著“手無寸鐵”的右手，沖在隊伍的前面，不顧一切地向敵人沖去。幸好旁邊的老游擊戰(zhàn)士不讓他們那樣做，他們有的喊站住，有的拉住這些“學生哥”，不讓他們盲目沖鋒。老游擊戰(zhàn)士先贊揚他們的精神勇敢，但也批評他們這種純粹是“送死”的舉動太盲目。隨后，并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保護好自己，才能消滅敵人”。在數千游擊隊和民眾沖擊下，安溪縣城解放了，敵人不敢頑抗，退走了。從這次戰(zhàn)斗，我看到了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強大號召力和廣大農民十分擁護共產黨的感人情景。
　　在我們這個團里，有4位臺灣省籍戰(zhàn)友(都是廈門大學同學)，我們都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重用。鄭堅，一到安溪就當上第一支安溪人民游擊隊的隊長，后來被任命為永(春)德(化)大(田)3縣縣工委書記，領導3個縣的黨政，離休前當選全國臺聯副會長；張克輝，一到游擊區(qū)就被任命為全團最精銳、戰(zhàn)斗力最強、戰(zhàn)斗任務最重的老區(qū)游擊隊“龍門連”的連長，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崗位上離休；彭騰云，是游擊隊指導員，解放后擔任空軍副師級干部，離休前也是全國臺聯副會長。我一到游擊區(qū)就被任命為潘桃連指導員(奉命改名為林江)，不久任漳平縣工委副書記兼五營副教導員，離休前任中共福建省委臺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最令我們難以忘卻的是在數次惡戰(zhàn)中，大陸的戰(zhàn)友對我們的呵護。在第二次解放漳平的戰(zhàn)斗中，我軍奉命撤退，五營教導員張?zhí)粼谖壹磳⒈粩橙藝�住時，冒險反身沖向敵人，把我救了出來，然后跳到溪中脫險。張克輝重病中被敵人追捕時，一位戰(zhàn)士冒險背他到山洞中救他脫險……
　　今年4月28日，我和張克輝在福州溫泉賓館再次相聚。追憶往事，我們不勝感慨：沒有共產黨的指引，沒有大陸同胞舍命相救和關愛呵護，哪兒有我們的今天啊1
　　20世紀80年代，我們曾經在中共福建省委領導下，為實現海峽兩岸的民間“三通”出過大力�，F在，阻礙兩岸“三通”的藩籬已經被拆除，“大三通”已經實現。兩岸人民的來往日益密切。近年來，來大陸的臺灣人已不是我們當年求學時的“數以千計”，而是“數以百萬計”了。當年我們的父輩翁澤生等來大陸求得了救國、救臺之計；而今百萬臺商來大陸求發(fā)展，已經“在大陸創(chuàng)造出‘第二個臺灣…了：據2010年9月9日臺灣《工商時報》社論的統(tǒng)計數字，僅最大的1000家在大陸的臺資企業(yè)(小企業(yè)未計入)，2009年就已創(chuàng)造出相當于全臺灣GDP總額的營收額，等于創(chuàng)造了“第二個臺灣”。百萬臺商為繁榮臺灣，為振興中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90年前，坐著漁船來大陸的翁澤生悲嘆兩岸人民同受苦難的命運；90年后的今天，兩岸人民正在攜手走向中華振興的明天。兩岸人民的命運是如此地相同又相連啊!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3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說過一段話：“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臺灣在內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有責任把她維護好，建設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靠兩岸同胞共同奮斗�！�
　　這段話講得多好多實在啊，都講到我們老臺胞心坎里了。這話正是我們幾代來大陸臺灣人心里話的全面概括。我們兩岸人民就應該永遠同心同德，在中國共產黨指引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共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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