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我作為寧夏社科院特邀研究員曾兩次應邀赴日本參加第11次“外邦圖”（外國地圖）研究會和早稻田大學的學術(shù)交流。我報告的題目分別為《侵華日軍的兵要地志與盜繪的軍用地圖》《日本軍隊的兵要地志圖》。講學之余，我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東北大學、大阪大學見到數(shù)以萬計當年日本盜測的中國地形圖，其中就有寧夏的地形圖。
　　民國時期的寧夏地形圖
　　朋友送我一冊昔日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海外出版的自述《馬少云回憶錄》，書中提到為測量寧夏地籍，1934~1935年用12萬元巨資購買了一批德國先進的測量儀器并動員訓練了百名學生參與，馬鴻逵說“全省二千分之一地圖亦隨之產(chǎn)生”�！岸�千分一地形圖”這個比例尺，或說“全省”之詞，可以肯定二者中有一處是馬鴻逵的筆誤。我曾請教過熟悉馬鴻逵的原寧夏人民政府老參事王伯祥先生，他曾任馬部參謀處處長，賀蘭軍參謀長多年。他說“馬鴻逵作戰(zhàn)不依賴地圖，甘肅、寧夏、后套（內(nèi)蒙古）的地形都在他腦子里裝著”。
　　我所見到的民國時期的寧夏地形圖主要有十萬分之一和二十萬分之一，還有五十萬分之一幾種，為當時的“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 ”所測繪。而較為詳細，軍隊常用的地形圖則為十萬分之一地圖。
　　寧夏較早的大比例地形圖有民國15年（1925年）調(diào)查，1935年印制的十萬分之一隆德地形圖；又如民國22年（1932年）調(diào)查，1934年測繪的打磴堡，即大武口十萬分之一地形圖。而大量的是1935和1936年測繪的興武營（今屬鹽池縣）、寶豐（今屬平羅縣）、打拉池（今屬海原縣）、同心城、固原、六盤山、單家集、海原等十萬分之一地形圖。
　　2009年5月我訪問日本大阪大學時拍攝了一些昭和十三年（1938年）日軍參謀本部印制的寧夏的十萬分之一地圖，其中有鹽池、寧夏縣（今銀川市）、石炭井溝、楊和堡（今永寧楊和）、平羅等，均為民國25年（1935年）中國測繪印制的。我想這些十萬分之一寧夏地形圖，日本獲取的途徑極可能是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占南京時從國民黨軍參謀本部擄獲。我從日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1941年12月秘密印發(fā)的《外邦兵要地圖整備志》中看到，日軍所謂小川部隊，即第二野戰(zhàn)測量隊在南京所獲地圖目錄中，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中，寧夏省有29幅。
　　錯誤的民國軍用地圖
　　民國時期所測繪的寧夏十萬分之一地形圖，筆者曾進行現(xiàn)地比對。地物關(guān)系位置大體正確，特別是道路兩側(cè)的地形地物。但山地等高線顯示概略，甚至錯誤不少。但這些老地圖可作為當年寧夏的行政區(qū)劃資料。如當時的寧朔縣（今青銅峽）縣治竟在寧夏新城內(nèi)（今銀川市），縣界以唐徠渠為界。
　　歲月悠悠，山川地貌變化雖不大，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是翻天覆地的。我訪日期間，日本地理學會原會長、奈良大學校長石原潤教授對我講，日本測繪的中國地圖因變化很大已不能用，而他20世紀80年代出訪印度、泰國、緬甸、孟加拉發(fā)現(xiàn)日本測繪的東南亞舊地圖還能使用。日本地圖學界現(xiàn)在較為重視外國舊地圖的現(xiàn)時利用。如日本防衛(wèi)大學副教授山近久美子撰寫的《中國廈門城市的變化與地圖利用》即具代表性。
　　對于民國時期的地圖，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大將曾這樣評價他盜得的中國測繪的華中一帶的地形圖：“這份地圖錯誤很多，在前線到處都可以聽到對地圖的批評�！笨谷諔�(zhàn)爭中，由于地圖的錯誤，幾致全軍覆沒的是江西德安的萬家?guī)X之戰(zhàn)。日軍第106師團1萬余人，鉆入中國第9戰(zhàn)區(qū)1兵團司令官薛岳布置的反八字口袋陣。日軍使用的是“支那派遣軍參謀部”復制中國測繪的十萬分之一德安地形圖，由于地圖的錯誤，加之地下鐵礦磁力的干擾，日軍指北針也失靈，日軍迷路了。日軍第106師團近萬人被中國軍隊幾乎全殲。這幅讓日本侵略者吃了大虧的十萬分之一德安地圖，我從東京國會圖書館復制回來以作紀念。
　　民國軍用地圖的錯誤，抗戰(zhàn)中的八路軍也發(fā)現(xiàn)了。1938年1月18日，八路軍三八六旅指揮員開會在地圖上研究選擇戰(zhàn)場。從十萬分之一地圖上看，神頭嶺是個伏擊日軍的理想之處。那里有一條深溝，公路從溝底通過，兩側(cè)山勢陡峻，既便于隱蔽部隊，也便于出擊。結(jié)果到現(xiàn)地勘察發(fā)現(xiàn)，地形與地圖不符。公路并不在溝底，而是在一條幾公里長的光禿禿的山梁上，路兩側(cè)地勢比公路略高，沒有任何隱蔽物。幾經(jīng)琢磨，旅長陳賡還是在這看似不適合伏兵的地域伏擊，出敵不意地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zhàn)，斃傷日軍108師團1500余人。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庶少將曾送我一幅十萬分之一神頭嶺地形圖，他親筆題簽“老父在此地大敗日寇一?八師團”，我視為至寶。
　　侵華日軍盜測的寧夏地圖
　　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間諜荒尾精，在上海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東亞同文書院”，派遣日本留學生調(diào)查中國的地理和政治方面的情況，這些肩負調(diào)查任務(wù)的日本留學生在中國大地上到處奔走。我曾聽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寧夏中衛(wèi)學校校長、老學者劉庭棟先生講過，日本留學生將我國各地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jié)構(gòu)；橋梁的建筑材料、長度、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寬度等逐一記載，將主要調(diào)查資料于1918年前后編制成《支那省別全志》，分卷陸續(xù)出版，其中第七卷為甘肅、寧夏。值得指出的是，縣城和重要關(guān)隘，書中都繪制了地形略圖。例如寧夏人所熟悉的隆德縣和固原的瓦亭關(guān)，其所繪要圖大致準確。
　　1935年6月《秦土協(xié)定》之后不久，日本關(guān)東軍在綏遠省首府歸綏，在今呼和浩特設(shè)立了特務(wù)機關(guān)，1935年8月24日，日本關(guān)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乘飛機到達當時屬寧夏省的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分別會見了達理扎雅和額濟納札薩克圖布新巴雅爾兩位王爺。到12月，關(guān)東軍秘派原在德王府冒充喇嘛的特務(wù)世目恒雄潛入阿拉善旗活動。1936年初，以橫田碌郎為首的日軍特務(wù)在定遠營，即今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zhèn)設(shè)立特務(wù)機關(guān)。
　　我在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找到一幅日軍“厚和陸軍特務(wù)機關(guān)”（“厚和”即“呼和”）1938年8月秘密派人潛入今銀川市，目測草繪的《寧夏市街圖》，比例尺約為八千分之一。圖中標注了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shè)廳以及法院、公安局、電報局、郵局等機關(guān)，還有女子師范、學校、兵營、城隍廟的位置。還標注了當年寧夏城中心市場2個以及城北、城南各1個市場。圖中繪出城區(qū)主要街巷，并有西門大街、南門大街等主要街名，但無巷名。
　　此外，我還見到1940年3月日本所謂“駐蒙軍參謀部”調(diào)查繪制的《寧夏省附近兵要地志要圖》。其圖幅北至外蒙古南戈壁省，南至蘭州，東至烏蘭察布，西至新疆的哈密，包括當時寧夏省行政所轄的阿拉善左、右旗和額濟納旗全部。
　　所謂“兵要”即用兵之要。圖中以作戰(zhàn)的觀點用紅色文字注記地形道路情況，如賀蘭山北段，圖中注記為“極為急峻，攀登困難”。又如包蘭公路注記“此道雨天除自動車（汽車）外，通行可能”。圖中而用藍色文字注記水系，如中衛(wèi)―靖遠間“靖遠附近紅山峽急流，上游舟運不可能”。圖廓外還附有由內(nèi)蒙古進入寧夏沿途日軍認為具有方位物意義的地形地物照片。如磴口黃河渡口，三盛公沙丘、善丹廟等。綏西一戰(zhàn)，我回漢抗日軍隊痛擊西進的日軍之后，日軍即停止進攻。日軍沒有進至包頭以西包括寧夏地區(qū)。因而《寧夏省附近兵要地志要圖》的情報全靠諜報偵察，圖中兵要注記較為粗略，我注意到，沙漠水源地注記疏漏太大。如我曾率寧夏探險隊至巴丹吉林沙漠中最高點附近，發(fā)現(xiàn)有一較大的淡水湖，其狀如豐乳肥臀的女子。日軍圖中就沒有標繪此湖。另外此圖無比例尺，為示意圖。值得注意的是，此圖的圖廓注明“附圖第一”。我判斷應為日軍編寫的《寧夏兵要地志》的附圖。但日軍《寧夏兵要地志》未見實物。僅從日本淑德大學源昌久教授《日本兵要地志研究―中國地域》文中提到日軍編印《西北兵要衛(wèi)生志》時參考資料中有1943年3月日軍參謀本部編印的《寧夏省伊克昭盟兵要地志概說》。但這幅《寧夏省附近兵要地志要圖》是1940年繪制的，兩者相差3年，所以應與《寧夏兵要地志》無關(guān)。此書存在否？是個歷史之謎。至少，從現(xiàn)存日本防衛(wèi)省防衛(wèi)研究所的兵要資料中尚未發(fā)現(xiàn)此書。可能是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第4天，日軍統(tǒng)率部下令銷毀戰(zhàn)爭機密和軍旗時，全都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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