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Grada教授的研究，在現(xiàn)代社會中大規(guī)模饑荒發(fā)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大規(guī)模死人必定是另有原因。我們應該了解國際學者對饑荒的最新看法，避免誤入歧途。 　　 　　糧食和饑荒一直是全世界的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所特別關心的問題。尤其在我國，因為發(fā)生過1959-1961年的大饑荒，大家對此都特別保持警惕，甚至形成了不必要的擔心。因此有必要了解現(xiàn)在國際上專門研究饑荒的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世界上是不是還存在著糧食恐慌，因為饑荒而餓死人的事是不是還會發(fā)生。
　　愛爾蘭國立都柏林大學的Cormac OGrada教授參閱了上百篇文獻，寫出了《讓饑荒成為歷史》(Making Famine History)一文，發(fā)表在著名的《經濟學文獻雜志》(Journal ofEconomic Literature)2007年三月號上。這篇文章放在了該期的第一篇，可見其重要性。文章的觀點代表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饑荒的學者的觀點，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參考意義。
　　在過去的20世紀的100年中，因為饑荒而餓死的人，總數(shù)大約為7000萬人(但是在前一個世紀，即19世紀，餓死的總人數(shù)超過1億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總數(shù)略少一些。大體上又相當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死亡人數(shù)之和。這都沒有算上因饑荒導致的生育的減少和營養(yǎng)不良而夭折的人數(shù)。所有的重大的饑荒都是因為戰(zhàn)爭或獨裁專制，真正因為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后而餓死的不是最主要的。
　　
　　饑荒的三個原因
　　
　　該文的作者說：在21世紀的今天，在人類歷史上頭一次可以做到消滅饑荒成為容易的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終于被徹底克服。這是人類一個巨大的成就�，F(xiàn)在大家所說的大饑荒，和歷史上的饑荒比較，是十分有限的。比如2005年在尼日爾發(fā)生的所謂饑荒，和1931年在該國的饑荒相比較，就顯得微不足道。后者消滅了全國人口的1/3。再如1998年在蘇丹發(fā)生的所謂歷史上最壞的大饑荒，后來得知死了不到7萬人。還有廣為宣傳的2002年發(fā)生在馬拉維的饑荒死了不到1000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饑荒都是發(fā)生在經濟落后而且是在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中。確實，當今世界上患營養(yǎng)過剩和肥胖病的人數(shù)早已超過餓死的人，也超過挨餓的人。
　　是什么導致了饑荒死人?經濟落后的國家比較容易餓死人。貧困不僅僅是生產不足，而且是基礎設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險，儲藏，貿易，公共行動等補救措施。衛(wèi)生和醫(yī)療的落后都擴大了饑荒造成的后果。當今世界上受饑荒威脅最大的國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如安哥拉，索馬里，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國家窮，一旦發(fā)生饑荒，很難迅速克服，其后果會延續(xù)多年。中國在1950年的人均收入低于2003年任何一個非洲國家(剛果除外)，為英國1820年人均收入的1/4。這和后來的大饑荒不無關系。
　　其次是糧食歉收。饑荒往往發(fā)生在極端氣候期間，如干旱，水災，使得糧食嚴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饑荒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即使是經濟最落后的國家里，也都有相當?shù)膹椥詠碚{整豐歉。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都發(fā)生在連續(xù)兩年歉收的情況下。如1840年代愛爾蘭的土豆歉收所造成的大饑荒就是因為1845和1846兩年的歉收造成的。類似的例子有1630～1632印度德干的饑荒；1310年代歐洲大饑荒；蘇聯(lián)1932～1933的饑荒；中國1950～1961的饑荒。作者對連續(xù)兩年極端氣候發(fā)生的概率作了大量統(tǒng)計分析，總的看起來這種概率是很低的。我國學者宋國青對我國因為氣候特殊而減產的情況作過分析，他得出的結果是氣候影響產量在一個局部地區(qū)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國范圍而言，只有總產量的1％。因為各地的豐歉會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圍內氣候影響產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過他的分析不包括氣候變暖等長期變化的后果。
　　第三個原因是人民權益的喪失。作者認為政治制度不良和爭戰(zhàn)是饑荒的主要原因。但責任者往往把饑荒的責任推給了經濟落后或氣候不好。文中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人民權益的喪失惡化了饑荒，使得本來容易克服的困難變成災難性的。比如1931～1933年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的大饑荒，當時蘇聯(lián)的人均GDP是現(xiàn)在非洲經常受饑荒侵襲國家的3倍。同樣地，發(fā)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朝鮮的饑荒，他們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現(xiàn)在有饑荒的非洲國家高得多，但是他們的損失卻大得多。這些例子說明由于比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補救措施，大大地減少饑荒的損失。印度的阿馬蒂亞?森教授專門研究饑荒，他說現(xiàn)代饑荒不同于歷史上的許多饑荒，往往是糧食的分配機制被破壞，而不是沒有糧食的供應。森的研究提醒了許多學者去研究饑荒發(fā)生時的分配狀況。他們發(fā)現(xiàn)在饑荒流行時周圍有足夠的食物供應，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礙，挨餓的人得不到供應。分配的障礙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沒有錢買糧食。比如由于市場被破壞，大眾賺不到錢。這時候不是沒有糧，而是沒有錢。只想辦法去增產，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錯了問題的對象。收入不提高，糧食再多照樣會餓死人，但是不可能是大規(guī)模的。大規(guī)模死人必定另有原因。
　　
　　今天，防止饑荒是容易的
　　
　　在20世紀以前，饑荒的主要原因還是糧食的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也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起作用。20世紀以后，我們完全有把握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過時了。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發(fā)達，糧食既充足，又能夠方便地流動，大規(guī)模餓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條件下才會發(fā)生。但是在19世紀之前的幾千年里，確實是糧食的生產不足成為人類發(fā)展的障礙。人口的繁殖是幾何級數(shù)的方式，而糧食的生產是以算術級數(shù)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遙遠的地方去開荒種糧。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西部地區(qū)農民在高山峻嶺的半山坡上開墾，產量極低，運輸?shù)某杀緲O高。但是人們不得不到這種生產條件極為不利的地方去謀生。按照我們現(xiàn)在的看法，這些地方根本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是馬爾薩斯的規(guī)律把他們趕上去的。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的看法可以從近幾個世紀人口和壽命的變化得到證明。在19世紀以前的幾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緩慢。根據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19世紀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長率不到0.1％，但是從19世紀以來到現(xiàn)在的200年中人口增長率達到1％以上。至于壽命，在18世紀末平均壽命是26歲，這是人類幾千年掙扎的成果，而以后的不到200年里，壽命增長到67歲。18世紀末是人類發(fā)展的轉折點。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變化，值得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研究。
　　在今天，饑荒的防止是容易的。運輸費用大大地下降了，糧食儲藏成本很低，信息傳播非常迅速，國際的饑荒救助到處可得，營養(yǎng)和醫(yī)療的知識大有進步。在這種條件下大規(guī)模餓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極權政治或戰(zhàn)爭相關。斯密(一位現(xiàn)代學者，和18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斯密同姓同名)就說，現(xiàn)代的大饑荒無例外地是政府濫用權力，采用錯誤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們還想方設法掩蓋真相，森教授甚至還說，民主和饑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夠讓信息不受障礙地傳播，能夠整治腐敗，避免政府的權威被濫用。不過民眾的知識不足會使民主政治難于發(fā)揮作用。
　　更重要的是要讓市場發(fā)揮作用。在市場能夠正常發(fā)揮作用的時候，饑荒很容易從別處獲得糧食而被緩解。世界市場上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全球性的缺糧，也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因為禁運而餓死人。相反，倒是許多饑荒因為國際援助而得以避免。朝鮮前幾年的饑荒就是因為取消了國內市場，又隔斷了國際市場的作用。否則饑荒絕不會那么嚴重。市場對于防止現(xiàn)代饑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按照Grada教授的研究，在現(xiàn)代社會中大規(guī)模饑荒發(fā)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對我國更不是一個威脅，因為我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增長，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20多倍，社會的組織化有了徹底的改觀，專制已經消退，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物資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饑荒事實上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應該了解國際學者對饑荒的最新看法，避免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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