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既給階層固化提供了空間，也給政府和全社會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時間。 　　 　　這個時代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但中國社會的前方并不是一片迷霧。站在2010年的終點上往后回眸，階層固化的現(xiàn)象日益嚴重。
　　媒體措詞謹慎地頻頻預警：這樣下去，中國將遭遇嚴峻的“挑戰(zhàn)”。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階層同化和“二代世襲”在一片批評聲中依然故我。整個社會在拜金和賺錢的吆喝聲中，看上去相對還顯得平靜。
　　
　　世襲運動的突進
　　
　　12月5日，“國考”開始。報考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人數(shù)超過140萬大關。競爭最激烈的同家能源局職位競爭比例達到了4961：1，遠遠超過了2010年“國考”最大競爭比例4224：1和2009年最大競爭比例4723：1。
　　這一神奇現(xiàn)象再次說明，權力在資源分配中的特權地位，使其擁有了莫大的誘惑力，誰都想擠進去分沾它的陽光雨露。
　　但在權力把很多人席卷而去，某些權力階層也加緊進行“代際傳遞”的運動中，發(fā)生在福建屏南縣的一件事情，其墮落的程度和性質(zhì)，絕對會超出人們的想象。
　　2010年10月下旬，屏南縣財政局招聘，在該縣人事局《關于縣收費票據(jù)管理所公開招聘工作人員的通知》里，赫然有這樣的條件限定：“招聘名額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應屆本科畢業(yè)生，獲得國外學士學位，國際會計專業(yè)，大學英語四級，屏南戶籍，女，年齡25周歲以下�！苯Y果，只有一個叫陳晨的女青年報名應聘。她“經(jīng)公開報名、資格審查和體檢”，于11月初被聘用。
　　這一“雷人”招聘被網(wǎng)友置諸網(wǎng)絡，迅速引發(fā)圍觀和議論，指控該職位的這個條件限定，就是為某官員女兒量身定做的。隨即，媒體對此事進行聚焦，確證被聘用的女青年乃是原屏南縣主要領導陳某之女。在輿情洶涌中，當事人進行了“危機公關”――陳某表示道歉，人事局官員一問三不知，而財政局長表示辭職。
　　毫無疑問，和我們已經(jīng)熟悉了的那種“官二代”世襲公務員職位的模式相比，屏南現(xiàn)象很不一樣，無論在世襲設計還是在心理特征上，都最得相當另類。
　　盡管或許在某些權力者那兒，子女應像繼承私有財產(chǎn)一樣地世襲公務員職位這一公共資源已經(jīng)形成共識，但畢竟，一方面忌憚于被懲治的風險，另一方面為了最大限度地對付社會監(jiān)督，“官二代”在競爭公務員職位和其它公共資源時，并沒有撕開“競爭”這一帷幕。某些權力階層子弟同然具有分配的優(yōu)先權，但這一優(yōu)先權并不是通過公開授予，而是通過加分等不公平但卻看起來“合法”的手段，以及幕后操作來兌現(xiàn)。
　　但屏南現(xiàn)象則在世襲運動中突進，把這一優(yōu)先權升級成壟斷權。它不耐煩于任何平民子女來作為陪襯，干脆一步到位地使公共資源的分配在制度上專門為某一個權力者的子女而設計。
　　認為在“網(wǎng)絡問政”，以及“媒治”具有一定魅惑色彩的時代，屏南現(xiàn)象顯得較為愚蠢，居然意識不到要把戲演得像一些，可能只流于表象。事實上，它在招聘條件中的毫無技術含量，集中地折射了某些權力階層進行“代際傳遞”中的一種焦慮。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年來某些權力、資本、知識階層的“精英聯(lián)盟”正不斷地嘗到他們所建構的、在機會和資源上對于弱勢群體的排斥體制的甜頭，他們具有加劇這一排斥體制的先驗渴望。但另一方面，這一排斥體制正日益遭到整個社會的質(zhì)疑和怨恨，不安全感籠罩著他們。情況越是如此，他們就越有“末日心態(tài)”――而封閉階層結構、早日進行階層的“代際傳遞”正是他們在心理上獲得安全感的靈丹妙藥。假如一種東西抓在手里，非常害怕自己哪一天突然失去，那么，一個人就會選擇不顧一切地緊緊抓住它。
　　
　　身份社會在邏輯上自毀
　　
　　屏南現(xiàn)象強化了這一常識：公共資源進行封閉性的“代際傳遞”，機會和資源的分配被人為地設置了身份壁壘，只有平民階層中的極少數(shù)優(yōu)秀人物才能逾越。
　　但假如社會就是一場競逐機會和資源的游戲，那么，就必須讓人愿賭服輸。用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邏輯來說，如果我們不打算否認人生而平等，那么，就有道德義務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假如一個平民子弟在“官二代”、“富二代”面前，被限制了在社會分層的意義上向上流動的機會，他為什么要認為這場游戲可以忍受?
　　在市場經(jīng)濟下，一個平民子女如果在向上流動中失敗，理論上還是會感覺到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并且，自己的失敗只能怪自己沒本事，怪不了別人。
　　人們?nèi)匀挥浀�，�?010年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說過一句話：“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睖乜偫淼脑掃壿嫷靥N涵著：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中，構筑身份壁壘的任何一種制度，都無法通過人們心理上合理性的檢驗。
　　一種由權力和資本制訂或影響，并讓它們做莊的游戲規(guī)則，毫無疑問只能讓沒有任何背景的人輸?shù)��！肮俣�代”、“富二代”在“拼爹游戲”中輕易就把“窮二代”給推到一邊，所產(chǎn)生的只能是后者的心理挫折和怨恨。
　　
　　社會沖突的遲滯效應
　　
　　假如一個農(nóng)家子弟為了改變命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但畢業(yè)后仍然陷于社會底層，而且向上流動的機會是那么渺茫，那么，肯定是很難情緒穩(wěn)定的。
　　利益受損者會帶著羨慕和敵視相交織的眼光看著既得利益者，這一點無需回避。很多人對此憂心忡忡。
　　很顯然，貧富差距既給階層固化提供了空間，也給政府和全社會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時間。
　　作為階層固化、貧富差距下的癥狀，在存在很大風險的時候，社會沖突不會表現(xiàn)為階層的直接對抗，而是以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網(wǎng)絡聲討或謾罵等“癥候群”的形式出現(xiàn)。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fā)泄渠道。
　　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利益受損者并不必然馬上要表現(xiàn)為與既得利益者的直接對立沖突，他們其實可以有其它的“表達方式”。至少有兩種可能類型：對作為挫折源的個人或群體直接表示敵意；可以提供滿足感的釋放緊張狀態(tài)的活動本身，并不需要對象或替代對象。
　　
　　制造和解決問題的悖論
　　
　　盡管彌漫著一種悲觀情緒，認為階層固化已經(jīng)失去了剎車裝置，但毫無疑問，由于社會沖突的遲滯效應，中國仍有機會通過制度性和政策性努力，阻遏社會撕裂的進程，破解排斥性體制的邏輯，熄滅那些在地底下運行的烈火。
　　2010年10月18日，“十二五”規(guī)劃建議在執(zhí)政黨的中央全會上獲得通過。其中一個亮點，就是確認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較大”這一嚴峻事實，強調(diào)要“注重公平”，“努力扭轉城鄉(xiāng)、區(qū)域、行業(yè)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但難度是不容回避的。整個社會分配不公已存在多年，在2010年“兩會”期間也呼聲劇烈，此后媒體還一直保持深度追問，但到現(xiàn)在為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還沒有正式出臺。
　　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倒不全是因為制度和政策必然和社會問題有一個時間差，因為制度和政策具有全局性的影響，必須謹慎制訂。
　　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舉報“官二代”在公務員招考中“作弊”的圖書館員王鵬，在甘肅蘭州被從寧夏來的警察“跨省抓捕”。警方的理由是，該男子涉嫌“誹謗罪”，被指“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
　　事件極具象征性。它一方面說明，世襲運動已遭到強烈抵制。據(jù)新華社消息，12月2日零時許，寧夏吳忠市市委、市政府通報，吳忠市利通區(qū)公安分局以涉嫌誹謗罪跨省刑事拘留王鵬，是一起錯案，立即解除對王鵬的刑事拘留，并處理有關責任人，吳忠市公安局副局長、利通區(qū)分局局長何澤祥被免職。另一方面，它最示某些權力階層對于任何敢于阻撓這一世襲運動的人，都具有動用暴力機器進行打擊的“意志”和能耐。而正是因為這一點，它表明有些地方的基層權力者，對執(zhí)政黨“執(zhí)政為民”的執(zhí)政理念和建設法治國家的治國理念，已敢公然挑釁。
　　要讓公平正義的光輝照耀中國，恐怕必須拿出非凡的勇氣。只有深化改革，從而破除由權力主導的排斥性安排，打蛇才算是打準了七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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