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梅丹理短信：“十五日下午在巨鹿路見面好嗎?當天晚上在作協(xié)咖啡廳有一個朗誦活動�！边祝�好像他對上海比我還熟門熟路，居然作協(xié)作協(xié)的。梅丹理，那個喜歡坐地板上的高個子美國人，對美國對華政策沒有絲毫影響力的中國通，討厭戰(zhàn)爭討厭布什的民主黨人士，赤著兩只巨大的光腳丫子，用流暢的漢語向我努力解釋《周易》可不可以翻成英語，以及不懂漢語的西方人如何照樣談?wù)搨ゴ蟮摹吨芤住贰�…梅丹理是嚴力帶來的朋友。那天嚴力送給我一本自選集《事物是它們自己的象征》，書名源自金斯堡的一句詩。我一向很在意別人引用過的格言啊詩句啊乃至無關(guān)緊要的話，無關(guān)緊要更易于讓人產(chǎn)生敬意。比如，就在同一本書里，為嚴力寫序的另一位美國人諾曼斯班瑟還轉(zhuǎn)引了鮑勃?迪倫(又是美國人)的一句話：“你不必像氣象員那樣知道風往哪個方向刮�！迸Ｗ畜鹧园。�率直，樸素，滿不在乎，它儼然就是風本身。
　　此刻寫作的桌子上方，是一幅洪磊的作品，攝于1998年蘇州的黃昏：殘陽如血，蒼茫、靜謐、杳無人蹤的死寂，亭臺樓閣的墻縫里滲出詭異的超現(xiàn)實主義流血!暴力、謀殺或洗劫的現(xiàn)場見證，也是起義、鎮(zhèn)壓或革命的現(xiàn)場見證，流血分裂成了兩個對立體系共用的象征物：是野蠻的象征，復(fù)仇的象征，祭祀的象征，忠誠的象征，密謀的象征，純潔的象征，新生的象征，剝奪的象征，獻身的象征，篡位的象征，弒君的象征，強權(quán)的象征，恐怖的象征……有時候來歷不明的流血(意外的血跡)詞義模糊，僅是一種暗示與懸疑但它可以通過解釋者(偵探、證人和淵博的考古學家)把我們引至某一無人之處，它和解釋者合謀劫持了我們?nèi)缤�象征劫持了事物�?
　　1994年10月去了一趟蘇州，張隆與我同行。王林的一位朋友在蘇州開了家照相館。“是哥幾個的活動據(jù)點。”王林說。我們在照相館二樓見而，很北方的幾個漢子，或坐或站，不吭一聲，只抽煙。那陣勢有點像地下交通站。后來一起喝酒，就著街頭買來的蘇錫鹵菜；中間聊些什么已經(jīng)沒有印象了，惟一記得的是“干了干了”……杯里乾坤小，壺中日月長，一直喝到最后一抹陽光從窗玻璃上消失。
　　房間忽然變冷，王林建議去外面逛逛，“旁邊就是拙政園”，大家晃晃悠悠來到街上……啊，我無意寫小說，哪怕是小說體，甚至也談不上什么歷史回憶。就像霍布斯鮑姆說的，他寫《帝國的年代》的目的不是告訴人們這段時間發(fā)生了什么，如果人們想對歷史有更多了解，可以去查閱數(shù)量龐大的文獻資料�；舨妓辊U姆是為了對歷史給出一種解釋，即過去的各方面生活怎樣合乎邏輯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我不是。我的目的僅僅是：對過去所有生活的回憶是如何在寫作的一刻，非常偶然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稍微和柏格森的意識流沾點邊，只是我的意識流既不那么混亂也不那么費解(順便向喬伊斯和�？思{脫帽致敬)。我無意于專門去寫一個什么上海，那個上海對我一點都不重要，它也許根本就不存在。當馬可?波羅向忽必烈介紹他游歷過的幾十座城市時，其實只是在描述惟一的一個威尼斯罷了。馬可?波羅明白，惟一的一個威尼斯無法單獨描述，它必須被拆解為不同片斷，一個一個分開來，分成許多個虛擬的城市。
　　拙政同的黃昏!洪磊的照片喚起了我對拙政園的回憶，在微醺之間，詞語的滑動之間，圖像的類比之間……那天黃昏，拙政同和獅子林之間(又是之間!)的白墻小巷里擠滿了金發(fā)碧眼的外國游客，他們把攝像機鏡頭伸進當?shù)鼐用翊箝T敞開的房間，那些涼椅、竹床、茶壺和蚊帳，東方威尼斯奇觀，當代馬可?波羅的拍立得日記，水之城，不設(shè)防之城，平面之城，花園之城，擁塞之城……若干年后，我給洪磊寫的第一篇評論題目就叫《夢中的歷史后花園》，拙政園，留園，太和殿東回廊和西回廊，紫禁城的黃昏……我和他看到的拙政園如此迥然不同，誰更接近真實?也許都不真實，壓根不存在什么真實。一切被觀察物的狀況報告取決于觀察者的條件和工具，測不準原理的一個著名發(fā)現(xiàn)。
　　1995年，我偶然在一份報紙的世界博覽版讀到一則消息，一位名叫夏勃奈的87歲老藝術(shù)家，居住在蒙馬特小鎮(zhèn)，那兒可以眺望全巴黎�？墒乾F(xiàn)在，小鎮(zhèn)被全世界蜂擁而至的游客塞滿，靜謐安詳?shù)纳�活一去不�?fù)返了。夏勃奈帶領(lǐng)他的鄰居拒絕旅游巴士進入蒙馬特，一舉獲得成功�？墒牵瑘�(zhí)著的觀光客熱情不減，他們搭乘纜車，或者干脆徒步上山。當時我就在思考：巴黎屬于巴黎人民，還是屬于全世界人民?就像蘇州屬于蘇州人民，還是屬于全世界人民?那些靠旅游業(yè)為生的蒙馬特居民是不會站在夏勃奈那一邊的，藝術(shù)家怎么啦，為游客畫肖像就不是藝術(shù)家，賣些小風景畫片的就不是藝術(shù)家?當然，假如我居住的那條街有天變成了露天集市，整天擠滿五顏六色的人，我也會發(fā)瘋。一想到免不了從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事不及己才夸夸其談，我很沮喪。
　　我不喜歡上海的理由之一，倒不是覺得上海的人太多，而是幾乎所有上海人都抱怨上海的人太多，卻從來不認為自己多余。我是極少數(shù)認為自己比較多余的人中的一個，所以我很不喜歡上海人的那種操性。有一次我獨個兒在八達嶺逛，突然涌過來一幫上海人，麻雀一般，連男人們都嘰嘰喳喳。他們效率很高地拍完照片，呼啦啦就走了。我突然對他們產(chǎn)生了感激之情：他們的效率，他們拍照時的流水作業(yè)精神，我沒有看到他們中有一個人站在烽火臺上極目遠眺，大發(fā)思古之幽情。北方男人愛玩虛的，動輒吟詩題字大江東去北國風光浪淘盡秦皇漢武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什么的。我一直記得豐子愷1970年前后在上海拍的一張照片：中式棉襖，粗呢帽，微笑著站在長樂路長樂坊他的家門口(離我現(xiàn)在寫作的房子只有一箭之遙)。我可以想象出他面對的那個依然動亂的世俗上海，可是我難以想象他那一瞬間的內(nèi)心景觀，那是即便親臨緣緣堂虔誠尋找豐子愷行蹤的旅行者都無法窺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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