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肯定是一所“大”學——一所規(guī)模很大的“大”學。但我對“北大”之“大”卻另有一種感悟和理解。

　　早聽人說，如果你去北大，不能不去聽“北大講座”。于是我在10年前初到北大時，就去聽一個系列講座。北大的講座太多，已經(jīng)記不起是什么系或是什么中心亦或是什么社團舉辦的，一人一講，哲學、經(jīng)濟、法律什么都講，前后各人講的觀點不一，甚至背道而馳、大相徑庭，甚至有的演講者還互相“罵”起來。當時我納悶：難道真理不是唯一的嗎？我在基層部門工作多年，平時聽的大都是“一致”的話，雖好讀書學習，了解一些不同的觀點，但在我的思想里，總是一種觀點打倒和戰(zhàn)勝另一種觀點，哪里見過“北大講座”上那種什么觀點聽起來都似乎有道理，都有人鼓掌和反對，誰也打不倒誰的情形。有一次演講剛完，一位聽者向演講者提問：“為什么您們的講座讓我越聽越昏頭？”這位北大教授回答說：“搞昏你的頭正是我們的目的，一旦你從這混沌之中清醒過來，你就會站到一個制高點上；
而能否清醒過來要看你有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覺得，這就是“北大”之“大”。什么觀點都有人講，都有“市場”，誰也打不倒誰，各種觀點自生自滅，或講完即完，或長生不滅，永放光芒！

　　其實“北大”之“大”早在七十年前的“北大”那里就已經(jīng)存在，誕生于蔡元培校長“兼容并包”的思想�！坝腥菽舜蟆�，這即是“北大”之“大”。據(jù)說那時的“北大”比現(xiàn)在還要“大”得多，比如在那樣一個的十分專制的社會里，竟允許研究和宣傳共產(chǎn)主義的人在那里有藏身之地！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精讀”了“趙靖”和“馮友蘭”，從“物質(zhì)”到“精神”，兩個恢弘博大的“世界”都融于北大，更令我嘆服“北大”之“大”！

　　在中關(guān)園41樓趙靖先生家里“讀”趙靖。三兩學子圍坐一張方桌，年屆古稀的老先生翻開經(jīng)史典籍，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闡幽發(fā)微。人們曾經(jīng)一致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經(jīng)濟思想。先生認為，中國古人有過豐富的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軍事思想，他們不可能沒有思考過經(jīng)濟問題并著述立說。在趙先生的學說中，物質(zhì)是第一位的，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經(jīng)濟思想，就是為了更好地追求今天的物質(zhì)。他說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富國強的歷史，孫中山以前的中國人想在不改變舊制度的前提下追求民富國強，中國共產(chǎn)黨則認為必須推翻三座大山才可能追求民富國強。在先生的著作中，古人追求物質(zhì)的成功范例被剖析得淋漓盡致，勘為經(jīng)典，讀起來使人不思掩卷。就個體人而言，先生引述明代理學泰斗許衡的名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wù)，茍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蔽耶敃r準備報考先生的博士生，他很細致的給我分析和建議怎樣在北京安排全家人的生計問題，可見先生是以“治生”為“為學”之先務(wù)。

　　我在汗牛充棟的北大圖書館里“讀”了馮友蘭。在馮先生的學說中，精神是第一位的。馮先生將人生分為四個境界：動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馮先生最崇尚的是天地境界，而鄙棄功利境界。馮先生去世時有人著文紀念他，標題就叫《天地境界中的偉哲》。馮先生活了將近一百歲，他是一個人如其文的人，從他的著作理論分析，他至少在天地境界中生活了半個世紀！在馮先生生前，我好幾次散步到燕南園那著名的“三松堂”前，但那時我的大腦還是“昏”的，且自感渺小，不敢造訪那個最高境界中的偉大哲人。

　　馮先生教導人追求天地境界，趙先生則教導人追求功利境界。他們都是“北大”的“大”人物。那么作為“北大”學生一員的我應(yīng)該追求那一個先生呢？我的大腦被兩個先生搞昏了一年多。但后來我清醒了，并有了自己的觀點，這其實也是北京“大”學教給我的。

　　我把世界上最杰出的兩個民族——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進行對比。這兩個民族就好像上述兩位先生——馮先生在美國留過學，博士論文和一本中國哲學簡史都是用英文寫的，但他的思想?yún)s是“中國的思想”；
趙先生沒有去過美國，他一生都是跟中國古文打交道，但他的思想?yún)s是“美國的思想”。中華民族是一個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美國民族是一個生活在動物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民族。美國人追求的終極目標是成功，尤其是經(jīng)濟上的成功，它以成功論英雄。中華民族也追求成功，但并不把成功當作終極目標，“不成功則成仁”，中國文化中講究的主要是“仁”。我想這是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最重要的區(qū)別。

　　馮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中國哲學不足以救中國，但中國哲學足以救世界。中國哲學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而以整個天下、宇宙的存在為中心，因此中國哲學最能從整體上、全局上看問題，能夠拯救動蕩不安的世界。為什么中國哲學不足以救中國呢？因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整體之中的個體，部分、個體則以生存為核心，要生存得好必須追求功利。中國幾百年來一直生存得不好，中國哲學恐怕要負一定的責任。因此我認為，中國要向美國學習，補功利這一課。中國已經(jīng)有了救世界的道德和天地理念，但光有這個理念還不行。中國人救世界的方式應(yīng)該是“以實運虛”，“虛”是我們的道德和天地理念，“實”是國家和人民的富強，而富強必須要追求功利才能達到。如果中國沒有“實”，就會空懷救世之志，欲達目的而不能。美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實”，但它沒有中國哲學這樣偉大的“虛”。美國只想以“實”救世界，結(jié)果導致霸權(quán)主義和強權(quán)政治。中國只要補上功利這一課，具有像美國那樣強大的“實”，那么中國就是一個完美的國家——它不僅有救世界的思想，而且也有救世界的實力。中國哲學是最能幫助人們?nèi)フJ識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哲學，是最能從根本上指導人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世界的哲學。但是中國必須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物質(zhì)，才能讓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中國文化的福蔭（以實運虛），沒有強大的物質(zhì)基礎(chǔ)，人家就不喜歡聽你那偉大的“虛”。

　　于是在“北大”的教導之下，我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研究治生之學，實踐治生之術(shù)；
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
茍有余力，則于精神家園修習形而上之道，并又以“道”反過來大濟天下——美哉！善哉！

　　“北京大學”正是把“馮先生”和“趙先生”加起來構(gòu)成的，我想，這即是“北大”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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