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了早年的少年得志､意氣風發(fā),經(jīng)歷了中年的坎坷歲月､命運捉弄,晚年的高文彬儒雅安詳,人生起伏沒有磨滅他的意志和一身傲骨｡
　　
　　高文彬今年85歲了,身材不高,卻裝扮齊整,顯露著彬彬有禮的紳士風度;雖一個人獨居(女兒出國,只有一個保姆相伴),家里卻拾掇得明凈優(yōu)雅,至今還保留著喝下午茶(咖啡､點心)的洋派作風｡坐在沙發(fā)上,這個當年親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zhàn)犯審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華人,向我訴說起自己令人吁嘆的人生故事｡
　　
　　東京審判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東京澀谷,這里戰(zhàn)時是日本陸軍司令部,建在小高地上,前面有禮堂､宿舍,后面一片是訓練場,有馬場､射擊場等等｡盟軍用這里作為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法庭,有個暗示的意義:你在這里發(fā)動戰(zhàn)爭,你戰(zhàn)敗了,我就在這里審判你｡來自11個國家的檢察官､法官和日本的律師都聚集在此,我作為檢察官的秘書,辦公室在法庭的三樓,二樓是各國法官辦公的地方,原則上檢察官和法官之間是不能有密切接觸的｡
　　審判是按照歷史進程進行的,先是“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八一三”,再是“一二八”,按照整個侵略過程,最后是“太平洋戰(zhàn)爭”｡我們中方檢控在法庭上還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日本主要所犯罪行在中國,中國最早受它侵略,而且時間最久,損失財產(chǎn)最多,死亡人數(shù)也最多｡開始審訊,按照法庭程序先由美國來的總檢察長季楠把日本的侵略行為做一個概括簡介,由日本律師來總體辯護,然后再由各個國家的檢察官分別檢控,中國是排在最先的｡
　　軍事法庭上,戰(zhàn)犯的表現(xiàn)各不相同｡比如大川周明,他不是日本軍政界的人,是理論鼓吹家｡他坐在東條英機的上面,審判當中突然打東條的頭,美國憲兵把他拉開,他就發(fā)瘋了｡美國人把他送進美國軍隊醫(yī)院,鑒定下來說他確實瘋了｡其實他是裝的,以此逃脫審判｡審判結(jié)束后,他承認自己裝瘋,還很得意地說美國人也給他騙過了｡所有戰(zhàn)犯都不肯認罪｡因為東京審判采用英美法體系,所有戰(zhàn)犯先被假設無罪,然后由檢察官舉證,法官再根據(jù)證據(jù)定罪｡
　　一開始我是作為翻譯前往遠東軍事法庭的,我并不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派遣的,而是國際檢察組到上海物色懂法律､懂英文的人做翻譯官時選中了我｡當時我剛從東吳法學院畢業(yè),我的老師推薦我去參加測試,主要是考英語｡法律方面因為我是東吳法學院的,我們是中國唯一一所除了大陸法以外還教授英美法的學校,所以比較有優(yōu)勢｡做了一段時間翻譯后,檢察官向哲浚先生對我比較滿意,就留我下來做秘書｡每天會由一個美國的下級軍官送庭審筆錄過來,是用繩子穿起來的活頁,萬一錯了,可以解開繩子替換｡筆錄送來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登記｡一般每個國家送一本,但我考慮到我們中國當時在那兒工作的法官､檢察官､工作人員,大多曾學習或任教于東吳法學院,我就跟他們要求每天多給我們一本,我想結(jié)束后可以帶回去給我們東吳法學院留做紀念｡后來審判結(jié)束,我們把兩套庭審記錄都帶回中國,很重,每天一本,每周五本,兩年多時間呢｡一套我給了東吳法學院,一套由檢察官向哲浚帶給了南京國民黨行政部門｡遺憾的是,解放后,東吳法學院拆分了,兩套記錄都遺失了｡80年代的時候,上海市公安局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都來詢問過我,想找回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的工作除了登記筆錄,還有收送文件,安排檢察官每天的日程等等,有空的時候就去他們那邊的閱覽室翻翻資料,就是在翻閱報紙資料時發(fā)現(xiàn)了日本兩個士兵在攻打南京時進行殺人比賽的罪行｡我主要接觸的就是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先生｡他曾在上海高等檢察院任首席檢察官,向先生與一般的國民黨官員不同,還是帶著點書生氣,作風正派(電影《東京審判》中的向哲浚由香港演員曾江扮演,有點匪氣,我覺得氣質(zhì)上不像),對誰都客客氣氣的｡他是從清華大學畢業(yè)的,庚子賠款留美,在耶魯大學學法律｡他英文很好,為中國做的檢控開場白非常精彩,連美國人也稱贊他｡
　　中國的檢控主要集中在日本對東北､華北的侵略占領,成立偽滿政府,還有南京大屠殺｡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被引渡作為證人參加庭審,比較引人注目｡戰(zhàn)爭最后階段,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攻到沈陽,溥儀來不及逃,蘇聯(lián)軍隊把他俘虜了｡所以國際法庭要求他作證,蘇聯(lián)就派飛機把他送到蘇聯(lián)駐東京法庭的代表團,開完庭后再送回蘇聯(lián)｡他一開始很害怕,因為自己是偽滿洲國皇帝,怕中國把他抓回去,后來經(jīng)過我們解釋,他也比較合作｡
　　對于南京大屠殺,向先生在去東京參加審判之前,就已經(jīng)在南京地區(qū)進行調(diào)查､收集證據(jù)｡正式開庭時,除了我們提供的書面證據(jù)以外,法庭還接受了兩個美國牧師作為目擊證人,他們當時在南京難民區(qū)工作,親眼看到日本人屠殺中國人｡其中一個就是馬基,很有名,他用攝像機拍攝了一段資料,是南京大屠殺留存的唯一影像,當時在法庭上作為證據(jù)播放了｡還有兩個中國商人到庭作證,他們當時曾被日本兵集中起來用機關(guān)槍掃射,他們兩人僥幸不死｡掃射時,他們搶先倒下,前面的死人倒在他們身上,日本人以為都死了,隨后他們偷偷沿著護城河逃了出來｡
　　
　　日本現(xiàn)實
　　
　　
　　雖然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其實在東京審判時就有了確鑿的證據(jù),但是在日本人當中,審判當時直至今日還是有人對此懷疑｡除了一部分右翼分子故意散布謠言､混淆視聽,還因為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人,長期受皇軍封建軍國主義的教育,認為天皇是至高無上的,皇軍是生命中崇拜的對象｡日本普通百姓,碰到皇軍,都是要鞠躬的,甚至在上海也這樣規(guī)定｡當年有一個日軍兵營駐扎在上海新閘路､武定路一帶,他們規(guī)定任何人(不管日本人､中國人)經(jīng)過都要向他們鞠躬｡我家呢,住在康定路,我們學校在南陽路,從我家到學校就要經(jīng)過新閘路日軍兵營,為了不向他們鞠躬,我就故意多走路,從膠州路繞道去學校｡
　　所以說,日本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皇軍會在中國干這樣的事,日本國內(nèi)輿論控制得相當嚴,日本軍隊在外面殺人放火､做人體細菌實驗等等,(日本)國內(nèi)一點都不知道｡東京法庭上,我們就收集到證據(jù),說日本軍部禁止回國士兵在國內(nèi)講述他們在外面的所作所為｡所以,日本老兵一般都不愿吐露戰(zhàn)爭細節(jié),當時肯出庭作證的只有一個日本人,叫田中隆吉｡他是少將,以前內(nèi)蒙古日本派遣軍的炮兵司令,美國人收攏他上庭作證對日本人反戈一擊｡他的出庭對日本人很不利,所以東條英機看到他恨得不得了,覺得他是“賣國賊”｡其實,田中作證也有政治原因的,他底下有一幫人,有些手段的,而且美國人也會保他｡田中隆吉作為中方證人,還請我們吃過飯｡
　　日本戰(zhàn)后也是滿目瘡痍,我們的飛機在東京和橫濱之間的一個機場降落,然后坐軍用巴士沿公路進入東京｡沿途我看到東京城周圍也被轟炸得一塌糊涂,斷垣殘壁,有的工廠打得只剩下燒焦的鐵箱,有的民房只剩下一兩根柱子……甚者東京市內(nèi),在皇城護城河對面的大樓,一幢隔一幢被炸毀,這是日本人自己有計劃地破壞的,以防美國飛機轟炸時,大火蔓延開來｡街上經(jīng)常看到日本男男女女穿著破破爛爛的軍服,地鐵站里面都是年輕姑娘,做些不光彩的事｡因為她們的父兄參軍被打死了,她們失去了生活保障,只能賣身過活｡當時東京每周都有好多白人､黑人的混血兒出生,就好像電影《人證》里面描寫到的那樣｡
　　審判時,日本普通百姓是被允許旁聽的｡每天,法庭都會分發(fā)一部分旁聽券,感興趣的人可以來法庭門口邊上的小木屋排隊領取,旁聽席大概可以容納一百多人｡日本人也好奇,因為日本國內(nèi)輿論控制得很嚴,滿街都是皇軍的正面宣傳｡所以到了法庭上,他們聽到日軍在南京等地的暴行,都非常吃驚,如夢初醒一樣｡特別是日本女人,聽到這些情況心理受到很大打擊,有時正好在過道里碰到我,都低著頭不敢正視｡
　　我們在東京,接觸日本普通百姓是被嚴格控制的,吃飯也是要專門對盟軍開放的地方才可以｡我們有時偷偷去中國人在那里開的館子,吃中國料理｡我作為秘書,經(jīng)常要和美國的打字小姐們打交道,她們知道我是中國人,有時會開玩笑說:“高先生,你請我們吃中國菜吧｡”我說好,就偷偷帶她們?nèi)ブ袊�飯�?從后門上去,跟老板說,美國兵來查,不要講｡我們中國檢察組每年到春節(jié)都要請一次客,我負責訂座,就挑這樣的中國館子｡各國代表團聽說中國檢察組請客都很高興,可以吃到美味的中國料理了｡
　　當時的檢察官每月收入500美金(相當于10兩金子),還有專門的交際費,一年有2000多美金呢,向先生用不了那么多,常常由我?guī)退�安排請客交際的事｡我的收入是300美金,顧問是400美元,倪征日奧先生作為首席顧問也是500美元,但沒有交際費｡這個錢是由國民黨政府發(fā)的,我去的時候是翻譯,一開始由盟軍總部法律處發(fā)放,作為盟軍的雇傭人員,文官CAF6級,最高是12級｡
　　東京審判的結(jié)果,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zhàn)犯被判處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被判終身監(jiān)禁,東鄉(xiāng)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最終沒有追究天皇的罪行,這是首席法官澳大利亞人衛(wèi)勃與麥克阿瑟私下約定好的｡當時也有一些國家的檢察官提出過要求天皇也接受審判,但是沒有被采納｡那時美國人已經(jīng)有利用日本的計劃,已有私下交易｡還有一個專門在東北搞731部隊細菌戰(zhàn)的日本將領,被美國人保護起來,送到美國去了,沒有能接受審判,全部資料也被美國拿走｡另一個日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本來也要來東京受審的,但國民黨來了個公函,說他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中國老百姓一定要他在中國受審,其實國民黨是利用他來打共產(chǎn)黨,因為他在華北長期作戰(zhàn),對華北情況比較了解｡
　　
　　歸國以后
　　
　　東京審判結(jié)束后,我們都回到中國｡向先生在東吳法學院兼課,后來國民黨要他一起去臺灣,他拒絕了｡倪先生也沒去臺灣,留在上海,在東吳教書｡還有一個秘書(法官梅汝?的秘書)楊壽林則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書｡所以那時候,我們四個人每兩個禮拜聚餐一次,向先生那時50多歲,倪先生40多歲,楊壽林30多歲,我20多歲,我跟向先生､倪先生是忘年之交｡
　　解放后,中央領導邀請向先生､倪先生去北京工作,向先生思想比較舊,有“不二主”的想法,所以沒有去,還是在上海的大學里教書｡倪先生后來去了北京外交部｡梅汝?先生解放時在香港,也受邀去了北京,在外交部當顧問｡
　　我那時在上海大廈外事處第四科工作,外事處長黃華對我很好,希望我作為國民黨遺留人員要好好工作,做一個外事干部｡
　　我以前有一個老師姓艾,他是東吳法學院的兼職教授,教我們國際法｡他的本職工作是瑞士駐滬領事館的法律顧問,辦公室在原來的法租界外灘一號｡我跟他關(guān)系不錯,有時去他那兒請教問題｡他因為擔任領事館的法律顧問,所以對各國領事館都很熟悉,解放初期,共產(chǎn)黨要求他提供一些租界里面的情況,可是艾先生不肯,反而經(jīng)常帶著外國的領事､翻譯到我們外事處來｡我在第四科,第四科管“敵產(chǎn)”,外國人在上海有好多“敵產(chǎn)”,我就主管法公董局62號“公產(chǎn)”大案,就是法租界當局偷偷把公共財產(chǎn)轉(zhuǎn)入民用財產(chǎn),國民黨同他們交涉了很久沒結(jié)果,就結(jié)案了｡解放后,黃華和第四科科長就把這個案子交給我,我對法租界不了解,就經(jīng)常去找艾先生｡
　　我們這些舊社會過來的人,“政治敏感性”比較差,我把這個案子的詳細情況跟他都說了｡沒想到,后來說他是國民黨潛伏在這里的特務,有人揭發(fā)我一直為他服務,定下“為國民黨特務盜竊外交部機密情報”的罪名,這個帽子壓下來厲害了｡當時“三反”､“五反”,我算是抓出來的“大老虎”了｡他們說我拿了艾先生的錢,實際上我一分錢也沒拿｡他們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我去外地出差了,其實我就在外事處,被隔離審查了｡我這個人膽子比較小,給他們一追問就怕了,今天承認收了20萬,明天又說30萬｡這下好了,他們說我“不老實”,沒有經(jīng)濟關(guān)系,也有政治關(guān)系,實際上我們只是比較好的師生關(guān)系｡
　　最后,艾先生被判了7年,我倒被判了10年｡沒想到,那個艾先生也有意思,舊社會過來的人,還上訴,他覺得我沒做這個事情,你判我一個月也是錯的｡那時候上訴怎么行?結(jié)果被改判了無期徒刑,后來就死在監(jiān)獄里面｡我呢,在看守所待了3天,又來一紙判決,說我表現(xiàn)好,減刑2年,變成8年｡后來過了一段時間,又減去1年,變成7年｡
　　那是1952年,就這樣我被開始了勞改生涯｡一年后妻子離開了我,法院把大女兒判給了我,由我母親撫養(yǎng)｡人生好像一下子中斷了一樣｡
　　
　　江西歲月
　　
　　一開始,我被關(guān)在第三看守所,跟外國人關(guān)在一起｡有一個天主教神父叫格壽平,他地位很高,是紅衣主教之一,是羅馬教廷派駐上海的主教｡上面信任我,把我和他關(guān)在一起｡那個主教,了解到我也是大學畢業(yè),去過外國,所以對我很信任,還動員我加入天主教｡
　　這里面,待遇比較好,兩個人一間房,別處吃兩頓,我們一天有三頓,還允許親友送東西來｡我在這里大概待了將近一年,后來被送到蘇北大豐農(nóng)場川東分場繼續(xù)改造,在那兒勞改了一年左右,我又被送往江西北部珠湖農(nóng)場,后來又調(diào)往新建縣朱港農(nóng)場｡一直到70年代初,才調(diào)到贛中西部的永橋農(nóng)場｡在永橋農(nóng)場,我不再勞改,讓我就業(yè)了,當初中三年級的英文教師,情況開始好轉(zhuǎn)｡那時有個說法叫“留場就業(yè)”,雖然不是勞改,但還是不能回來,當農(nóng)場的職工,待遇稍微好一點｡
　　“文革”當中,我倒沒有再受到什么大的沖擊,他們說我是因禍得福,在“紅色保護傘”下｡當時向哲浚､梅汝?等人都受到了沖擊｡紅衛(wèi)兵到梅家抄家,差點把他在東京法庭上穿的法官袍都燒了,他說這是我審判日本戰(zhàn)犯時穿的,怎么可以燒?紅衛(wèi)兵怕了,才留了下來,后來他捐給了博物館｡
　　在農(nóng)場,吃了太多的苦｡冬天,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的樣子,上身赤膊著挑擔,滿身是汗,墊肩貼著肉,下面穿著短的襯褲,赤腳穿球鞋｡鄱陽湖邊上沒有屏障,北風直直地吹來｡規(guī)定要趕在4月汛期來之前挑一萬畝地,如果來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那時候緊張啊,80到100斤一擔,每天要挑幾十擔近百擔,皮破了,墊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盡是傷員,有的人擔子挑斷了,有的人肺病發(fā)作了,醫(yī)院里面病號幾十個｡
　　我至今還要感激一個醫(yī)生,姓趙,寧波人｡我母親也是寧波人,所以就跟他攀談起來｡那時我已經(jīng)四十多歲了,還在挑擔,他說,“這個活農(nóng)村里二十幾歲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你怎么行?如果不想辦法,你將來要倒在這里的｡”他看我長得文弱,很同情我,就勸我把僅有的八九十塊收入全部用掉,買魚吃,鯉魚､青魚､黃鱔……要買有營養(yǎng)的東西吃,光吃米飯不行｡我買了黃鱔,沒處燒,就用磚臨時砌個爐子,用枯蘆葦燒,一頓吃一大茶缸｡不講味道,就講營養(yǎng),這樣我的身體才沒有垮掉,直到70年代初當上英語教師,總算熬過難關(guān)｡至今我還收藏著那根扁擔,上面刻著我的名字,扁擔兩頭都有血跡,就是肩膀磨破印染上去的｡
　　
　　回到上海
　　
　　1979年,我“摘帽”了,那之前我一直待在江西｡規(guī)定說65歲以上(退休了)可以回上海,我那時還沒滿65歲,我就寫信給中央､給外交部､給鄧小平,信都退回到上海的安置辦公室｡我就去找他們,我說有的人是老牌特務,有血債的,他們過65歲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沒做過什么,還是共產(chǎn)黨的干部,而且勞改時還記過三等功,反而不能回來,這不合理｡安置辦公室的人最后說,考慮到我的特殊情況,只要上海哪個單位要我,就能讓我回來｡
　　那時,海運學院的外語系主任是我當年在外事處的老同事,所以我就調(diào)進了海運學院｡本來是要進外語系的,海運學院的海上法研究室主任魏教授,也是東吳法學院畢業(yè)的,了解到我是東吳念法律的,把我調(diào)到他那里了｡我進海運學院一開始是作為普通講師,要評職稱了,我說我的同學不管在國內(nèi)還是國外都是教授,我要報就報教授,否則就索性不報,所以后來我沒有報副教授,直接評了教授｡
　　80年代,我作為交流學者去美國講學｡那時我再次結(jié)婚了,我們認識了8年,她姓孫,也是海運學院的老師｡她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我們一直作為朋友交往,怕輿論阻力沒有結(jié)合｡因為我要去美國講學了,她女兒極力撮合我們完婚｡所以我們匆忙辦了手續(xù),婚后3天我就去美國了｡我答應她等我在美國安頓下來,就接她過去｡走的那天,車子開過她家門口,我下來,跟她告別｡沒想到,等我到美國不久,就傳來消息,她在上海因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天在她家門口成了最后的告別｡
　　我從美國回來后,女兒就去美國留學｡現(xiàn)在她入了美國籍,我外孫女也是美國籍,這點我很反感,堂堂中國人,怎么去做美國人了?美國這個國家,我對它印象不好｡日本軍國主義之火一直不熄就是因為美國當時在日本投降后想利用日本與蘇聯(lián)斗,軍隊機構(gòu)､軍事基地基本沒有動,日本成了它的橋頭堡,而且日本戰(zhàn)后恢復很快｡當時我女兒加入美國籍,還不敢跟我說,知道我不同意,先告訴了我弟弟,再通過他轉(zhuǎn)告我｡后來她解釋說如果沒有美國身份美國籍,權(quán)益得不到保障,美國人的一般福利她都享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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