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門廣場前發(fā)生的中國民眾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勇敢地孤身背著3個相機沖進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來，“那時好多人把我圍起來，大家都認為我是蘇聯(lián)間諜，把我打倒在地”。
　　
　　1976年4月，在毛澤東去世前5個月，《漢堡晨報》記者馬庭?庫摩（Martin Kummer）來到中國，他親身體驗了中國那個封閉保守的年代。
　　1976年，坐在故宮雕龍欄桿上的馬庭37歲，俊朗精神，穿細格紋襯衣、赭紅色毛衣，搭配一款黑色絨面西裝外套；30年后，在同一地方再度留影的馬庭已是華發(fā)叢生。
　　前不久，德國漢堡夜色安寧，馬庭?庫摩夫婦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近2小時的專訪，訪問結(jié)束時，已是午夜，繁星滿天。
　　馬庭面容和藹，熱情洋溢，而夫人瑪格麗特總是適時補充他的談話。為迎接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當天馬庭特別搭配了一條有熊貓圖案的領(lǐng)帶，這是夫人瑪格麗特在北京動物園為他選購的禮物，“挺合適的，是不是？”他笑容滿面地反問記者。
　　
　　被帶到派出所
　　
　　1976年，馬庭參加了一個由5名記者組成的德國記者團訪問中國，此次中國之行由時任德國外交部長根舍（Genscher）的一位議員朋友烏納?博克（音）促成。
　　當年4月1日，馬庭踏上首次赴華之途，他隨身帶了3個相機，兩個是黑白底片，一個是彩色幻燈片。他們一行從東京轉(zhuǎn)機至上海，當晚便飛抵北京。
　　馬庭親自感受到的初次驚奇是，他看見當時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空姐都穿著中山裝，“空姐給我們發(fā)了奶油糖，我把奶油糖都裝在一個玻璃瓶里，到現(xiàn)在還存著，特別留作紀念”，馬庭回憶。同樣留存至今的還有他那次從中國帶回來的茅臺酒。
　　而讓馬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門廣場前發(fā)生的中國民眾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當時我住在北京飯店，從我住的房間窗口可以看見長安街上發(fā)生的事，我看見好多人都往天安門廣場涌，我就想，可能出了什么事，但我當時沒想到有這么大的事發(fā)生。天安門廣場前擠滿了人，這么多人為紀念周恩來而游行，后來我看報道才知道那天集結(jié)了差不多百萬人。我當時想：哇，我作為記者，我真是有好運氣，碰到了這么大的事！”
　　
　　
　　
　　
　　馬庭勇敢地孤身背著3個相機沖進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來，“那時好多人把我圍起來，大家都認為我是蘇聯(lián)間諜，把我打倒在地，因為互相說話聽不懂，他們用手勢告訴我：把膠卷交出來……我忍了很久，不想交，但我看到邊上燃燒的公共汽車，我害怕了，我根本沒有任何出路，只有把膠卷交出去了”。但此前馬庭已將更多已拍好的膠卷送回了附近他下榻的北京飯店。
　　一位保安看見馬庭躺在地上，走過來將他帶到天安門廣場邊的一個小派出所，在那里，馬庭嘗試用英文與公安人員交流，但沒人聽得懂，他失敗了，“后來來了一個像軍人一樣的負責人，他一來，就給了我一杯白開水，還給了我一根沒有過濾嘴的香煙，頓時對我‘優(yōu)待處理’，我其實不抽煙的”，談及此，馬庭笑了起來。
　　此后，那些人去北京飯店取來馬庭的證件，證明他的確不是蘇聯(lián)人，后來他被“一些保安通過一條小路送回北京飯店”。馬庭被抓在當年的歐洲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在我被關(guān)時，本來正好和中國當時的代理外交部長有個重要預(yù)約，但對一個記者而言，我經(jīng)歷的這些比我參加那個會見有趣多了！”
　　回北京飯店后，馬庭馬上著手寫報道，當晚10點，他跑到附近的北京電報大樓發(fā)稿回德國，當時電報大樓唯一的值班人員不會英文和德文，而馬庭不會中文，那時尚使用打孔電報紙，最后馬庭親自將稿件敲了進去。30年前在北京電報大樓發(fā)電報的原稿，馬庭至今保留著。
　　首次中國之行，馬庭還特地去了北京大學(xué)，“我在北大也見到了大學(xué)教授們，我能感受到他們很受壓抑的狀態(tài)，他們當時受打擊，屬于抬不起頭來的那類人”，馬庭回憶。
　　1976年4月7日，馬庭到達上海，他住在外灘的和平飯店。幾天前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指控為“天安門事件總后臺”，第三次被打倒。也在那時，馬庭親眼目睹了上海外灘發(fā)生的群眾游行，他們舉著毛澤東像。
　　馬庭在上海一直呆到4月10日，其間他特地去拜訪了一個上海工人家庭，這是一個四口之家，一對夫婦，有兩個兒子，“我當時感覺這就像是一個毛澤東時代的典型模范家庭，肯定中國其他家庭也是這樣的模子的，他們家在廚房、客廳的墻上都掛著毛主席像，這個家庭的成員自我感覺都比較幸福”。在上海，馬庭還參觀了一個汽車展，車展的宣傳欄上寫著“三百噸大平板車滾滾向前”等口號，“這樣的車展那時很罕見”，馬庭說，
　　
　　廣告代替了領(lǐng)袖畫像
　　
　　在《漢堡晨報》工作4年后，作為資深媒體人，馬庭一度擔任德國發(fā)行量很大的電視節(jié)目雜志《聽》的副主編，之后他任自由撰稿人。跟先生一樣，直到2007年8月之前，瑪格麗特一直是《漢堡晚報》自由撰稿人。
　　2006年4月11日，馬庭夫婦二度訪華，這次訪華是他們的長久計劃，在1976年，統(tǒng)一的服裝、毛式軍帽、游行隊伍、自行車長龍，甚至在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人群，都是馬庭身臨其境，親眼目睹的。今天，這些昔日場景幾乎都已淪入歷史煙塵，當年，隨處可見的毛澤東畫像與宣傳口號，也已被琳瑯滿目的廣告與企業(yè)品牌標志所替代。
　　
　　30年前，在故宮旁邊的冰棍攤，或許只能買到白糖或綠豆冰棍，如今，雀巢、和路雪等各種品牌的冷飲隨處可見；30年前，男女裝扮大同小異，任何公眾場合的親密舉動都被禁止，而如今，戀人們可以自由釋放他們相愛的幸福。
　　于馬庭而言，二度中國之行給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中國普通民眾的改變，“這次我發(fā)現(xiàn)，中國的人們都可以自由地決定他們做什么，他們可以自己掙錢、也有機會掙錢，他們還可以有能力購買他們想要的東西”。
　　北京讓馬庭的感慨如此之深，30年前，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給馬庭的印象是一個由灰、綠織就的沉悶色系，“當時中國的男女老少都是一個顏色，穿著也一樣；30年后，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一個個都變得彩色了，變得有生命力了，甚至很多人都歐洲化了”。這次，馬庭也在電報大樓看到了自己30年前發(fā)電報時使用的電報機，這個舊家伙被放在電報大樓收藏柜中。
　　馬庭也發(fā)現(xiàn)，在當今中國，“毛主席像已不太常見了”，他依然收藏了一個分量很重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作為紀念。他們還參觀了位于北京鼓樓附近的一個當年給毛主席做鞋的鞋廠。
　　這次，他們在上海呆了10天，依然住在和平飯店。馬庭對上海最大的驚訝緣于浦東，30年前他從和平飯店的窗口眺望對岸的浦東，那里“只有一些非�？蓱z的倉庫”，而現(xiàn)在金茂大廈和東方明珠塔高聳入云。每天清晨6點，馬庭夫婦都會晨跑，他們常碰到一些熟臉跟他們打招呼，這是讓人愉快的事情。瑪格麗特更喜歡上海，這座城市的自由與活潑氛圍讓她著迷。
　　2006年9月2日，《漢堡晚報》專門用3大整版報道了馬庭夫婦二度中國之行，德國北部城市羅斯多克的報紙也連續(xù)發(fā)表了他們的中國行札記。
　　
　　“給中國做的最好廣告”
　　
　　1976年，馬庭從他的首次中國之行中帶了珍貴的1200張彩色幻燈片與黑白照片回德國；30年后，馬庭夫婦拍攝了約1.3萬張電子照片帶回來。他們在漢堡港一艘輪船上辦的中國攝影展對公眾開放，除了登上該輪船的6歐元收費外，他們的攝影展是免費開放的。
　　馬庭親身體會到參觀者的感受，“他們對中國近30年來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很驚訝，甚至有人看完展覽后對我們說：這是給中國做的最好廣告”。
　　德國主要媒體《世界報》與《漢堡晚報》評價稱，馬庭的這些照片已成為記錄歷史的寶貴財產(chǎn)，它們通過直接對比，反映了中國從一個落后的國度發(fā)展向一個世界強國的蛻變、一個民族的復(fù)興歷程與普通百姓生活的巨變。
　　馬庭夫婦的最大心愿是能將他們的關(guān)于中國30年變遷的攝影展推到中國，對他們來說，能在上�；虮本┺k這個攝影展是最棒的事情，“中國現(xiàn)在是我們兩口子最大的一個題目”，馬庭總結(jié)。他看上去神采奕奕，細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馬庭在黑色西裝外套上別了一枚小巧的北京奧運徽章，“今年8月8日之后，我就開始戴它，因為我常坐地鐵，我想通過這個小小舉動讓大家知道，我很喜歡中國！”（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MartinKummer先生提供，感謝封輝女士、張武先生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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