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就職前後，全球的漢語媒體外加幾家英語媒體，幾乎每天都盯著臺灣新政府要員是否承認“我是中國人”、“兩岸同為中國的一部分”，大家相信這些象徵性的語言將決定戰(zhàn)爭抑或和平。

　　本文的目的是對這些困惑人的象徵符號作簡要辨析，雖然這些年來臺灣“反中”（即反對海峽對面的實體）的聲浪增強是明顯的趨勢，但外界對“反中”的蘊涵卻很不明晰。這種含混之形成有客觀的原因，但更多歸於人為的操作，而且這種含混在目前階段尤顯詭譎。本文認為，這種含混雖然對操作者有利（至少他們自認為如此，否則不會著力去做），對海峽兩岸和夾雜其中的港澳普通民眾，卻有著大兇險的可能。

　　“反中共”型的“反中”

　　在光復後的臺灣，“反中”最初只能有一種表達方式是“反中共”。特別是在蔣介石時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及其一切作為都被斥責為“非中國式的”，因為國民黨定義中國共產黨為“師法德俄馬列主義、背宗滅祖”的叛亂團體。在此定義下，“中共”再壞，無損於“中國”。在中國大地上所有一切好的東西，都根源於“中華文化”；
所發(fā)生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外來的共產主義邪說”。

　　隨著老一代國民黨人的逝去，把“中國”與“中共”截然區(qū)分者，已經被排擠到臺灣政治的邊緣。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龍應臺在《中國時報》上疾呼：臺灣不要把三千年的中華文明簡化成中共一個政黨，似乎并末激起大的反響。新黨的萎縮則是“反中共但愛中國”的心態(tài)在臺灣消逝的明確政治指標。

　　“反中華”型的“反中”

　　與上述心態(tài)截然相反的，是以“反中華”的方式來“反中”：它不僅反對當今的政治中國（中共），而且反對地理中國（中國大陸）、種族中國（中國人）、文化中國（中華文明）。它把臺灣歷史上和現(xiàn)實里的一切問題，都歸罪於普稱的中國（不單單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數(shù)年前在臺獨運動中很活躍的陳姓女士的話說，就是：每當臺灣與中國發(fā)生關系的時候，臺灣就受害；
每當臺灣與中國斷開的時候，臺灣就看好（大意）。他們拒絕承認臺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乃至於試圖證明“臺灣民族”在生物學的意義上異於中國人，并設法創(chuàng)造有別於中文的“臺文”。

　　從這類人的言行，不難看到日本在臺“皇民化”的深刻影響。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以當年從事“大東亞戰(zhàn)爭”的日本皇軍的心態(tài)來反華辱華（詳見徐宗懋《日本情結》一書）。在他們眼里，所有中國人，不論身在海內海外、屬何政治派別，包括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武力壓臺灣，均是一丘之貉，不可交往。他們的一些追隨者在臺灣游行時，會情不自禁地對路旁的外省籍人高喊：“中國豬滾回去!”若能使中國（不論什么政黨領導）崩潰、萬劫不復，他們會樂於與任何別國聯(lián)手。這并非邏輯推理，而是近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孜孜不倦的志業(yè)。不難想像，若此類人主政，臺灣的族群關系會如何。

　　在今日臺灣，建國黨是“反中華”心態(tài)的政治表達。該黨主席鄭邦鎮(zhèn)批評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以兩岸人民為相同血緣的說法，重蹈中華民族的窠臼，造成臺灣主體被削弱”。

　　值得推敲的，是李登輝應否歸於此類？多年里他身兼“中國國民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tǒng)”，經常須作與這雙重身份一脈相承的中國式政治說辭，令外界很難把他看成“反中華”者。但是，在他成功地清除了黨政系統(tǒng)里“反中共愛中國”的政治力量、基本穩(wěn)固了權勢後，就不時地發(fā)表令人刮目相看的評論。筆者在此并非指他肯定日本治臺有成就的言論，這種觀點在臺灣不無部分的事實基礎。筆者指的是他在中日涉及二戰(zhàn)的爭執(zhí)中，站在日本軍國主義一方抨擊中國。比如，李登輝說北京不斷重提日本對華戰(zhàn)爭，是為了向日本政府施壓，得到更多的經濟好處。他勸日本強硬起來，在這種事情上不要屈從中國的壓力。這種言論即使在日本，也只有不服日本戰(zhàn)敗結局的極右翼才敢說出來。因此，仇華至極的石原慎太郎多次聲明李登輝是他最佩服的政治家，實乃惺惺相惜。日本為軍國主義翻案的團體說：“在昭和天皇駕崩後下久，發(fā)表最真摯的悼詞的外國元首是臺灣的李登輝總統(tǒng)”。

　　在中日涉及二戰(zhàn)的爭執(zhí)中為奪去千百萬中國人生命的日本侵華戰(zhàn)爭行為辯護，這不異於站在新納粹立場上，指責猶太人“不該侮陷希特勒和德國”。這不是普通的政治紛爭，這是種族仇恨。因此，筆者把李登輝歸於“反中華”型，不大離譜。

　　最近報刊上有人把李登輝一九九六年的就職演說與陳水扁的就職演說對照，計算出李提及“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次數(shù)遠多於陳。這種對比無甚意義。政客處於客觀限制和壓力下不得不說的話，可以與他們的真實理念南轅北轍。愈是被迫說不想說的話，愈會暗中怨恨。遇到機會，會加倍宣泄。李登輝迄今已遂了大半的心愿。

　　“反中國”型的“反中”

　　此類“反中”表現(xiàn)為“反中國”。它與“反中華”類的相同處，是在政治上和領土上完全割絕臺灣與對岸，把中國（不僅是中共）視為臺灣的最大威脅，不同之處，是它在人種和文化淵源上承認臺灣與對岸的關系，不再以日本皇軍皇民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人。但在此類人思想里，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血緣和文化關系，屬於上古史，不多於英美之間。他們著力培植全然獨立的臺灣文化意識，并把這視為構造臺灣“新民族”的內功。一旦把臺灣民眾對中國文化的部分認同磨盡（即“文化的去中國化”），臺灣的獨立建國就瓜熟蒂落了。民進黨新生代（即不再固守“二二八”悲情的群體），是“反中國”類的代表，陳水扁及其多位助手即是。看看新政府的人事布局，“反中國”取向一目了然：對外堅決防統(tǒng)（靠外交部和陸委會），對內文化去中國化（靠教育部、文建會、國史館等）。

　　“反中原”型的“反中”

　　此類表現(xiàn)為“反中原”。它站在臺灣的立場上反對中國大陸的強權，但不是以完全獨立國家的心態(tài)來反對，而是站在臺灣作為大中國范圍內一個較小而先進的區(qū)域的立場，來反對中原對邊緣的強權；
它不像第一類那樣以“中國”為本位，而是伸張臺灣與中原的平權，反對中共或任何形式的中原霸權心態(tài)。原屬國民黨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里（現(xiàn)在很多轉至親民黨），有這種人士�！耙粋�中國，各自表述”、“一國兩府”、“分治的中國”之類的政治標號，體現(xiàn)了他們的主張。

　　由此可見，臺灣“反中”光譜至少有四色：第一類反中共、第二類反中原、第三類反中國、第四類反中華，“反”的涵蓋面益廣且強度遞增。

　　整個第四類和多半的第三類是無條件的獨立建國派。不論中國大陸開出何種條件，他們都不情愿與之生活在一國(state)之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無條件地與中國敵對；
只要允許其獨立建國，他們也愿意與中國和平相處。部分第三類者甚至會與中國結成邦聯(lián)。

　　第一類和第二類是有條件的統(tǒng)一派。只要中國大陸不再是共產黨專政，即使窮一些，第一類者也愿與之統(tǒng)一；
第二類者更傾向於實行分權的聯(lián)邦制，以確保臺灣的自治。

　　二十年來，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收緊對統(tǒng)一開出的政治條件（譬如由“統(tǒng)一後的中國可以改國號”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一方面，則增強了武力阻獨的態(tài)勢。這“兩手硬”的後果是：第一類者因“恐共接收”而大量減少，轉向第二類；
第四類者因“懼戰(zhàn)毀臺”而收縮，轉向第二類。今日臺灣的主流，便是第二和第三類（即“趨中間化”），且以第三類掌權；
他們方向堅定，手法靈活，能曲能伸。若北京繼續(xù)搞“兩手硬”，這個趨勢只會加劇，臺灣社會內部的凝聚力會增強。因為四類群體間雖有紛爭，但恐共接收和懼戰(zhàn)毀臺這兩個最大公約數(shù)把他們串聯(lián)一起。

　　北京的“兩手硬”幫助了陳水扁組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以百分之三十九的選票上臺，執(zhí)政後的一系列對大陸措施，卻得到兩倍的民眾贊同。統(tǒng)一戰(zhàn)線早年是中國共產黨以小勝大的一個法寶，今天反倒被其敵手運用自如!

　　面對四類“反中”心態(tài)構成的臺灣人民，若北京更換思路，在戰(zhàn)略和方法上棄舊出新，仍有可能影響更多的人流向第二類（此類增大兩岸關系才會迎春，統(tǒng)一而繁榮的中國必須采他們認同的立憲聯(lián)邦制），給第一類提供立足之處，軟化和縮減第三類。此類里既有少數(shù)與第四類實質同而說辭異以便當政的鐵心獨立建國者，也有理智通達的政治新人。在合適的大環(huán)境下，部分人會轉向第二類。對第四類，不大可能變其心態(tài)，只要不反肋他們壯大就行了。

他們上揚，兩岸民眾遭殃。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大陸極端派之上升，部分歸於第四類的刺激：極端派任何時候上升都是成雙的，即互相刺激而壯大。第四類從負面把中共等同於中國和中華，為己所用。

　　一九三○年代的中國，已經慢慢走上經濟工業(yè)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正軌。中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打斷這一進程，導致其後數(shù)十年里中國的全面混亂和惡化。今天臺灣海峽若開戰(zhàn)，一定會是國際性沖突。在最輕微的情況下，臺灣要倒退五十年，大陸倒退二十五年。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後果不堪設想。即使為了阻止最輕微的戰(zhàn)爭後果之出現(xiàn)，我們也應該放開思路，放開眼界，放開嗓門。

　　原刊於香港《明報月刊》二○○○年第七期，經作者同意略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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