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福貴:全球化時代與中國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確立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對于中國來說,全球化時代應該是一個整體轉換的時代,是近百年來從被動現(xiàn)代化向主動現(xiàn)代化轉換的過程。進入新的時代,作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確立現(xiàn)代的公民意識,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從臣民意識、國民意識到公民意識,是人的現(xiàn)代化的一個思想歷程。所謂現(xiàn)代公民意識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內容。
一、理性的規(guī)范意識
必須承認,我們目前的社會還遠說不上是一個規(guī)范化的社會。而全球化時代對于中國社會來說,就是一個建立規(guī)范,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人治走向法治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確立一種規(guī)范意識。
規(guī)范意識的核心是法律意識。法律意識首先要強化憲法的神圣性,任何道德的和政治的規(guī)范都必須服從于憲法,F(xiàn)在最迫切的也許并不是如何建立更多的法典,而是如何實現(xiàn)憲法的內容;
其次,要消除與現(xiàn)代法理沖突的社會潛規(guī)則。潛規(guī)則是對法律的破壞,更對社會公正意識構成極大的傷害。本來立法程序和執(zhí)法者應該最先具有規(guī)范意識,然而在中國最不遵守交通規(guī)則的恰恰是交通管理部門,而且最可怕的是,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潛規(guī)則,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中國執(zhí)法的腐敗已經人盡皆知,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立法層面的不公,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腐。鸿F道部每逢節(jié)假日客流高峰期,就自作主張?zhí)岣哕嚻眱r格;
郵政部門規(guī)定丟失一封平信賠償?shù)葍r的郵票,連照相館都規(guī)定損壞或丟失膠卷也只是賠償?shù)攘康目瞻啄z卷,也不管你這個膠卷是在南極還是在月球上照的,F(xiàn)代社會如果對法律失去信任將是最大的信任危機。在社會轉型期,某種程度上的無序實質上是由舊的有序走向新的有序的一個必要的過程。第三,保護弱者和守法者是法律意識的倫理基礎。在中國確立法律意識的最大的難度不只是在于權與法的沖突,更在于來自于民間的、彌漫性的情感因素,這是人們一般認識到的傳統(tǒng)性的障礙。但是,健全的法律不僅是講理的,而且是講情的,平等、公正就是一種倫理,因為社會處于不平等的狀態(tài),受傷害者往往是弱者,所以法律其實是保護弱者的。而正常的法律和執(zhí)法首先是保護守法者。法律的產生機制就是鑒于弱者和善良者的無助,是作為道德規(guī)范的一種補充。
人治社會本質上是無序的、不平等的社會,具有易變性和神秘性,而法治的社會則是規(guī)范的社會,無論是伸張正義還是懲處罪惡,無論是政治行為還是經濟行為,都必須按照既定的規(guī)范進行操作。
二、普遍的人類意識
人類意識就是以人類性、世界性為尺度,約束自己和發(fā)展自己,確立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境界。
第一,人類意識的第一要素是社會的公益意識。公益意識并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好人好事”的重復,過去人們對于“好人好事” 由上至下的倡導和關注,那種出于政治邏輯的“階級友愛“、“親不親路線分”之類的規(guī)定,是出于一種特定的社會政治意識和個人的道德意識,是具有預定的范圍和標準的,實質上是對人類性的閹割和限定;
而社會的公益意識不僅是指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社會風尚和個人道德品格,而是在人類性需要基礎上形成的人的人類觀和世界觀。從文化意識上講,公益意識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意識和個人道德情感,同時它也不是一種宗教慈善精神。由于它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意識,它要超越階級;
由于它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道德品格,它要超越家庭和親情;
由于它不是一種單純的宗教慈善精神,它往往表現(xiàn)為理性的正義和熱情。說到底,它是一種當代人類才能具有的自我意識,它應作為一種人類文化精神被國人所接受,這是一個社會發(fā)展層次和文明程度的標志。中國的富豪與他國富豪相比,最缺少的就是這種公益意識。即使是受到世界輿論譴責的“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每年把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社會捐助。據(jù)調查,67%的香港公民做過義工。被稱作“經濟動物”日本人幾乎每個人都參加社會慈善活動。目前,這種公益行為早已經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無論是思想還是行為,都構成越來越明顯的以人類性需要為最大需要的價值取向,而這種人類性需要正是現(xiàn)代社會公益意識的構成基礎和前提。
第二,人類意識的另一要素是超民族和國家的世界意識。中國人從來就不乏民族意識、階級意識或者個人意識,但卻缺少一種世界性的人類意識。公民意識中必須介入人類意識的命題,堅持公民意識建設的人類性取向。人類意識為中國的公民提供了一種“人類觀”和人類共同的文化資源認識論。這種人類共同的文化資源認識論是要求我們以人類文化觀來對現(xiàn)代文化和世界文化進行認同。對于文化接受者來說,首先必須確定這樣一種意識:無論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無論傳統(tǒng)文化還是現(xiàn)代文化,無論資產階級文化還是無產階級文化都是人類文化的構成部分,F(xiàn)代文化不是西方的專利,對于現(xiàn)代文化的接受,要從原來的異文化意義轉化為人類文化意義,接受不僅成為一種外在義務,而是一種內在權利。首先應該建立一種“人類文化”意識,把文化接受視為自己理所當然的文化權利,要淡化文化接受過程的階級異己感和民族的異己感,強化人類意識認同和文化轉型的主動性。正像當年古代中國文化成為周邊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資源一樣,今天,以現(xiàn)代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當代人類意識,也可作為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的價值取向。在“人類文化”觀之下,文化的時間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和文化的空間性(階級、民族與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義。而就是在這一認識的前提下,東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補性、可融性的基礎,才能盡快而充分的融匯成新的文化。如果說人類意識和文化不具同一性而僅屬于一個階級、一個民族,那么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傳播也就不會發(fā)生。按此邏輯,古代周邊民族和地域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接受也無從談起了,當代的人類意識具有民族、階級的超越性,文化和美德并不特屬哪一階級哪一民族。當我們把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甚至像70年代那樣把人性、愛情都判給了資產階級,那么無產階級自己還剩下了什么?而且在世界意識之下,“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能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相對立,當中國有能力有機會的時候,就應該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去正確、積極地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
三、社會的寬容意識
寬容是一種境界,表現(xiàn)出高尚的道德人格;
寬容是一種性格,表現(xiàn)出寬廣大度的心胸。
第一,寬容首先來自于多元化的時代和社會。
在全球化時代,民主與自由作為一種世界性潮流被人們接受和理解,因此從具體人的訴求來說,個性化、多元化是這一時代的普遍思想原則,全球化時代實質上是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口號和改革開放的事實,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有了更多的發(fā)展空間。在這樣的一種事實下,形成了人們的多元化的價值觀,從而實現(xiàn)人的生活權利和思想權利回歸的可能。
第二,寬容應該是一種價值觀的理解。在多元化的尺度下,對于別人意志和權利應表現(xiàn)出足夠的尊重;
多元化的價值尺度表現(xiàn)在個人的思想和生活中便是寬容意識。寬容意識的思想本質是對人的基本權利和個性意識的尊重,當人們都以承認個人的自由意識和個別行為的合理存在為前提的話,才能形成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多元化的價值觀實質上是一種個性化的價值觀,它對于一個社會的發(fā)展實在是一件好事而非壞事。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思想是每一個當代人的權利。同一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但是長期的同一必然產生僵化。從精神構造來看,“文革”悲劇的思想根源就是7億人民只能用一個頭腦來思維。“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言論,統(tǒng)一行動,統(tǒng)一指揮”的最后結果,必然是造成一個統(tǒng)一僵化凝滯的社會。思想上長期的統(tǒng)一和一致,可能帶來重復。要知道,思想的重復是最沒有意義的。
第三,寬容的最后結果是形成了一種互利的人文環(huán)境。對別人的尊重就是對于自己的尊重,給別人以自由就是給自己自由,給別人以發(fā)展的空間就是給自己的發(fā)展留下空間。因此,寬容應該成為一種全社會的意識。應該說,寬容意識不僅僅是對個人隱私權的一般尊重,而是在規(guī)范的前提下對個人自由的一種尊重,是社會成員個性發(fā)展的條件。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人們對于那種不傷害別人的個人行為往往表現(xiàn)出過分的關注和干涉,從而對別人的基本自由構成了不應有的限制。當限制別人的自由成為一種環(huán)境之后,也就成為對自己自由的限制。中國的許多事情壞就壞在“看不慣”三個字。
第四,寬容必須有明確的界限。要注意寬容的主體和對象的關系。強者寬容弱者是美德,是真正的寬容;
弱者寬容強者是奴性,不是真正的寬容。一個強盜對一個農民說,饒了你時,是寬容;
一個農民對強盜說放你一馬時,不只是笑話,更是怯懦,可能反而會刺激強盜作惡。寬容個性和錯誤,但不寬容罪惡。魯迅曾經說過,“一個都不寬恕”,表明了其挑戰(zhàn)強者、嘲諷權威,不寬恕惡人的思想道德原則。
四、現(xiàn)代的競爭意識
第一,競爭意識來自于危機感。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20世紀末是一個充滿了危機感的時代。產生危機感并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表明兩種積極的意義:一是敢于正視現(xiàn)實,二是不滿于現(xiàn)狀而渴望發(fā)展。如果處于危急狀態(tài)而全然不覺而諱言,甚而粉飾太平,則是掩蓋矛盾,積累問題,不思進取,最終形成惡性暴發(fā)。
危機感是競爭意識產生的前提。必須承認,20世紀末中國的許多方面的競爭并不是一個十分有序的競爭,在參與競爭的過程中,權力、金錢、關系和色相等非合理性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而21世紀將是一個有序競爭的時代,人們在競爭中所憑借的將主要是自身的實力。介紹工作的前提。因此,在有序競爭的過程中,必須要加強自身的競爭力,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第二,不事競爭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根性。中國人自古以來不乏忍讓、順從之民族美德,卻缺少競爭、批判之生命強力!叭獭背蔀槠毡榈娜松毅。忍讓作為一種社會倫理觀念,是對既定秩序的肯定和維護,但卻容易導致整個社會精神的沉滯和萎靡;
忍讓作為一種個人人生原則,是對于強者的恐懼或者是對惡者的放縱,都往往帶來個人和社會的消極性后果;
人們的生命消沉,將過多注重生命的數(shù)量而不很重視生命的質量。不事競爭,安于命運,是不覺悟的表現(xiàn)。不覺悟是以外在于我的價值觀評價自身和社會:不合理的價值觀——不合理的社會——合理;
覺醒是以自我價值觀判斷自身和社會:合理的價值觀——不合理的社會——不合理,最后構成對整個不合理的社會和其不合理的價值觀進行變革。
競爭和寬容決不是矛盾的,寬容是對別人正當權利和意愿的尊重,而競爭是對自己權利和意愿的尊重。所以,競爭不是對別人正當利益的掠奪。忍讓不同于寬容,寬容是對異己的價值觀的一種理解,是對自由的一種支持,甚至是強者對于弱者的諒解。而忍讓則是對非理的行為的順從,是對自己能力缺乏信任的表現(xiàn)。它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弱者的邏輯”不能或不敢參與競爭而反對競爭或詆毀強者,為自己所處的弱者地位而尋找借口,從而獲得一種倫理和心理上的支持與安慰。
第三,競爭是生存能力的培養(yǎng)。
競爭是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它必然包含有明確的功利性。但是,不能因此把競爭視為一種個人化單純的功利性追求,而實質上它最終的帶來的是整個民族和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競爭是一種強悍生命力的表現(xiàn)。沒有畏懼,充滿自信,橫空出世,一任自我生命的巨大的力量沖動,洋溢著一種昂揚奮進的陽剛之氣。競爭又是人的主體精神的表現(xiàn),它是發(fā)自人的生命深處對自由意志和自由境界的渴望,是主體精神向外的擴大和追求。進取的主體精神最終要轉化或落實到生存能力的培養(yǎng)上。中國人的生存能力毫無疑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傳統(tǒng)中國人的生存能力并不是來自于對于人生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和抗爭,而是來自于忍辱負重、來自于生物性的耐力。而現(xiàn)代的中國人在競爭激烈的環(huán)境里,承受競爭的心理卻極其脆弱。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競爭的規(guī)則愈加有序,競爭的層次也愈加提高。知識的競爭更注重個人的能力,人類在“認識你自己”的基礎上,必須更好地發(fā)展自己。競爭就是求得自己的發(fā)展。
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政治與市場轉換的時代,還要經歷人類共有的文化的時代。政治時代是暴力和權力的競爭,市場時代是財富的競爭,而文化時代則是知識的競爭。中國由觀念社會向利益社會轉換,而后必須再一次向新的觀念社會轉換。要完成這一轉換,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確立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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