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公式：法官的自由度 / 最大懲罰力度 = 人治比率。

　　例如：某法規(guī)定：吐一口痰罰款100元。這法律是一個100%的法治的法律。因為法官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判斷，你是否吐痰。吐了，就是罰款100元。法官不能罰你99元，也不能罰你101元。法律沒有給他人為的其他判斷的余地。吐痰的人懼怕的是法律，它可以毫不畏懼法官這個人。也就是說法律具有100%的威懾力。法官這個人不具有威懾力。因此，吐痰的人不會向法官行賄，也不會因為處罰而過分怨恨法官，因為法官沒有權力對他的處罰進行減免，法官對于處罰，無能為力，只能照章辦事。事實上，法官本人也不應該享有對他人的威懾力。

　　同樣，如果法律規(guī)定：吐一口痰罰款10~100元。這法律給了法官100-10=90元的活動余地。其人治的成分是90元/100元=90%。在這種法律的治下，人們不需要懼怕法律，法律的威懾力只有10%，是法官剝奪了法律的威懾力，法官具有90%的威懾力。這種法律，不管制定多少，都是在制造一個怎樣用“人”去統(tǒng)治社會，都是在制造人治的社會。這種法律下，人們就會想辦法賄賂法官，以減輕處罰。法官也會索賄，為自己謀利益。人治的社會后患無窮。

　　現(xiàn)在讓我們舉一事例來分析：人民網(wǎng)報道，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孫志剛案，12名罪犯于6月9日被一審判決死刑或有期徒刑；
孫志剛命案涉及的6名瀆職犯罪人員經(jīng)廣州市天河區(qū)和白云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構(gòu)成玩忽職守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章瀆職罪第397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誠然，瀆職罪造成的損失是有大有小，量刑有個范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該法律并沒有給出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多大損失視為“嚴重”，多大視為“不嚴重”。從而，使得在量刑時，完全由法官“個人”或者由法官“團體”進行“人為”判斷。而且，法官在判斷過程中無從找到相關“嚴重”和“不嚴重”的法律依據(jù)。該法律的人治比率= （7年 - 拘役）/ 7年，拘役小于1年， 按一年計算，人治比率= （7年 - 1年）/ 7年 = 85%。法官具有85%的威懾力，法律具有（100-85）%=15%的威懾力。法律的威懾力不及法官威懾力的五分之一。

　　事實上，在一個法治的社會里，我們懼怕的應該是“法律”這個文件, 而不應該是掌管法律的“人”。一旦賦予“人”威懾力，我們就不會再懼怕法律，因為可以通過“人”來在x % (人治比率, 這里是 85%) 范圍內(nèi)調(diào)節(jié)量刑的尺度。

　　顯然，法官在孫志剛案中，認定他們的玩忽職守罪并不屬于“情節(jié)特別嚴重”。法官對他們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法律所許可的。

　　我們常講，“依法處理”，事實上，最后還是在x % (人治比率)的程度上，依法官而處理。因為法律把 x % 的權力有給了法官。問：法律留給自己百分之多少是合適的呢？

　　劉愛民，大連理工大學物理系教授

　　200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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