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的親民作風，讓不少人對他們產生期望，其中也包括許多遭到地方官僚欺壓的百姓。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沖破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撓，前往北京“上訪”，令胡溫面臨十分尷尬的局面。據近兩期《南方周末》報導，上訪的壓力終于迫使胡溫決心對上訪制度進行改革。由于情勢緊迫，胡溫希望各方面能盡早拿出一個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是，大陸學者對如何改革上訪制度發(fā)生了重大分歧，頗讓他們左右為難。

　　挑起爭論的主要人物是大陸社會科學院的于建嶸。此人是研究大陸農村基層政權問題的專家，以大膽揭露農村基層治理的危機而引起朝野注意。他也是主張在大陸農村基層實行激進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對許多人來說，于建嶸關于上訪的改革主張大感意外。因為他主張干脆利用這個機會，弱化上訪制度，給法治和民主代議制的發(fā)育成長騰出空間。具體來說，于建嶸主張最終撤銷各級政府的信訪機構，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jiān)督政府、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很明顯，于建嶸腦子里的藍圖，就是西方三權分立的現(xiàn)代國家制度。

　　反對于建嶸而主張強化上訪制度的官員和學者人多勢眾，他們認為，司法獨立，三權分立的制度在中國大陸不僅不是一個現(xiàn)實的選擇，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在這方面，向胡溫建言恢復中國“仁政”傳統(tǒng)的康曉光，表達得最為明白�？禃怨馓嵝巡稍L記者，不要無視中國的國情。他說“我們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國家，在司法難以真正獨立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這么一套反饋系統(tǒng)來了解社會存在的問題，了解民眾的需要。這是一個沒有門檻的系統(tǒng)�！痹诳禃怨鈧兛磥恚�于建嶸取消上訪機構的想法是匪夷所思，是食洋不化的一種迂腐之見。

　　但事實上，于建嶸并非等閑之輩。他看到了上訪制度存在的一個要害問題，那就是其運行成本越來越高昂，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因此上訪制度絕非如康曉光所言，是一個“沒有門檻的系統(tǒng)”。此次《南方周末》借報導上訪改革爭議之機，著實向海外透露了不少原本屬于大陸“國家機密”的內容。

　　內容之一，大陸當局為了減輕上訪的壓力，采取按照上訪人數給地方政府排名次的辦法，對地方當局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內容之二，地方當局為了減少中央的上訪壓力，派出大量警力阻止上訪，乃至到北京“接訪”，也就是把上訪的人員截回本地。內容之三，地方政府為減少上訪的種種措施，耗費巨大。

　　四川有關部門向當地人大匯報，每“從北京領一個上訪者回來，要耗掉一萬元人民幣”！內容之四，大陸的上訪量連續(xù)十一年增長。每次當局采取新的舉措，結果都事與愿違，引發(fā)更大的上訪高峰。海外雖然對上述情況早已知其大概，但由大陸媒體如此公開地透露這些令當局十分尷尬的內容，還是第一次。

　　為阻止上訪，政府耗費巨大，而上訪百姓更是傾家蕩產，乃至家破人亡。不久前，在大陸中央電視臺的“面對面”節(jié)目中，著名主持人王志，采訪了一位上訪十年，終獲成功的東北農民佟鳳奎。佟是上訪人員中不到千分之二的幸運者之一，他通過電視，第一次對全世界講述了上訪者忍饑挨餓，露宿接頭的悲慘處境。

　　胡溫最終會聽從誰的意見呢？是聽從于建嶸的主張，弱化上訪制度，走向司法獨立與民主代議制，還是聽從康曉光們的意見，給求告申冤的小民們樹一個更大，更有權威的信訪衙門呢？事實上，無論他們選擇哪一種意見，都不可能解決問題。這是因為，以中國之大，內部差異之懸殊，于建嶸和康曉光們的各自主張，都只適合一部分地區(qū)，而不是全部。不錯，在總體上，大陸中國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國家，距司法獨立尚有很遠的距離。但是，這并不等于一些地區(qū)沒有快速向司法獨立過度的可能。

　　近年來，大陸當權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鼓舞下，經常感到他們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如果他們不放棄對大一統(tǒng)的迷戀，無論他們是主張復古還是主張維新，都不可能抓住機遇。因為對大一統(tǒng)的迷戀窒息了他們的想象力，而一個缺乏想象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抓住任何歷史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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