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有應接不暇的校內公務與校外學術交流活動，許多文債也在不斷延期和不斷償還之中，實難他顧。當故友建明先生自北京來電，囑為他與鐘沈軍先生的合著 《血火名城——歷史的重現(xiàn)與哲學的反思》（2002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獻“序”時，我雖猶豫片刻，卻仍不忍峻拒，只好下定決心承諾一試。這不僅因為我至今還沒學會謝絕建明的任何邀請，而且無法漠視這兩位非史學專業(yè)出身的同輩學人認真解讀歷史所展示的那份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他們不過是在替吾輩職業(yè)性的治史者代勞而已，我們理當借此感謝他們。

　　建明與他的合作伙伴，一個是經濟學碩士出身的金融界優(yōu)秀管理成員，一個是出道有年的新華社記者。他們不是專心于自己的熱門專業(yè)與行業(yè)中大顯身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推波助瀾或呼風喚雨，輕車熟路地先富起來，而是甘于寂寞，涉足冷僻而艱辛的史學領域，走街串巷作口述史調查，抓住“文夕大火”注這一曾使許多瀟湘父老家毀人亡或顛沛流離的歷史話題，以犀利流暢的筆鋒，揭示日軍侵華行徑的殘暴，展示生命的珍貴，再現(xiàn)三湘兒女那不屈不撓的“蠻勁”、“挺勁”和“春風吹又生”的勃勃生機，試圖穿越歷史的時空障礙，構建起連接昨天與今天的橋梁，可望提醒那些年輕的讀者群在染發(fā)、文身、泡網(wǎng)吧、當追星族、吃麥當勞或肯德基的同時，也別忘了多災多難的祖輩與父輩們的鮮血就曾從我們的腳下流淌，那些受盡折磨的身軀就曾在我們的腳下掙扎，是他們的斑斑血跡與累累白骨積淀成厚實的土基，支撐起我們今天的腳步，延伸著明天的何去何從。

　　回首23年前，我于負笈岳麓之初，即從師友的言談與某些零星的文字記載中略知，與我們一同在陽光下呼吸的省垣長沙就在1938年11月13日凌晨，在“焦土抗戰(zhàn)”、“以空間換時間”的名目下蒙受過一場可與1812年俄軍統(tǒng)帥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之舉相類似的吞城巨火，其來龍去脈卻語焉不詳。粗閱《千年火祭》，可知作者不僅參考了許多已刊文字資料，還作過若干口述史采訪。上訪對象中，既有制訂焚城計劃的原長沙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許權、與聞焚城機要的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長沙警察局局長文重孚的秘書吳世佶，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的副官邱南章、當年執(zhí)行公務的長沙憲兵團成員等，還有許多逃出火海的幸存者與目擊者。全書征引之翔實，敘述之生動，便不足為奇。該書既具體描述了火案從發(fā)生到處理的全過程，也認真披露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關于“焦土抗戰(zhàn)”方略與焚城方案出臺的由來；
既詳盡地記載了蕓蕓眾生那刻骨銘心的痛苦和災難，也簡要地勾畫了劫后余生的省垣人帶著累累傷痕英雄般站立起來的豐姿，連同千年古城在狼煙滾滾的廢墟上橫空出世的艱辛與奇跡。盡管個別史實的表述似乎有待進一步斟酌，但作者不是囿于濃烈的鄉(xiāng)土情結與家園恩怨，而是把長沙火案放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去寫實和分析，省卻許多情緒化的話語，不僅視野開闊，而且立論相對平實，似非許多同類書籍所能企及。

　　“焦土抗戰(zhàn)”的必要性及其實效既是本書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對于學術界的見仁見智，該書既未置若罔聞，亦不曾單憑個人興趣隨意取舍，而是將不同的觀點列出，留給讀者去判斷，若以學院派的眼光視之，這也不失為行之有效的敘述方法之一。對于那些習慣于思考的讀者來說，現(xiàn)成結論并不比思維空間更重要。史學研究也罷，現(xiàn)實生活也罷，那種喜歡用事物的結果推導過程的方法是無濟于事的，應當盡量避免。結果固然簡單，但過程十分復雜，變量頗多。惟其如此，事后諸葛亮好當，事前的諸葛亮卻不啻算命先生，每個算命者的算法與說法往往既含混其詞，又因時而變，都不敢理直氣壯地接受驗證。

　　“焦土抗戰(zhàn)”固然屬于國民政府謀求抗日的一種手段，但受焦的還是勞苦大眾。無論政治家的口號喊得如何悅耳誘人，戰(zhàn)爭的代價還得由受害一方的人民去分擔。無辜的人民常常在劫難逃，而且首當其沖，人類的殘忍與世道的不公由此就可見一斑了。在統(tǒng)治者決定“不資敵用”而實施焚城方案之前，廣大長沙市民事先卻一無所知，許多生靈要么為火海所吞噬，要么帶著身與心的重痛僥幸地踏上離鄉(xiāng)背井之路，艱難地求生于亂世，一如開封花園口決堤之后的無數(shù)黎民飽經水患之苦，不僅無家可歸，哀鴻遍野，而且還求告無門，有哭無淚。試問：這樣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著和代表著曾經被梁任公所贊嘆被孫逸仙所推舉的國民？即便是古典傳言中的“民本主義”，其“本”安在？

　　近代國人備受欺凌，這無疑與晚清以降的歷代統(tǒng)治者不思勵精圖治，只求敷衍塞責關系甚大。明火執(zhí)仗的外來侵略者卻喪心病狂，不僅劫財毀物，而且奸淫殺戮，無惡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為甚。但令人遺憾的是，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在死于納粹之手的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日本當局至今卻不愿承認他們的前輩在廣袤神州的所作所為就是赤裸裸的強盜行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至今不愿將近代日軍的在華真相告訴給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歷史教材就對1930年以后的事件避而不談或少談，更不納入考試范圍，我們無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說到這里，我不禁聯(lián)想起曾經發(fā)生在身邊的一件往事。前年5月，當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到北約集團的轟炸時，面對西方霸權勢力對主權國家與國際法權體系的悍然挑釁，舉世為之憤慨，我校有一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卻公開叫喊“炸得好”，甚至說“中國就應該滅亡”，如此不諧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園中成千上萬的中華學子，差點釀成涉外事故。這個日本學生的表演顯然不是偶然的。相比之下，一身正氣的日本電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于今年2月22日晚應邀來我所作學術報告時，他根據(jù)自己在本國冒著生命危險收集來的資料，如實地披露日軍對我中華同胞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zhàn)的事實和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企圖掩蓋其細菌戰(zhàn)的事實及其原因，贏得全所師生的陣陣掌聲�？上�像他那樣的日本學者為數(shù)并不太多，遑論一般的日本民眾。我就打算趁12月走日本神戶、東京等地赴會和講學之機，回訪近藤先生這位對中國人民深懷同情和友情的執(zhí)著求真者，無論自己的訪問日程有多緊張�！肚�年火祭》對日本當局至今公然為戰(zhàn)犯招魂之謬舉的揭露堪稱清晰和全面，有關分析尤為精當。它在和盤托出日軍侵華之真相與掩蓋真相之動機，以理性為翅膀展開思路，可望激活國人的愛國情懷，使長沙巨火化為警鐘長鳴，殆無歧義。如果有人說作者就在為迅疾提高國民的公德意識與文化素養(yǎng)而添磚加瓦，如同給喜吃辣椒者提供一份久違了火宮殿或玉樓東的辣味佳肴，當不為過。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善于記仇的民族，也不是一個像患失憶癥那樣善惡不分的民族。如果糾纏于過去，我們不會擁有輕松愉快的將來；
但如果忘記過去，我們也難以擁有心底塌實的現(xiàn)在。時間本是一串既剪不斷也理不亂的因果鏈。置身于這條鏈上的現(xiàn)實只能是承先啟后的現(xiàn)實，無法另起爐灶�，F(xiàn)實不是對歷史的虛無與背叛，不能隨意將自己延伸，杜撰未來。在時間的因果鏈上，無論是歷史，還是現(xiàn)實，還是短距離的未來，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朝著渾無際涯的廣義未來延伸，而且都將成為歷史。遺忘歷史難免受到歷史的懲罰，篡改歷史或捏造歷史則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茫茫洞庭水，巍巍南岳峰。蒼生多脆弱，難折是湘人。毀于一旦的古城長沙為何得以劫后重生，而且生生不息？后人從火患的無情與歷史的滄桑中還能讀出什么感觸，可望獲得哪些啟示？由建明先生執(zhí)筆的《千年火祭》第16章倒是給讀者提供了幽靜而深邃的思路。建明拿出兩年前撰寫《苦我心志》一書的人文底蘊與學術功力，從兩火相疊的炎帝談起，跨越兩千余年的歷史時空，與憂國傷懷的屈子、賈誼對話，將首倡“師夷”的魏默深與笑看橫刀的譚復生現(xiàn)身，透過屢敗屢戰(zhàn)的黃克強、斷喝止水的蔡松坡等人的凜然浩氣和“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胡耀邦等政治領袖的身影，還有“惟楚有材”的學府風采、湘軍腳下的雄關漫道，展示瀟湘兒女隱忍自強的弘毅與蕩氣回腸的才思，體念輿櫬出關式的激越與悲壯，追尋那“不吃辣椒不革命”的萬丈豪情，感悟那務實與敢為相表里的地域神力與文化特質。對于三湘四水的歷史積淀與文脈精髓，作者不僅旁征博引，如數(shù)家珍，而且文思不絕，有似滔滔江水。建明還獨辟蹊徑，仔細比照湖南人卓厲敢死的“殉道精神”與日本武士道的差異，從而得出結論：日本的武士道“喪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斷，視侵略為圣戰(zhàn)，視屠殺為武勇，視瘋狂為無我，視戰(zhàn)犯為民族英雄……”。他還以抗日戰(zhàn)爭的全勝為背景，以今日中日兩國之間實質性的外交關系為參照，一針見血地指出：“結局的輝煌讓我們忘記了過程的殘酷，盡管我們曾經飽經苦難，但我們卻不喜歡咀嚼苦難；
盡管我們的歷史充滿了悲劇，但我們卻是一個最喜歡‘大團結’結局的民族�？谷諔�(zhàn)爭的最后勝利正是應證了中國人的這種天性。直到當年失敗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臨下時，我們才感覺到面臨新的競爭劣勢，勝利者其實很苦澀�！弊x者諸君倘若目誦至此，能不為作者那立意高遠和充滿睿智與思辨的話語所打動么？

　　今日乃長沙火患63周年之忌日，筆者提筆為序，除了略示對《千年火祭》一書的共鳴與推薦之情外，欲為63年前焚于大火的數(shù)千名死難者的亡靈獻上一份遲到的哀思，并對63年來在廢墟焦土上忘我勞作的幾代省垣人捎上異鄉(xiāng)游子的一片敬意。已焚者的生命是無價的，長沙人民與瀟湘父老鄉(xiāng)親的進取精神也是無價的。

　　2001年11月13日晚草于杭州市體育場路浙大寓所16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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