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傅斯年(1896年-1950年)，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自由派社會活動家。早年的傅斯年領導過1919年五四運動。他是當年5月4日游行的總指揮。次日即出國留學，1926年秋返國。

　　傅斯年一生，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lián)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其巔峰時期則是1949至1950年任臺灣大學校長期間，他勵精圖治，一個二三流的大學在其引領下，成為一個學術自由人才輩出制度健全的亞洲一流大學。

　　作為中國自由派知識群體的一員，傅斯年為人們所記住的，主要不是對自由主義理論的闡發(fā)，而是他貫徹自由理念的那些特立獨行的實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為知識人清醒地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的行為方式。二是在大學校園里極力伸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三是作為中國言論重鎮(zhèn)，批評和挑戰(zhàn)政治權力的道德勇氣。

　　我們首先看他與政治權力的關系。

　　傅斯年雖然與當時中國的執(zhí)政黨國民黨有很多淵源，但他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還鼓動他的老師胡適采取跟國民黨保持距離的態(tài)度。傅斯年與蔣介石有私交，蔣介石曾寫信給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幫忙請胡適入閣從政，而傅斯年卻在寫給老師胡適的信中說，蔣介石想借重你胡適先生的權威，大糞堆上插朵花，牛糞上插朵花，這朵花就是胡適，要借重你的聲望來給國民黨美化天下。所以，傅斯年說，胡老師，你可不能干。他說，蔣介石這個人，表面誠懇，其內(nèi)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蔣介石八九年的經(jīng)歷，我太了解蔣介石了。

　　1946年蔣介石曾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并說自己乃一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并說：“如在政府，于政府一無稗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書生本色，昂然而顯。

　　1947年1月15日，蔣介石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提出要當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傅斯年極力反對，說“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系北方學界前途甚大。他(指蔣——編者注)說可以兼著。我說不方便，且不合大學組織法。他說不要緊(蔣的法治觀念甚微)�！焙髞砗�適也沒有答應。這件事也體現(xiàn)了傅、胡二人要維護大學獨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傅斯年自己也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
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薄拔覀兪且獖^斗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

　　傅斯年在蔣介石統(tǒng)治的歲月里，代表那種無黨無派的真正自由主義路線的人。他們要發(fā)揮知識份子對權力的批評制衡作用，不被國民黨同化。鑒于一般人都被政權吃掉了，或者沒有地位了。而胡適、傅斯年他們還有那么一點點地位，所以他們孤軍作戰(zhàn)的情勢和勇氣就顯得特別矚目，賦有某種悲劇感，這也象征了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者整體上的悲劇命運。

　　二、

　　在履踐自由主義理念方面，傅斯年最主要貢獻是在教育學術領域，是在大學校園里極力伸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
二是力促大學以學術為重心，維持高度的學術水準。

　　臺灣大學——現(xiàn)在國際上的學術排名超越中國大陸的北大清華——正是傅斯年實踐自己自由主義教育理念及其制度設計的主要基地。臺大，凝聚了傅校長的非凡的夢想和心血。有學者評論所說：“臺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chuàng)校校長，但在常規(guī)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面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傅斯年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shù)莫毩�，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guī)，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

　　194年國民政府遷移臺灣后，國民黨從反面總結在大倫失敗的教訓，強化了鎮(zhèn)壓異議的恐怖氣氛，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遭遇更為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當局推行聯(lián)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

　　傅斯年面對這種高壓，仗義而起：一面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一面對當局聲明，臺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fā)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聯(lián)保制度在臺大無法推行。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這樣做是需要極大的道義勇氣和崇高的擔當精神的。

　　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革除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的陋習。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即便因此而得罪權門也在所不惜。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不無欣慰地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huán)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tǒng))。雖然不是沒有麻煩�！痹诋敃r的情勢下，這一成就更加值得大書特書，勢將載入史冊。

　　學術自由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條件；
但僅止于此是不夠的。傅斯年關注大學的另一焦點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為此，他提出了臺大辦學的基本宗旨：

　　1.辦學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義為主宰。他說：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強之目前功利為主宰”，而且“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一個大的學堂。”“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fā)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比绱藸顩r，必須改弦更張。他強調(diào)通才教育，高深學術。

　　2.嚴格挑選校長和教授，不能讓政客和不學無術之輩混跡其間。“做校長的必須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jīng)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于政客�！薄６�“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育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guī)定，嚴切執(zhí)行”。

　　3.嚴格區(qū)分大學和中學的教學方法�！按髮W教育是則是培養(yǎng)一人入于學術的法門中的�！薄按髮W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xù)也�！辈荒軐ⅰ按髮W化為中學”！

　　傅斯年的這些辦學方針與蔡元培、胡適一脈相通。這是一縷自由主義的教育脈絡，它影響了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學教育，從而使大學在當年中國社會的混亂局面中，相對獨立，相對干凈，與國際社會主流教育界的差距在日益縮小。然而，自從1949年之后，中國大陸的大學盲目追隨蘇聯(lián)，強行實施所謂“院系調(diào)整”，把原有的已經(jīng)建成體系的中國教育降格為黨的“馴服工具制造廠”，以培養(yǎng)“革命的螺絲釘”或“技術文盲”一類的“專家”、“工程師”相標榜，毀了幾代中國青年，至今后遺癥仍然嚴重。以此對照傅斯年當年對中國教育界的告誡及其深謀遠慮，人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超絕卓識和博大胸襟。

　　三、

　　傅斯年廣為中國大眾所知，主要來源于他石破天驚地直言批評政府，無畏地挑戰(zhàn)政治權力的道德勇氣。由此，他當時被稱為“老虎”：自由之虎。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春寒料峭，政局沉悶。突然，一篇爆炸性的政論《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赫然出現(xiàn)在《世紀評論》周刊上。這篇炮轟當時行政院長的執(zhí)筆者，竟是一介書生、著名史家傅斯年，遂引起春潮涌動。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傅大炮開篇就直言：“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其實 ,宋子文初上臺時，傅斯年還寄予希望，曾在《大公報》發(fā)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為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但事隔不久，傅斯年通過觀察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yè)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yǎng)和態(tài)度，看清了宋的真面目。于是，他拍案而起：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在中國，一位著名學者如此直言不諱，抨擊政府首腦，異常罕見。因此，一文既出，議論蜂起，“各地報章紛紛轉(zhuǎn)載，舉國注目。”據(jù)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

　　該文發(fā)表后，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是《世紀評論》的發(fā)行量空前迅猛地增加所引發(fā)？非也。而是有人從報販手里全部收買去了。有好事者憤懣不平，即可前往鼓動《大公報》重行發(fā)表，頓獲同意。于是次日早晨，這篇文章又出現(xiàn)在《大公報》上了。后來。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的策略，稱之為“寓買于禁”。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再發(fā)一炮：《宋子文的失敗》，直言：“自抗戰(zhàn)以后，所有發(fā)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guī)曹隨’�！�

　　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疾首：“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系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再接再厲，發(fā)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fā)，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況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jīng)濟學家，卻說出了很多經(jīng)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nèi)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 “于是乎小官僚資本托庇于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于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于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資本。為所欲為，愈受愈大�！�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卻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為侮辱，必須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對簿公庭�！�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坝蓽试S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于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xù)，凡創(chuàng)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為國’，現(xiàn)在是‘化國為家’�！�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儲安平在《觀察》的[編輯后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當年，,正是像傅斯年、儲安平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噴發(fā)為感動時代的文字。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說，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系的”。

　　名垂青史的傅斯年，代表了激烈批評時政的一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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