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和新加坡，表面上都是繁榮昌盛的城市，但是在看起來勇往直前的沖勁深處，其實又隱藏著一種文化的焦灼。在英國殖民文化所扎下的地基上，眺望中國文化投擲下的巨大輪廓，思索自己手中想建的大樓，究竟該長什么樣。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怎么界定又如何銜接、英語和華語孰輕孰重、北京話和閩粵方言能否共存，文化的歸屬，究竟那最深的軸，在哪里？這一種存在的焦灼，自覺或不自覺，就在各個領(lǐng)域里流露出來：教育政策、都市規(guī)劃和保存、文化政策和藝術(shù)教育的辯論等等。

　　這種焦灼，和這兩個城市的繁榮昌盛，其實是同一條絲綢花被的面和里吧？殖民主義帶來了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體制，同時也拆解了原來的傳統(tǒng)紋理，留下了文化的頓然失所。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或深或淺的足跡，至今清晰可尋。

　　寫出「東方主義」對殖民主義深刻批判的薩依德，很小就體會了文化失所的意含。失去了巴勒斯坦這個家，流離到開羅，小薩依德進入開羅的英國學校。這個學校使他「頭一遭體驗到英國人以一個殖民地事業(yè)為形式的有組織體系。其中的氣候是全體不帶疑問的唯唯諾諾，教員與學生都一副可恨的奴相…我和校外的英國孩子并無接觸，隔著一條無形界線，他們藏在我不能進入的另一個世界里。我深深覺得他們的姓名才是『正』名，他們的衣著、口音及交游也和我完全不同…他們是有家的，而最深意義的『家』，是我一直無緣的東西。」

　　在英語學校里，講阿拉伯語是要被歧視、受處罰的。但是他很快發(fā)現(xiàn)，用一個語言去解釋另一個語言的世界，是一件極端復雜、困難的事。被迫擁抱一個你無法真正進入的語言，被迫「擱淺」一個你自己身心相屬的語言，結(jié)果是一種精神的流離失所，薩依德說，就是變成「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xiāng)背井，一直與環(huán)境沖突，對于過去難以釋懷，對于現(xiàn)在和未來滿懷愁苦。」

　　薩依德體驗到殖民的文化割裂，是在一九四一年，他上小學。循著足跡再往前行，可以看見一九二八年的聶魯達。

　　一九七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在一九二八年，是智利派駐錫蘭的年輕外交官。他在趕赴宴會的路上，聽見歌聲，從一間黑幽幽的屋子里傳出。他就叫停了正在奔跑人力車，駐足傾聽�！冈诤诎抵腥缙�如訴地顫動，這聲音高到難以置信的高度，便戛然而止，隨即降到像陰影那樣黑暗，融會到雞蛋花香氣中去�！�

　　他到了宴會，英國人穿著高雅的禮服，對聶魯達遲到的原因覺得難解：「音樂？本地人也有音樂？」

　　聶魯達深深震動：「英國殖民者與廣闊的亞洲世界之間這種可怕的距離，是永無止境的；
他還始終表明一種非人道的孤立，表明一種對本地人的價值和生活的完全無知�！�

　　然后聶魯達很仔細地描寫他所目睹的一場大規(guī)模獵象行動：農(nóng)民用火把將大約五百頭野象群逼到森林的一個角落，然后誘進一個大圍場。當大象發(fā)現(xiàn)上當時，它們已經(jīng)沒有退路。這時，大象退到圍場中央，把母象和幼象圍在中心，有組織地抵抗敵人�！杆鼈儼l(fā)出馬嘶或刺耳的號聲似的令人痛苦的叫聲，絕望中把最柔弱的樹木連根拔起。」

　　這時，農(nóng)民首先讓早被馴服的大象進入圍場，攻擊野象，以便讓獵人趁機把野象的后腿用粗繩拴到樹干上。野象，就這樣一頭一頭被制伏。但是，制伏之后還要馴服：

　　被俘的大象好幾天不肯進食。但是獵人了解它們的弱點，讓它們餓一段時間，然后把它們愛吃的植物的芽和嫩枝送來，它們在沒有被俘時曾經(jīng)在大森林里長途跋涉去尋找這種食物。大象終于決定吃東西了。大象就這樣被馴服了，而且開始學干繁重的工作。

　　我想，聶魯達絕不僅只在談大象。而獵人，也不僅只是英國人。被馴服者對待自己的同類，往往是同一副殖民者的臉，或者更嚴峻。精神一旦失所，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和智慧到叢林里再度找回「家」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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