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臺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jīng)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shù)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

　　臺北還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xiàn)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quán)東路上，卻是臺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地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jīng)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里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里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里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承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后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jīng)在這里停留；
胡德夫曾經(jīng)在這里駐店演唱；
楚戈曾經(jīng)在這里過七十大壽；
多少文人藝術(shù)家曾經(jīng)在這里向企業(yè)募款，在這里密商一個思想雜志的誕生，在這里討論精致藝術(shù)如何可以下鄉(xiāng)……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臺上，都有文化的據(jù)點，正是臺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jù)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jù)點？自然是由于主事者對于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于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yè)連鎖環(huán)節(jié)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jīng)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jīng)舉過“垃圾桶哲學”來響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愿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做“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讓別人愉快。

　　4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臺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么人？于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游詩人，他是臺灣文化史的一個標志。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shù)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xiàn)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游詩人，臺北可是“冠蓋云集”；
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jīng)是伙伴現(xiàn)在是敵人或者曾經(jīng)是敵人現(xiàn)在是伙伴的，曾經(jīng)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臺北，文化史的起承轉(zhuǎn)合章節(jié)，特別清晰。

　　演唱結(jié)束之后，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涌到一個巷子里的小酒館“續(xù)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30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有的起身走了，有的才剛加入。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點小菜，倒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作家或總編輯或主筆：“你喝什么？”

　　“總裁”又是“小弟”。清晨兩點半，人散了，我們走出小酒館，我才知道，他第二天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xiàn)在�！彼�微笑著說，“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賬吧！”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里，我愣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么叫“垃圾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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