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良所著的《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乃是一部從宏觀歷史社會學的架構出發(fā)探討澳門政治制度和政治發(fā)展的專著。由于該書的敘事方式是歷史的，而且輔之以大量詳實的檔案館材料和其他論者的研究文獻，所以，從一般意義上講，《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的最大特點往往被認為是歷史材料的豐富以及作者經(jīng)由這些材料而表現(xiàn)出來的說服力。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歷史材料本身并不是志良這部著作的研究對象，也不是他所要回答的的理論問題，而且由這些歷史材料勾連而成的澳門政治制度史也只是志良在其知識支援下對歷史材料進行選擇和歸類的結果。據(jù)此，個人以為，解讀《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這部著作的重要之處，在于把握作者所試圖回答的理論問題，洞見支配作者選擇材料和處理材料的研究路徑或分析框架，以及作者經(jīng)由此一研究所可能具有的理論貢獻。毋庸置疑，對志良這部著作可能具有的理論貢獻的分析，當包括對其間所存在的需要我們做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的揭示。

　　一、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

　　大凡學術研究工作，都是在學術傳統(tǒng)中展開的。這就要求研究者在展開相關的研究之前對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自己的研究而對這一學術傳統(tǒng)做出自己的貢獻。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學術傳統(tǒng)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發(fā)展，而且學術研究也在其間獲得了它自身的意義。依據(jù)此一道理，志良的《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首先展開的就是對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反思，并通過分析和反思進而確定了他研究澳門的路徑。眾所周知，自葡萄牙人進入澳門以來的四個半世紀期間，有關澳門的研究層出不窮，一如《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所附“參考書目”所示，僅近十多年來出版的有關澳門歷史的專著和資料集，中文版的就有近20種，葡文版的有近30種，英文版的有五六種。但是在這些研究論著中，套用志良的話說，“時至今日，仍缺乏一部獲中葡雙方和澳門居民基本認同且在學術界具起碼共識的《澳門歷史》”。

　　澳門研究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境況，學者們各有論說，然而我個人以為，最為重要的原因乃是論者的研究路徑所致。具體來講，也就是志良在《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所指出的，“長期以來，澳門史研究與澳門歷史發(fā)展過程一樣，存在著明顯的雙軌……，中葡學者對‘澳門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學者一般將澳門史視為中國地方史，雖有其特殊性，但本質不變；
而葡萄牙學者也向來把澳門史作為海外殖民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如人們所知，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始的發(fā)展趨向主要就是美籍政治學者鄒讜教授所言的從權威政治系統(tǒng)向全能政治系統(tǒng)的發(fā)展，因此采取那種將澳門史視作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路徑，就無從解釋澳門自身發(fā)展進程中出現(xiàn)的非全能政治的發(fā)展取向；
而葡萄牙的相應發(fā)展趨向則表現(xiàn)為全能政治的發(fā)展和海外殖民統(tǒng)治的擴張，因此采取那種將澳門史簡單視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組成部分的研究路徑，也無法解釋澳門自身發(fā)展中的所謂“分而治之”的現(xiàn)象。正是立基于此的思考，志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澳門史研究雖不可避免地以中葡兩國作為重要的參照系，大量涉及兩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關系，但必須力求以澳門為主體，真實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門地區(qū)共同生存發(fā)展各個方面的歷史，華洋不可排斥偏廢，雙軌定要交匯合一�！边@就是志良在其專著中所確立的以中葡兩國發(fā)展為參照系但卻以澳門自身發(fā)展為主體的研究路徑；
顯而易見，這一努力不僅一方面為澳門史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而且在另一方面也為志良自己真切地洞見和把握澳門的“內部”發(fā)展進程提供了某種可能的渠道。

　　二、“和諧共存”抑或“文明沖突”

　　研究路徑的確立，只是志良洞見和把握澳門發(fā)展歷史的一種可能渠道，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歷史研究，在我看來，并不是一種“為歷史而歷史”的研究，這是因為純粹“為歷史而歷史”的研究，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似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無從反映出論者的當代理論關懷。因此，對于一項歷史研究來講，在研究路徑確立的前提下，還需要對研究中的具體理論問題加以確定。從這一角度來看，確定具體理論問題，便是志良所著《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所做的第二項努力:當然，一如我們所知，志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許多理論問題，恰如他所言，澳門“奇特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不單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在沒有任何協(xié)議的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話般地在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土地上據(jù)居下來的?明清政府為何讓他們‘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自治長達300多年，直到1887年才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初步確定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兩國不同時期對澳門這個特殊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門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關系史上作用如何，對中國近代化進程扮演著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樣克服思想文化差異而和平共處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澳門又怎樣面對外來壓力和威脅，自強不息，屢度難關，在4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搖擺漂流，避免擱淺觸礁而到達今天，并發(fā)展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現(xiàn)代化城市?這些一直是史學界極感興趣的題目”。

　　　　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上述問題只是志良認為澳門發(fā)展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因此我們絕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問題視為是志良的專著所要回答和解決的理論問題。綜觀《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個人以為，志良所要挑戰(zhàn)或論辯的，一方面乃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教授晚近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亦即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撞與世界秩序的重構》(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NewYork)一書中指出的，在冷戰(zhàn)以后，文明之間的沖突必然替代以意識形態(tài)為支撐的國與國之間的沖突，甚至會導致新的世界大戰(zhàn)；
另一方面則是西方以現(xiàn)代化理論為依憑的“西方文明普遍論”，這種論點在否定地方性知識的前提下主張西方的價值和制度在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中的普世性；
毋庸置疑，志良所要批判的還有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國人體認西方文明過程中的非理性觀點，而這種非理性觀點的兩極便是“全盤西化”論和“全盤反西化”論。正是志良所具有的這種對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深刻理論關懷，促使他在以澳門為主體的政治歷史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理論觀點，即不同文明間的“和諧共存”論。這就是志良所明確指出的，“我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乃因為澳門不僅‘實為泰西通市之始’，還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典范�！�…這難道不值得當今世界或因經(jīng)濟、或因宗教、或因種族而大動干戈的國家或地區(qū)效仿”?

　　志良依據(jù)澳門歷史經(jīng)驗而提出的這個問題，當然也是許多其他論者所關注的一個具有時代性的理論問題。然而，志良與其他論者不同，他在回答其所確定的理論問題時，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般論著所采取的那種只對中葡居民在澳門社會和平共處做事實描述的方法，或者那種對不同文明間和諧共存的理想做應然建構的方法，相反，他所采取的乃是對中葡居民如何在澳門社會和平共處進行探究的方法；
這種方法的特點在于追究“如何”，而非追問“實然”或“應然”。正是這種討論“如何”而非追問“實然”或“應然”的方法，決定了志良在《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中不滿足于對澳門歷史事實做簡單的描述，而是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對這些歷史事實如何形成的原因加以追究，并在此一追究的基礎上推論說，“只要西方文明拋棄其向來所表現(xiàn)的政治、軍事或宗教、文化優(yōu)越性，是可以與非西方文明和平共處的，葡萄牙人可以長期在天朝的土地上生存，根本的原因是面對強大的中國，只求經(jīng)濟互利共榮，不刻意也難以表現(xiàn)其政治、軍事或宗教、文化的優(yōu)越性。”

　　三、宏觀歷史分析與微觀行動理論

　　姜義華先生在評論志良的《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時指出，“堅實的歷史感，強烈的現(xiàn)實感，對澳門和世界未來深切的普遍關懷，使吳志良先生這部著作具有比之一般澳門政治史遠為寬闊的視野和宏大的內涵。作者沒有僅就政治制度談論政治制度，本書作者深入到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的層面，有力地證明了澳門特殊生存發(fā)展過程，完全是中國內部政治經(jīng)濟變化及中西文化碰撞角力使然”；
而在我看來，從分析框架的角度言，志良這一努力所凸顯的則是他所采用的宏觀政治發(fā)展理論框架，也就是本世紀70年代末以前西方政治學界研究政治制度史的主流理論取向；
這種宏觀政治發(fā)展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講，可以歸屬于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的一部分，套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A.Przeworski的話說，也就是“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macro-historicalcompara-tivesociology)的一部分。志良通過采用這種“宏觀政治發(fā)展理論”的分析框架，強調了中葡兩國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條件以及兩種文明討價還價的過程對澳門政治制度發(fā)展的制約性，并且通過此一宏觀政治發(fā)展框架的引入，揭示了澳門研究脈絡中的一個新的維度，從而也就在某種意義上推進了澳門的既有研究。

　　當然，志良所著的《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一書，所討論的乃是關于澳門政治制度的理論問題；
這種學術討論的特點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一種真理性質的討論，因此任何學者都可以對其間所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甚至展開學術意義上的批判。個人以為，志良這部著作，一如其他理論著作，都存在著自身的理論限度，而志良這部著作所存在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進一步推進澳門研究所必須思考的問題，乃是他所引進的“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本身。然而，即使我們通過對“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的質疑而能夠指出志良研究的不足之處，那么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恰恰是志良這部著作的貢獻所在，因為正是志良將這一分析框架引入到澳門史的研究之中，為我們深入檢討這一分析框架本身提供了一個切實的文本，也為我們有可能在試圖解決其間所存在的問題并推進澳門研究之前厘定所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一如前述，“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大體上屬于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的一部分，然而眾所周知，自本世紀80年代初以降，這種宏觀研究取向遭到了大體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zhàn):一是西方學術界對60年代以后的社會政治發(fā)展所展開的經(jīng)驗研究和統(tǒng)計分析表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或現(xiàn)代化的進展與政治發(fā)展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政治制度的發(fā)展和演化遠比人們想象的更復雜，而正是這些研究成果促使論者們開始對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的缺失面展開檢討和批判。另一挑戰(zhàn)主要來自于西方社會理論的發(fā)展；
當時以“博弈論”、“常人方法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等方法論的發(fā)展為基礎，西方社會研究的重心日益轉向個體和集體行動的“微觀機制”，亦即研究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和“選擇機制”對人的行動以及制度性安排的影響。

　　這種微觀策略分析取向所強調的，乃是這些由個人和集體所做的不同的選擇和不同的決定會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同時也是由他們做出的這些選擇和決定會影響事件的發(fā)展進程和他們自己的命運，從而也會影響社會歷史發(fā)展本身。正是這種從宏觀向微觀研究的轉向，對宏觀研究取向的一個核心命題構成了重大的挑戰(zhàn)，這個核心命題就是:給定社會經(jīng)濟歷史發(fā)展的條件，個體和集體不論怎樣行動，都只會產生同樣的政治結果。顯而易見，從這種微觀取向研究的角度看，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的主要弱點就在于它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太強的決定論品格。因此，這種微觀取向的理論轉向，便開始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強調關注在微觀且具體的歷史情景下，作為政治行動者的個人和集體會選擇什么行動方式和策略，以及這些行動方式和策略在各種互動過程中所可能形成的政治制度安排。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這里指出宏觀向微觀研究的轉向，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由此完全否定宏觀政治發(fā)展研究的分析框架，也不只在于簡單地主張以當下的微觀政治研究分析框架替代宏觀政治發(fā)展分析框架，并動用這種微觀分析框架來研究澳門的政治發(fā)展，因為這種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只會使我們跌入另一個陷阱，即以同樣的方式忽視微觀政治分析框架自身在解釋力方面所具有的缺陷。因此，我們在這里指出宏觀向微觀框架的轉向，主要的目的便在于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在澳門研究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打通宏觀政治發(fā)展的分析框架與微觀政治分析框架，也就是既從宏觀的角度強調中葡兩國及澳門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對于澳門政治發(fā)展的客觀制約性，同時也從微觀的角度關注澳門的政治行動者根據(jù)他們的知識所做出的策略選擇與確定的目標取向對于澳門政治制度發(fā)展的主觀制約性。當然，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首先需要我們有這樣的問題意識，而且更需要我們進入澳門的生活實踐之中，并經(jīng)由具體的澳門研究活動而對它做出回答。

　　(本文原是作者為《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所作的序，發(fā)表時略有刪節(jié)——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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