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30歲的陳寅恪和26歲的吳宓在哈佛校園里結(jié)識，開始了他們長達半世紀之久的真誠友誼。

　　吳宓對陳寅恪的第一印象是，他“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nèi)幕”（《吳宓自編年譜》，P188，三聯(lián)版1995年12月）。

　　能夠一眼洞悉到這一層，吳宓不愧為陳寅恪的最佳知己！尤其是“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nèi)幕”這一條，奠定了這位史學巨匠悲劇人生的基礎(chǔ)，愈到后來，愈見其悲劇之深巨！如果不是這一點，他也會像其他文人一樣把自己無所保留地獻給“政治”，雖然那些完全獻出的文人以后受到的遭遇并不輕弱于他。

　　這樣，他最后的20年才依然和從前一樣，始終不渝地主張并力行著“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科學院的答復(fù)》），其悲劇人生不同于其他“過來人”。

　　這一精神品格，是1929年他為亡友王國維所寫碑銘中，曾經(jīng)倡揚過的，認為它將“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怎樣的20年呢？

　　1949到1969年。

　　影響其大者：1952年學界興起第一次政治風暴，即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前后持續(xù)七八個月；
1954年批俞平伯紅學思想、批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體系，費時一年；
1957年“反右”和“興無滅資”，時長兩年有余；
其間余震不斷，終于來了一場十年“文革”。

　　在一次次“運動”中，政治家和“革命”群眾鼓蕩起摧“枯”拉“朽”的風暴和狂颶突進式的政治“偉力”，將整個社會導入“抽瘋”狀態(tài)，用批判、交心、檢查、揭發(fā)、搜索、武斗、貼大字報等形式，對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進行“統(tǒng)一”與“純化”，到1960年前后，中國人的人格、尊嚴、情操、精神與意志，已被點點滴滴剝落磨滅干凈，影響之久遠，不是今人敢所妄斷的。

　　它“毒化的豈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毒化的更是數(shù)代學人的靈魂”（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P220。三聯(lián)版1995年12月）。

　　從文化、知識交流史看，對此影響最大的無疑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激進思潮。最先發(fā)現(xiàn)這一點的正是陳寅恪。

　　吳宓在日記里曾經(jīng)寫道：“陳君寅恪謂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保▍菍W昭：《吳宓與陳寅恪》，p7，清華大學版1992年）

　　受到這股“革命”思潮的激勵，在地上建立“天國”的政治家們，第一步著手進行的是運用權(quán)力，把每個人都牢牢鑲嵌在“組織”中，進行“改造”、“洗澡”，以“端潔”靈魂。結(jié)果事與愿違，造成我們長達30年之久的空前的文化荒漠期。在這塊大漠上刮動的凄怨的號風，至今繚繞不絕，愈是對傳統(tǒng)文化浸染深切的愈見其厲。

　　陳寅恪曾經(jīng)帶有自我表白性地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王觀堂先生挽詞序》） 但陳寅恪的悲劇人生，又遠遠不是因文化衰落而引起的，它更是外加的“制度”性的，因而也是普遍化的。

　　自1952年始，全國高校院系迅猛調(diào)整，各所大學和其它社會“細胞”一樣，被強行納入龐大的官僚體制中，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隨之失去了最后一塊賴以立身的、能夠保持“獨立”和“自由”的土地。代表社會正義、構(gòu)成社會輿論督促力量的知識群，由此失去了他們在現(xiàn)代社會里應(yīng)有的意義與作用，這種“附皮之毛”的、人人只以政治之工具而存在的組織模式，為日后“政治神學化”、大跳“忠”字舞等等埋下了伏筆。“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的陳寅恪即使一再申明自己“不談?wù)�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都沒有關(guān)系”（《對科學院的答復(fù)》）也行不通了。

　　在那樣的時代，“政治”會主動干預(yù)到每個人的思想精神領(lǐng)域里，將人人“包”下，作為固定不動的政治大機器上的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零件，一切為行為短期化、功利化的變幻不定的“政治”服務(wù)，否則就有“小資產(chǎn)階級”、“右派”、“反革命”之嫌。一經(jīng)上綱上線，，余生就只能接受“群眾”的改造或批斗了。

　　不堪其辱的傅雷夫婦自殺了，和毛澤東講道理的梁漱溟沉默了，言則“老子天下第一”的詩人梁宗岱像沈從文改行研究服裝一樣研究中草藥了……一切沒有變的是陳寅恪這個“反動”的學術(shù)權(quán)威。

　　他真的沒有變嗎？他真能脫出“政治”嗎？

　　沒有,也不可能！相反，他陷得更深、變得更多，因而心靈的苦痛也強烈于任何一個人。無所不在的“政治”，決定了陳寅恪只能“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寒柳堂集》），最后“著書唯剩頌紅妝”。他在選題上、思想上、信念上、情感上、精神品節(jié)上，都無時不受到這個外來環(huán)境的影響。這是陳寅恪那一代文人共同的悲劇之根源！ 這位歷史通人先知先覺地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zhuǎn)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guān)……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變易之時，此轉(zhuǎn)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此不同之標準及風俗，以應(yīng)付此環(huán)境而已。”（《元白詩箋證稿》）

　　當時的“政治”已經(jīng)決定了時人的道德風習，投機取巧的不擇手段，一時間成了“暴發(fā)戶”，轉(zhuǎn)刻又被新手們打倒，真是“長江后浪滅前浪”！

　　這是那段特定歷史階段的奇觀。

　　陳寅恪是“逆流”而行、超于“流”上的，他的殉道精神撐支著他，他知道“思想不自由，毋寧死”對一個文人來說是何等的真切。

　　不幸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這位兼有左丘之失明、孫子之“臏”足的老人，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已經(jīng)嚇得渾身發(fā)抖、尿濕褲襠了！他的解脫之日快到了，他快走了——那是1969年10月7日凌晨5時許。

　　過去他還能憑借一股頑強的生命意志，去傲視苦難和遭遇，現(xiàn)在他那高貴的頭顱再也沒有氣力揚起來了�！秷笕紊偾鋾�》所謂“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管錐編》所謂“轗軻可激思力，牢騷必吐胸臆”（p937）那也是有條件的啊——它需要生命的朝氣和熱勁！老人恰恰沒有它們了，再也不能“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嗟陳教授，越教越啞……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柳如是別傳》之《稿竟說偈》）了！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思想自由”“精神獨立”，難道不只有在社會全面“法治”以后才能真正擁有嗎？

　　所幸的是，陳寅恪一生的著述雖然不多，只有二、三百萬字，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創(chuàng)見。從49年到66年，他新撰論文十數(shù)萬字；
從53年到64年，他寫出了兩部計九十萬字的專著，十五年間的創(chuàng)作是他一生著作的一半。一代史學大師的名山事業(yè)在多災(zāi)多難的60歲以后，贏得了第二次輝煌！

　　由此對照，誰能說司馬遷的“《詩》三百篇大抵發(fā)憤所作”那段話不涵蓋了這一沿襲幾千年的、專制政體治下的、一切優(yōu)秀文人的“必然”命運呢？

　　“自信似云舒卷，心高與月徘徊”，這該是傳統(tǒng)文化大師們的精神寫照吧？然而云是白的，也可能是黑的，月有陰的，也可能有晴的。天際的云朵兒似乎“舒卷”自如，頭頂?shù)脑卵纼悍路稹芭腔病睙o羈，其實何曾有一時不受著“神秘”力量的幕后操縱呢？“通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nèi)幕”的陳寅恪是知道這些的，因而安然承受了“天命”，在好友王國維之外，走通了另一條通向“天國”的世俗之路！文人豈能離得開“政治”呢？

　　標榜“超政治、純技術(shù)”如陳君寅恪者，一生的遭際足以說明一切了！幾千年來中國優(yōu)秀文人的命運如此一致而相近，說明了什么呢？ 它恰恰說明，一個容納現(xiàn)代意義上的思想自由、學術(shù)自由、精神獨立、人身獨立的外界環(huán)境，是需要一代代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去不斷力爭，通過法治加以獲致、確立和保障的！雖說它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努力過程，我們也絲毫不能放棄這個權(quán)利，“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對科學院的答復(fù)》）。

　　無論怎么說，有前者的“因”，才有如下的“果”：“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論再生緣》）；
“吾國近年之學術(shù)，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shù)之復(fù)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fù)振”（《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終必復(fù)振！無論后人喜歡不喜歡，這就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強健的生命力所在！這也是每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惟一的“根”。

　　離了它，中國人誰也不會長大，無論你住在內(nèi)陸、香港、美國、法國還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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