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社會公平問題的一些新特點　

　　現(xiàn)在越來越突出的熱點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它是一切政府和社會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問題。但是現(xiàn)在它卻具有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它的產(chǎn)生是與我國社會快速轉型聯(lián)系在一起的。20多年來，以社會轉型形式出現(xiàn)的社會巨大變化，表現(xiàn)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這些變化在速度、廣度、深度、難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利益格局、社會關系、次級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會控制機制、社會承受能力等等方面上的變化尤為顯著，是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這樣那樣感受得到的。在這種種變化中，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群體，有的受益，有的受損，受益者又因受益程度的差異而各不相同，受損者也因受損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區(qū)別。因此不僅在受益者的個人、群體與受損者的個人、群體之間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公平不公平的問題，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間也產(chǎn)生了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也就是說，不僅受損者有強烈的不公平感，受益者也有各種各樣的不公平感�！�

　　第二，它的產(chǎn)生又是與我國社會優(yōu)化與社會問題并生的實際情況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國社會變化的總趨勢，在我看來是：一方面，上述各個領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優(yōu)化，另一方面，又引發(fā)了、出現(xiàn)了大量問題，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如貧富差距拉得過大、新貧困層和新弱勢群體由小變大、犯罪率居高不下，腐敗現(xiàn)象廣為蔓延等等，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如果沒有優(yōu)化這一方面，那么就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國經(jīng)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社會充滿機會、充滿生氣，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比哪個歷史時期都好，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明顯提高，全世界的炎黃子孫至少自1840年以來從來沒有象現(xiàn)在這樣自豪過。同樣，如果沒有問題這一面，我們則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國社會各個階層都有意見、都有牢騷。這些意見和牢騷，其實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現(xiàn)。所謂“不平則鳴”。問題的復雜還在于，不僅問題的方面引起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優(yōu)化的方面也這樣那樣引起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因為社會的優(yōu)化，首先是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是調整和改革的結果，既然是調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觸動既得利益者；
再者，對什么是優(yōu)化，由于利益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第三，它的產(chǎn)生還是與我國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兼有的客觀現(xiàn)實聯(lián)系在一起的。迄今我們看到的每一個社會進步，都是伴隨著社會代價的。純粹的進步、理想狀態(tài)的進步，在現(xiàn)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F(xiàn)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取得社會進步，同時又不斷付出社會代價的歷史。遠的不說，1978年以來，我們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入了加速期。20多年來取得的社會進步，可以說，超過了前兩個時期約140年的總和。前兩個時期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正式開始到1948年建國前的慢速期，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中速期。20年的進步和成就實實在在是舉世矚目，全球公認，看不到這一點無疑是片面的。與此同時，我們也付出了種種代價，如產(chǎn)業(yè)結構的調整和優(yōu)化，要以不少人的下崗為代價；
我國的工業(yè)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污染環(huán)境為代價；
再加上前述指出的種種社會問題無一不是社會代價的不同表現(xiàn)�？床坏竭@一面更是危險的。種種代價，造成一些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相對生活水平提高不多，甚至有程度不同的下降，與那些提高得快的個人和群體相比，他們就會產(chǎn)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因而相應地產(chǎn)生強烈的不公平感。由于有這種種感受，他們不可避免會有某種懷舊感，甚至會發(fā)出“今不如昔”的感嘆。因而也會對真實的社會進步產(chǎn)生某種懷疑�！�

　　既然具有某些新特點的社會公平問題已經(jīng)客觀地擺在前面了，我們的責任既不是對問題熟視無睹，也不是停留在無能為力，更不是刻意回避，相反，是要通過自己的研究，在肯定、保持我國社會優(yōu)化和進步的同時，在理論上研究圍繞公平問題提出的種種疑問，在實踐上減緩不公平感對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帶來的沖擊，從一個重要方面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進程、促進我國社會快速健康轉型的過程�！�

　　公平與平等：從以平等取向為主到以公平取向為主　

　　社會公平問題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確的公平觀的問題。在我國這樣一個有長期“不患寡，患不均”傳統(tǒng)的社會，很容易把平均主義誤作為社會公平或社會平等，并且也把公平與平等混為一談。事實上，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主義�！�

　　平等只有相對的意義。近代歷史上資產(chǎn)階級在打破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向封建階級奪取統(tǒng)治權力時，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觀，它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中起過積極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批評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觀時，提出了被稱為“事實上”平等的社會經(jīng)濟平等觀和滿足需要的平等觀。這種平等觀，簡言之，就是不僅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生產(chǎn)資料面前，滿足需要面前，人人平等”。這種平等觀在啟發(fā)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覺悟、樹立共產(chǎn)主義理想方面起過巨大的作用�！�

　　這里，無論是形式上的平等觀或者事實上的平等觀，涉及的都不是對一切方面都有效的絕對意義上的平等，而只是對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效的相對意義上的平等。之所以如此，道理并不復雜：社會成員之間在生理上、心理上、社會上的情況，在體力上、智力上、社會協(xié)調能力上的素質，都是千差萬別的，不可能絕對拉平。誰要無視客觀的社會差別，就不可能不陷入幻想、空想，并在實際上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外國無數(shù)事實表明了這一點。所謂絕對平等，以及作為絕對平等表現(xiàn)之一的平均主義，事實上，是一種社會不公：它要求不同素質、不同能力的社會成員，作同樣的投入，又得到同樣的回報。這毫無疑問是不可能的。其實際結果意味著、也必然是：實際投入多的社會成員，獲得了與其投入不相稱的回報；
而實際投入少的卻獲得了超過其投入的回報。這種社會不公，可以推行一時，但不可能持久。因為它實際上打擊了素質高、投入多的社會成員，鼓勵不求上進。因而不要多久，“出工不出力”的怠惰風氣就會滋生蔓延，效率低下的社會后果就會處處顯現(xiàn)�？梢�，解決當前的社會公平問題，決不能回到平均主義的老路上去�！�

　　這一點，馬克思對按勞分配的平等和不平等的分析，可以給我們啟發(fā)。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出發(fā)，認為按勞分配是一種平等的權利，“生產(chǎn)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頁。）然而，按勞分配雖然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卻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權。按勞分配就其形式來說，是一個平等的權利，而就其內容來說，就其所造成的不同勞動者事實上的收入不均等來說，按勞分配又是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要實現(xiàn)收入的均等，就不能按勞分配，而應按需分配，這只能到財富充分涌現(xiàn)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才能實現(xiàn)。正如馬克思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以及由經(jīng)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頁。）按勞分配所體現(xiàn)的不平等權利，在生產(chǎn)力水平還比較低、集體財富還沒有達到極大充裕，勞動還僅僅是謀生的手段，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共產(chǎn)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在這種情況下，它也是公平的，即符合公平原則的�！�

　　公平與平等，或者說公平原則與平等原則，都屬于價值觀的范疇，且它們有一部分內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機會的平等、競爭規(guī)則的平等屬于公平的范圍，這是它們的聯(lián)系。同時，公平與平等又是不同的價值觀：如果說，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那么公平強調則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由此我們可以一般地說，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這與平等以同一尺度來衡量形成反差。同時，公平與平等的內容可以是矛盾的，如結果的平等基本上屬于不公的范圍。1997年12月27日的日本經(jīng)濟新聞登載了一條題目為“日本經(jīng)濟復活的條件”的文章，其中講道：不怕“公平的不平等”，就怕“不公平的平等”。在中國，人們也開始談論“寧要不平等的公平，不要平等的不公平”。這些說法就是突出了公平與平等的區(qū)別�！�

　　日本學者高坂健次教授在分析從理想的平等社會到公平社會時，將平等和公平兩個軸組合為4個單元（見表1）。這對于更好理解公平與平等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是有幫助的。在這四個單元中，他根據(jù)日本社會的調查材料，指出“世間容忍的是1單元和2單元。不容忍的是3單元和4單元。以新聞媒體為首的眾多論調，好象是只求公平，追求平等的卻消失了�！保ㄗⅲ骸踩铡掣咣嘟〈危骸稄纳鐣�階層看戰(zhàn)后日本社會變動》，〔福建〕《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第27-28頁。）他甚至還談到“平等的神話”�！�

　　表1 是公平還是平等

　　　平等　　不平等

　　公平　　1　　　 2

　　不公平　3　　　 4　

　　如果舉例說明的話，那么，將來的“按需分配”可以看作是第一單元既平等又公平的情況；
按勞分配可以看作第二單元公平的不平等的情況；
平均主義可以看作第三單元不公平的平等的情況；
而兩極分化則可以看作第四單元既不公平又不平等的情況。這里，第一單元既平等又公平的情況，是一種理想目標，是最高綱領，理想無疑必須堅持，不能放棄，但現(xiàn)在還不能超越階段，作為實際政策；
第三單元不公平的平等的情況，我們建國以來直到1978年吃過苦頭，改革開放正是總結了這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不能走回頭路；
第四單元既不公平又不平等的情況正是我們要避免的�！多囆∑轿倪x》第三卷反復說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fā)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
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吧鐣�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chǎn)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頁。）只有第二單元公平的不平等的情況是現(xiàn)階段有可行性的�！�

　　這里，“不平等”強調了差異，“公平”強調了合理性。這種作為合理的差異的公平或公平原則，如果具體化為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則，那么它一般是指為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所能接受的收入差別，主張在平等競爭條件下獲得收入，反對高低懸殊、兩極分化。它表明，機會的平等和條件的平等也即競爭規(guī)則的平等是一種社會公平，而結果的平等基本上是一種不公，它至多只能作為必要的補充，以解決社會低收入層，特別是貧困層的問題，否則就會導致平均主義。這一點上，筆者同意李強教授的觀點：“我們需要追求的公平是，以機會的公平和條件的公平為主體，以結果的公平作為必要的補充。用這種觀點來考察我國近年來收差距拉大的情況，就會發(fā)現(xiàn)，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國社會公平體系從以結果公平為主體向以機會公平和條件公平為主體轉化的結果。這一轉變與我國整體社會由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的轉變是一致的，因此，其方向是正確的。當然，在機會公平和條件公平為主體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結果公平的必要補充地位，這就涉及到了如何對待社會貧困層的問題�！保ㄗⅲ豪顝姟蛾P于收入差距與社會公平問題》，載鄭杭生、李強、李路路：《鄧小平發(fā)展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系列文集——“九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鄧小平關于發(fā)展的理論和體制轉換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現(xiàn)狀、變遷及發(fā)展趨勢”階段成果》。）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下的公平原則主要是機會平等和條件平等。我國社會在價值觀上已從以平等取向為主轉變?yōu)橐怨�平取向為主�！?/p>

　　公平與效率：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　

要正確的把握公平或公平原則，不僅要了解它與平等的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且要處理它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何者優(yōu)先的問題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強調效率優(yōu)先，是市場經(jīng)濟的當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也不能例外。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經(jīng)濟運行總目標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及其優(yōu)越性的展現(xiàn)、社會主義社會良性運行與協(xié)調發(fā)展的實現(xiàn)，最終取決于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既是保證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前提，又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而提高效益正是增進財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一定意義上說，效率就是財富。效率為公平提供了存在和發(fā)展的物質條件。經(jīng)濟效益低下，物質產(chǎn)品匱乏，雖然人們都領取相等的一份配給消費品，但是，這樣的所謂“公平”是貧窮的“平均”，絕不是社會主義公平的標準，用它是絕達不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的。過去我們在個人收入分配方面往往處理不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試圖使效率和公平兩者同舉并重，有時甚至還片面地強調公平，致使主觀愿望與分配制度的客觀要求不相符合。在個人收入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多勞多得，打破平均主義，適當拉開收入差距，這就是在個人收入分配方面的效率優(yōu)先原則�！�

　　在處理公平與效率方面，我們黨在總結了過去的歷史經(jīng)驗之后，提出了符合實際、符合經(jīng)濟規(guī)律的原則：“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為什么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在強調效率優(yōu)先的同時，不能忘記兼顧公平呢？這主要是市場經(jīng)濟本身沒有自發(fā)實現(xiàn)收入公平的條件，即通過市場機制并不能自動達到每個社會成員在個人收入方面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如果我們在強調效率優(yōu)先原則的時候，忽視了兼顧公平，那就會走到另一個極端，實際上也是忘記了我們的市場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　

　　實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個人收入分配原則，意味著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jīng)營先富起來，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chǎn)要素參與收入分配，通過先富的示范效應達到共同富裕。在一般情況下，由機會均等所產(chǎn)生的收入差別是正常的，與效率的關系是正相當?shù)�。在機會均等和按貢獻分配的條件下，收入的差別恰好反映了貢獻的大小，這樣的收入差別是廣大社會成員（特別是低收入層成員）認可的，絕不是收入分配不公。在發(fā)達國家，這一點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共識�！皳Q言之，如果有對努力和業(yè)績的尊重，作為結果的不平等即使存在，不僅不會成為不滿的對象，而且可以說只有從不平等上才反映得出人們所尋求的公平社會�！保ㄗⅲ骸踩铡掣咣嘟〈危骸稄纳鐣�階層看戰(zhàn)后日本社會變動》，〔福建〕《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第29頁。）這一點，在我國也在開始成為共識，并將會越來越成為共識�！�

　　所謂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指由機會不均等產(chǎn)生的非正常收入差別。筆者早就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群體外收入差距過大”（注：鄭杭生、李強：《社會運行導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本理論的一種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246頁。）。在當前主要表現(xiàn)在迅速崛起的高收入層和明顯的低收入層并存。高收入層主要有各種非國有企業(yè)的業(yè)主、部分雇員及文藝界、體育界的明星等。低收入層主要有貧困地區(qū)的農(nóng)民及以單一工資收入為主的部分國有企事業(yè)單位職工�！澳壳捌髽I(yè)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大程度上是因其所在產(chǎn)業(yè)、行業(yè)、部門的外部環(huán)境因素所決定的，這方面存在較多的不合理因素。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核心是：社會缺乏公平競爭的機制�！保ㄗⅲ亨嵑忌�、李強：《社會運行導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本理論的一種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251頁。）而且，更為嚴重的是當前我國在個人收入分配方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超高收入層”，這集中表現(xiàn)為特權收入和違法收入的膨脹。一部分社會成員收入畸高、能夠獲取暴利或驟然致富，正是二者膨脹的結果。特權收入和違法收入的膨脹，是當前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分配不公�！�

　　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基于機會不均等的收入差別既違反了公平原則，又嚴重違背了效率原則，更不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收入差別過大（且基于機會不均等）與效率的關系是反向相關的。在勞動者的職業(yè)不能自由選擇、勞動力不是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勞動者的就業(yè)機會是不平等的。如果勞動者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不能通過正常勞動得以消除或縮小時，那么，在收入攀比機制的作用下，就會產(chǎn)生如下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會使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感到自己難以改變收入偏低的狀況，極有可能自暴自棄，根本不去設法提高自己增加收入的能力（如我國某些貧困地區(qū)的社會成員那樣）。這樣的收入差距不僅不會提高效率，相反只會使效率下降。另一方面，這種收入差距過大，一旦超過了人們所能容忍的限度時，會造成不同收入層的社會成員不安于現(xiàn)存社會秩序，要求改變現(xiàn)有的社會地位，這樣就會影響社會穩(wěn)定，同樣會導致效率的下降�！�

　　目前人們對收入差距過大的不滿情緒，與其說是對收入差距本身的不滿，毋寧說是對由于機會不均等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的不滿，特別是對特權收入和違法收入的不滿。從社會控制理論的角度講，這種低收入層對收入分配或收入分配不公的強烈不滿，是對社會穩(wěn)定的嚴重威脅。我們認為，目前特權收入和違法收入的膨脹，尚處在社會失范的第一階段——手段方式失范，尚不足以危及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但如果聽任這種畸形高收入膨脹乃至惡性膨脹，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例如，它會嚴重侵蝕廣大社會成員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的信任和遵從，動搖公民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秩序的信心，進而達到社會失范的第二階段——根本目標失范。那時，離整個社會的惡性運行和畸形發(fā)展也就不遠了。如果這樣，也就很難談得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

　　總之，正確貫徹“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消除基于機會不均等的收入差距過大，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課題，又是一個重大的實際問題，必須給以足夠的重視�！�

　　合理的社會分層體系：實現(xiàn)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保證　

　　測量“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一個最簡要的辦法是基尼系數(shù)。由意大利統(tǒng)計學家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數(shù)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當基尼系數(shù)越接近1，表明收入分配不公現(xiàn)象越嚴重；
反之，基尼系數(shù)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利用基尼系數(shù)可以對不同國家的收入分配和財產(chǎn)分配的平均程度進行比較�！�

　　根據(jù)國際通行貫例，基尼系數(shù)在0.3—0.4之間，表明全體居民的收入差距達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程度，也就是說，這種差距第一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第二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不違背公平原則的。低于0.3，表明收入差距過于平均，高于0.4表明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趨不合理�！�

　　據(jù)世界銀行的數(shù)字，我國的基尼系數(shù)在改革開放前為0.16。我們的研究表明，從80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數(shù)出現(xiàn)了兩個臺階的提升，首先是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52或0.467（按人口—收入測算）。這種反映我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shù)兩個臺階的提升，正好表明了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突破過于平均局面走向收入差距的合理化階段，又由合理的收入差距迅速滑向收入差距十分顯著的不合理階段。這樣，在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已經(jīng)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yōu)槭杖氩罹喑�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快的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上述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轉型，在中國社會明顯地產(chǎn)生了一個高收入層、中等收入層和低收入層。社會學告訴我們，一種穩(wěn)定的利益結構，從收入的角度看，可以菱形來示意，而一種不穩(wěn)定的結構則可以用三角形示示意：　

　　附圖

　　社會利益結構穩(wěn)定和不穩(wěn)定的示意圖　

　　對一個社會來說，高收入層總是少數(shù)，因此可以假定它是一個常數(shù)a，這樣，中等收入層和低收入層就成為互變數(shù)x和y，也即x大，則y小，反之亦然。上圖實線部分為菱形，它表示高收入層和低收入層均是少數(shù)，而中等收入層是多數(shù)人，由于中等收入層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強，這個社會是穩(wěn)定的。而如果低收入層成為多數(shù)，中等收入層成為少數(shù)，這便是虛線表示的三角形的示意圖。由于低收入層，特別是其中的貧困層，對社會的認同感不強，甚至沒有什么認同感，他們有許多不滿要發(fā)泄，甚至以社會為報復對象。這個社會很難是穩(wěn)定的�！�

　　中國大陸利益格局優(yōu)化的其中一個表現(xiàn)，是現(xiàn)在有了一個高收入層，可以說是從無到有；
也有了一個中等收入層，可以說是從小到大。這是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的前提。因為沒有這樣的利益分化，沒有必要的利益差距，如何能夠談論所謂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呢？現(xiàn)在的問題是，低收入層太大，中等收入層還太小，而高收入層集中的財富過多，不夠成熟，素質有待提高�！�

　　這從李強教授提供的我國的收入分布（見表2）數(shù)據(jù)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該表說明，社會上的高收入層較多地占有了社會上其它各階層的收入。不僅占去了社會底層的收入，而且占有了社會中間階層的收入，這樣就把社會中間階層也推向了社會的下層。在表中，4、5、6、7組本是典型的中間階層，然而其收入均有部分被上層占去（注：李強：《現(xiàn)代化與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之變遷》，載鄭杭生、李強、李路路：《鄧小平發(fā)展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系列文集——“九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鄧小平關于發(fā)展的理論和體制轉換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現(xiàn)狀、變遷及發(fā)展趨勢”階段成果》。）�！�

　　上述情況說明，我國社會矛盾比較激烈的時期，與比較穩(wěn)定的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不同。按照李強教授的研究，在那些國家，居于最富有的與最貧窮的階層之間的是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層，它成為社會的主體。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次大戰(zhàn)后以來，西方國家的中等收入層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美國，到了80年代，社會上最富有的階層大約占6.7%，最貧窮的階層大約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處于一種中等收入或曰中產(chǎn)階級的地位上（李強，1992）。龐大的中產(chǎn)階級的形成，使得全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大大縮小。作為貧富之間的過渡群體，中產(chǎn)階級起到了使社會上層與下層對立和沖突得到緩解的作用�！�

　　表2　中國城鄉(xiāng)居民家庭按人均年收入分組，各組占全部收入的比例(1996)

　　按家庭人均年收入，　　　各組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從低到高分為十組　　　　　　　(%)

　　1.　最低的1/10　　　　　　 　1.41

　　2.　　1/10　　　　　　　　 　2.65

　　3.　　1/10　　　　　　　　 　3.75

　　4.　　1/10　　　　　　　　 　4.88

　　5.　　1/10　　　　　　　　 　6.27

　　6.　　1/10　　　　　　　　 　7.87

　　7.　　1/10　　　　　　　　 　9.66

　　8.　　1/10　　　　　　　　 　12.12

　　9.　　1/10　　　　　　　　 　15.72

　　10.　最高的1/10　　　　　　　35.68　

　　資料來源：1996年，李強，《關于社會結構的調查》�！�

　　我們作了一些國際比較發(fā)現(xiàn)，無論從基尼系數(shù)看，還是從五等份法看，我國的貧富差距均已經(jīng)超過了美國。根據(jù)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人口現(xiàn)狀報告》，美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shù)的變化狀況為：1950年0.369，1960年0.353，1970年0.353，1980年0.365，1990年0.396。根據(jù)另一份《美國住戶、家庭與個人的收入》，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shù)為：1970年0.394，1980年0.403，1990年0.428。上述的兩種來源的數(shù)據(jù)，與我國的數(shù)據(jù)比，均低于上述筆者計算的1994年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shù)0.452。美國的收入差距比我國的低，似乎出乎意料，但仔細分析起來也并不足怪。主要是美國絕大多數(shù)人口居于中等收入層；
美國由于奉行比較嚴格的交納個人所得稅的制度，財產(chǎn)的分布通過稅收得到了一定的調節(jié)，貧富分化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另外，作為發(fā)達國家的美國，已建立了比中國遠為發(fā)達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

　　上述比較給我們的啟示是，從宏觀上看，解決中國大陸正在拉大的收入差距、建立比較合理的社會分層結構，辦法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新的產(chǎn)業(yè)，形成龐大的中等收入層，這對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是最重要的；
第二，以經(jīng)濟杠桿調節(jié)社會收入，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防止灰色收入，嚴格執(zhí)行個人收入申報制度，要特別完善個人所得稅，開征遺產(chǎn)繼承稅；
第三，建立包括城鄉(xiāng)在內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貧困線的確定更加符合實際。

　　【參考文獻】　

　　[1]李強：《關于中等收入層問題的研究》，〔北京〕《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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