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政治與學術之間——羅隆基的命運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1957年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55萬人的右派命運。20年后,中國為"右派" 平反。在當時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幾位未獲平反,他們是:羅隆基、章伯鈞、 儲安平、 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輕學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 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識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舉行紀念大會,隆重紀念羅隆基先生誕生90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的閻明復到會講話,對羅隆基一生作了評價,算是用特殊的方式為羅隆基恢復了名譽。
他稱羅隆基是 "著名的愛國民主戰(zhàn)士和政治活動家,"并進一步指出"縱觀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1]
出身清華
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華學堂,1921年夏 天畢業(yè),秋季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192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后離美赴英,入倫敦 大學研究;貒髿v任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學 政治經濟系講師、天津《益世報》主編、北平《晨報》社社長、《新月》雜志主編。
羅隆基一生對現(xiàn)實政治抱有濃厚興趣,這使他較早地離開了大學講壇而投身現(xiàn) 實政治,也使他終身在著述上不夠豐厚。1923年,羅隆基、聞一多、吳澤霖等人在 美國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學會,這是一個以留美清華學生為核心的政治性團體,鼓吹 國家主義(nationalism),以"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對外反對列強侵略"為宗旨。
當年的29名成員中[2] ,如吳文藻、吳景超、吳澤霖、顧毓琇、梁實秋、聞一多、 潘光旦等,后來都遠離了現(xiàn)實政治,而走上學術道路。雖然后來他們各自的命運都 很坎坷,除了離開大陸的幾位,幾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羅隆基的命運最令人深 思。
世紀初成長起來的這批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清華出身的這批人,可以說對政治都抱有熱情。當年羅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可以想見青年 學子的行動。當時清華的入學規(guī)定是"考生年齡不超過14歲為限"[3]?梢栽O想, 當一個不足14歲的少年在清華這樣的留美預備學堂中呆夠八年之后,他們身上究竟 是傳統(tǒng)的影響重,還是西化的影響強?可以說他們是從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 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觀念,這直接表現(xiàn)在對政治的熱情上。羅 隆基是將年輕時對政治的熱情一直保留下來的一位。他的老同學浦薛鳳曾說過,在 清華辛酉級(即1921年畢業(yè)班)同學中,有興趣與能力搞實際政治的當推羅努生、 何孟吾與吳峙之三位。浦薛鳳說:"努生有其學識,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 多是一位自覺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鳳曾 和羅隆基直言相互較量性格,并預卜前途。羅隆基說:"逖生,你有你的才識,但 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xiàn)實。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 行家。"當羅隆基要浦薛鳳對他直言批評時,浦含蓄地說:"努生,我只覺得你讀 "子"書多于"經"書,你喜歡"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將來官運亨通,但慎 防宦海風波。"[5]羅隆基的最后結局,終于被他的同學言中了。
《新月》時期的政治言論
1928年, 回國不久的羅隆基才30歲。是年3月,《新月》月刊創(chuàng)刊,而"新月 書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開張。這時羅隆基顯得非;钴S,很快便進入自由主義 知識分子的活動中心。他積極參與了《新月》的活動,先后擔任了《新月》3卷2期 至4卷1期的主編!缎略隆繁緛硎且粋純文學刊物,但羅隆基接編后,陸續(xù)登載了 不少討論政治問題的文章。這時南京方面延攬過他,胡適曾將戴季陶的一封信轉給 羅隆基,從他給胡適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仕途的熱衷,他說:"惟原函中所謂在 院服務,并未言明何項職務,所謂黨校教書,亦未言明何項科目,令人實難答覆"。
最后他告訴胡適"何去何從,當以考試院之職位而定耳"[6] 。雖然后來羅隆基并 未赴考試院,但他熱衷現(xiàn)實現(xiàn)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顯。
《新月》時期的羅隆基著述頗豐,是為《新月》寫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 文章都在政治學范圍內產生很大影響。他的言論大體分為兩類,一是以自己深厚的 專業(yè)知識,介紹英美的政治學理論:二是以自己對政治學原理的理解,來批評政府 行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羅隆基在《新月》發(fā)表《專家政治》一文。這篇文章是羅隆基一生思 想的重要代表。羅隆基熱衷現(xiàn)實政治,不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強的理性支配。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則,并明確宣稱,要說政治,我的座右銘是:
只問行政,不管主義。"[7] 羅隆基對中國政治結構的評價是行政比政體要緊,有 了好的行政,無論在哪重政體下,人民總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沒有很好的行 政,無論在何種政體下,人民都會遭殃[8]。羅隆基關于專家政治的想法來自美國, 他當時已經注意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必然導致行政上的專家政治 憤體說, 就是行政人員的選拔制度很落后,羅隆基回國不久,即介紹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 其著眼點即在如何能將真正有才干的人選出來。羅隆基認為,中國當時的行政處在 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這兩種惡勢力的夾攻下。他又認為,不經過選舉、考試而靠推 薦、援引、璘緣,茍且產生出來的全國官吏,是一種分贓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 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要緊的是專家政治"。要實現(xiàn)專家政治,消極方面是要先除 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
積極方面,則是先實行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9]。
《新月》時期,羅隆基發(fā)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論人權》。他指出,人權簡 單說就是做人的權利。不過羅隆基的人權觀卻不止于此,他認為衣食住行、溫飽小 康固然是人權,但他特別強調言論自由是人權的應有之義[10]:
言論自由是人權。言論自由所以成為人權,不因為他可以滿足人的欲 望,不因為他是天賦于人,不因為他是法律所許,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須的條件。
是一個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現(xiàn)他的思想。要表現(xiàn)他的思想, 他非要說話不可。他要說自己要說的話,不要說旁人要他說的話,這就是 發(fā)展個性,培養(yǎng)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羅隆基還分析了人權與國家的關系。他引述一位外國政治學家的話 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從政治哲學上立論,國家不是一個強迫人民服從其意志的 團體。國民之所以為國民,就是他有檢查政府一切行動的宗旨及性質的責任。政府 的行動,不能以其出諸政府,即成為天經地義 厄單地說,國家不能產生人權,只 能承認人權。國家的優(yōu)劣,在任何時期,即以人權得到承認的標準為準[11]。說到 人權與法律的關系,羅隆基認為法律保障人權,人權產生法律。他亦認為人權有時 間性與空間性,因時因地而不同,有時偏重經濟,有時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 羅隆基以"我們要的人權是什么"為題,開列了35條,可以說為中國起草了一個較 為全面的人權宣言,這個宣言今天讀來仍然振奮人心[12]。
羅隆基還發(fā)表了《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么樣的政治制度》等 文章,直接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和"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等。他認為,思想 不能統(tǒng)一也不必統(tǒng)一。而且以人類的經驗論,自有政黨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黨 外無黨"這回事,更沒有過"黨內無派"這回事。政黨本來是與民主政治交相為用, 相輔進行的。以民主主義治黨,就不怕"黨外有黨",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調劑黨內 的派系、黨外的黨,使一切意見主張的紛爭,走上光明正大軌道,而不趨于革命流 血一條狹路[13]。
此外,《論共產主義》是羅隆基在《新月》時期集中闡述對共產主義看法的一 篇論文,文中對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從經濟到政治都給予了批評。他在援引一位 英國教授的觀點時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的、 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fā)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并且藉由民眾所 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14]?之后,他又寫了《論中國的共產》一文再次 闡述自己的觀點,這篇文章的副題是"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并建議他們"解 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tǒng)一;
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15]。羅隆基在文章中集 中分析共產主義何以會在中國壯大,他認為國民黨應負主要責任。第一,國民黨宣 傳共產黨的主義。共產黨有今日的地位,共產主義在一般青年的頭腦里成了時髦, 誰也不能否認這是孫中山、汪精衛(wèi)以及許多國民黨領袖的功勞。第二,國民黨采用 共產黨的制度。如今國民黨有黨的組織,其黨治的策略,由黨而產生出來的政府, 哪一項不是師法共產黨、熱衷共產黨、整個的模仿共產黨?第三,國民黨協(xié)助共產 黨實際的工作。先知先覺的遺教,為共產黨主義作宣傳,后知后覺的組織,為共產 制度造實例。同時國民黨下級黨員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間接的為共產勢力實現(xiàn)制造 機會。他進一步認為,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 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jiān)督、指責黨局及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 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趨叛離,這就是如今共產黨 發(fā)展的機會。
整個《新月》時期,羅隆基發(fā)表過許多文章,他還用"魯參"、"鹵"等筆名 寫過許多書評。綜合來看,這些文章都是圍繞人權、憲政、約法等政治學理論的觀 念有關。他接近共產黨,是由于它當時的政治地位還沒能將"黨在國上"的觀念體 現(xiàn)出來。
羅隆基與"黨天下"
1949年,羅隆基留在新政權內,這時的羅隆基已不同于年輕時期。40年代末期, 在國共兩黨軍事、政治激烈交戰(zhàn)的年代,他作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幫共產黨的 忙,而當時共產黨為了盡快獲得政權,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許下很多諾言,對于民主 人士也表現(xiàn)出尊敬和寬容,這些因素對羅隆基的政治選擇可能都有影響。
1950年,他和朋友呂孝信交談時,曾對呂的抱怨解釋說:"我怎知道國民黨這 樣不堪一擊?連大江以南也守不?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產黨也不致有 這樣高的氣焰。"[24]當呂勸他申請出國時,他說:"你不知道,如申請不準,以 后將被歧視,認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見,羅隆基 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年后,羅隆基一直對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夠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 當年所做的貢獻,可能會成為外交部長或駐英大使的人選[26]。雖然同時代的人公 認他具備實際的行政能力,但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他的書生氣就流露出來了。他 渴望成為新政權中的一名閣員、一名部長,但他最終獲得的職位不是外交部長,也 不是駐外使節(jié),而是森林工業(yè)部部長。以他留美的政治學教育背景,公認的中英文 水平,加上出眾的辯才和口才,結果也只能管管木頭。千家駒對羅隆基的評價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沒有當上部長,一直牢騷滿腹。" [27]看他在《新月》時期對政治、國家、政黨、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 年以后的不適應也是情理中事。
1949年,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留在大陸,情況比較復雜。出于種種原因, 當時中共對知識分子還表現(xiàn)出一種歡迎態(tài)度,再加上國民黨的腐敗已使他們絕望, 1948年底,大批知識分子由香港進入解放區(qū)。1950年左右,全國的安定局面使他們 一度興奮?墒钦斔麄儗π抡䴔喈a生好感之際,中共卻制造了一個知識分子原罪 論的神話--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為無產階級的思想,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當時居然 相信了這個神話。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 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么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28]一方面說明他有想不通之處,另一方面則說明當時的社會意識已漸趨以 "無"為榮,以"資"為差了。在新的環(huán)境中,羅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暢,而是越來越感到壓抑,他所預想的一切都沒有出現(xiàn),而他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卻很快發(fā)生了。1957年的到來,將這位復雜的、充滿個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僅剩的一點夢想也打破了。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以民主黨派成員和新聞界著名人士的身份與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6月2日,《人民日報》 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fā)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這篇發(fā)言即是著名的"黨天下"論。
儲安平在發(fā)言中首先指出這幾年黨群關系不好,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在儲安平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 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并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 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他還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 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xiàn)在這樣一個黨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儲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論是婦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黨天下"這個說法的應是羅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雜志,第一篇文章是羅隆基寫的《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評國民黨"黨在國上",他說":
"黨在國上"的影響,尚不止這一端。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 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當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 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 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 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 上"。這當然成了繼續(xù)不斷的"黨天下"。
說到"黨天下"的說法出自羅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儲安平的關系。
羅隆基長儲安平11歲。儲安平的經歷與羅隆基大體相似,他從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 畢業(yè)以后, 留學英國,思想都受著名的費邊主義者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 影響。羅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較活躍,而儲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較活躍。
羅隆基曾任光華大學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儲安平于該校畢業(yè),是羅隆基的學生。從各種聯(lián)系上講,儲安平與羅隆基的關系應該 是很近的, 儲的許多思想都直接受羅的影響,但儲對羅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 儲安平在上海創(chuàng)辦《觀察》周刊,列為該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人,多數(shù)是國 內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在這個名單中,沒有羅隆基,而且在《觀察》存在 的近三年時間內,羅隆基沒有為《觀察》寫過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為儲安平 對羅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春天,儲安平拜訪過一次羅隆基。共產黨批判儲羅二人時,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一篇《章、羅和儲安平密室策劃一證》[30],說儲安平和羅隆基如何如何, 顯然是將一般性的拜訪和交談上升到政治活動中去了。儲安平后來在《向人民投降》 一文中承認了與羅見面。另外,在當年的民主人士中,羅隆基和毛澤東、周恩來的 個人交往是很少的[31]。羅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與毛周個人的疏遠或許也是一個因素。因為即使在"反右"、"文革"當中,毛周出于個 人情誼或其他考慮,也保護過一些知識分子,如章士釗、梁漱溟等人。在"反右" 之前,羅就曾說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對這類自高自大的"士",亦確有 一套領導的藝術,即所謂"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等等。"[32]然而這種聲音 在已經獲得政權的人聽來,已經很不順耳了。
據說,在羅隆基成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辦報。周恩來為此約見了他, 轉告了這個消息,并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臺灣的。"羅隆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
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里。"[33]這與他當年對呂孝信說的"如果申請不準,以后將被歧視,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樣不怕呢?"是一致的,作為"右派" 的羅隆基還能怎么回答呢?申請離開,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嗎?羅隆基沒有走,1965年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學人,但他自覺地走上了仕途, 一切悲劇都由此而來。書生參政,好像都是這個結局。
注釋:
[1] 《人民日報》,1986年10月25日。
[2] 聞黎明:《聞一多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82。
[3][4][5] 浦薛鳳:《憶清華辛酉級10位級友(上)》,《傳記文學》,第47 卷,第2期,總第279號(臺北:傳記文學雜志社,1985年8月),頁19、20。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502。
[7][8][9] 《新月》,第2卷,第2期。
[10] 《新月),第2卷,第5期。
[11][12] 《新月),第2卷,第5期。
[13]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14] 《新月》,第3卷,第1期。
[15] 《新月》,第3卷,第10期。
[24] [25] 呂孝信:《憶一對歡喜冤家——王右家與羅隆基》,《傳記文學》,第24卷,第1期,總第140號(臺北:傳記文學雜志社,1974年1月),頁38。
[26] 呂孝信:《憶一對歡喜冤家——王右家與羅隆基》,《傳記文學》,第24卷,第1期,總第140號(臺北:傳記文學雜志社,1974年1月),頁38。
[27] 千家駒:《70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yè)有限公司,1992),頁239。
[28] 《大公報》,1957年8月11日,吳晗發(fā)言。
[30] 《光明日報》,1957年7月7日,第3版。
[31]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 和1988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
版的《周恩來書信選》中,未收一封毛周給羅的信,這在當時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孫琴安、李貞著:《毛澤東與名人》(江蘇人民出版社,1953);
盧之超主編:《毛澤東與民主人士》(華文出版社,1993)等書也未列毛羅交往的資料。
[32] 羅隆基:《加強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
[33] 葉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2),頁34;
70。
(本文編入《思憶文叢》時被刪去一節(jié),若干注釋雖有內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參考謝泳原著——掃校者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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