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那樣一些生命，他們或許一生永遠失敗，或許長久耽于絕望，他們生前并無正人君子的頭銜，也沒有決勝千里的戰(zhàn)功，但是他們短促的生命，附麗了一種永恒的精神，這精神銘刻在古舊的書葉里，猶如火光深藏在石頭間，當后來者的目光觸到那些四方的文字，古舊的書葉間便竄起精神的火苗，這火苗，讓寂寞者有所慰安，孤獨者有所溫暖，虛無者受到撫慰，苦痛者得以前行，這火苗，讓精神的天空不再虛妄，思想的大地不再荒寒。

　　魯迅，正是這樣的一個生命存在。

　　七十年前，即1936年的10月19日，魯迅停止了呼吸。從這一刻開始，除了先生自己的文字，其余與這個名字相牽連的一切，都已經(jīng)不再重要，不管是那面“民族魂”的旗幟，還是三個“家”的危冠，“主將”、“旗手”的華袞，抑或各種各樣的中傷。惟一賦予“魯迅”這個符號以意義的，只有那些啼血一般的文字。七十年過去了，這些文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王實味、胡風、蕭軍等一大批革命青年曾在他的感召下以筆為旗，向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發(fā)出抗議。像徐復觀這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為早年曾受先生影響，而對中國傳統(tǒng)的專制政治有著頑強的體認，并由此最終走向反抗國民黨的道路，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把徐復觀稱為“魯迅式的儒家”。而到了“文革”后期，欽定的臉譜最終掩蓋不住自由精神的天火，一批知識分子，像錢理群、林賢治，紛紛在思想的煎熬之中，從披著紅皮的魯迅文字中看到勇氣和力量。造神時代終結(jié)之后，魯迅雖然被納入統(tǒng)一的教科書體系與“教授學者之流”的學術(shù)話語之中，但是，那些龐雜的術(shù)語依然掩蓋不了他的文字的火光，甚至文革后出生的民間學者，像范美忠、于仲達、韓立勇等年輕人，也得以撥開政治話語的迷霧與學術(shù)話語的荊棘，從自己的經(jīng)歷出發(fā)去獨立地認識魯迅、接受魯迅。

　　魯迅的精神核心，就是反抗。他的生命存在，橫亙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間，呼吸于方生方死的大時代，他肩住黑暗的閘門，閘門里面是壓抑人性的大家族，吃人的禮教，閘門外面是不可知的未來。這種“不可知”終身蠱惑了他，即便他為夏榆的墳上平添一個花環(huán)，即便他在上海曾為蘇聯(lián)的變化辯護過，但他始終沒有一個確定的希望，沒有一條確定的道路。如果要探求魯迅的時間意識，那么只能說，他的時間總是終止于當下。他深味老社會、舊勢力的黑暗，同時懷疑未來或有的光明，對這光明，因為其或有，而催使他如過客般前行，也因為其或無，而催使他做絕望的反抗。魯迅的反抗之所以徹底，在于他既看不到未來的黃金時代，也沒有豪邁的啟蒙理性，他始終在懷疑，在批判，反抗——即便是對社會不公正的反抗在魯迅這里，已經(jīng)由政治層面，提升到人性的層面、道德的層面、精神的層面。在當下的漢語語境中，“左派”和“右派”，已經(jīng)失去了原初的意義。但是，有了魯迅，“左派”得以建立起一個堅固的坐標，正如有了寫人權(quán)系列文章時期的胡適，“右派”建立起了一個坐標一樣。

　　同時，魯迅的反抗，不止于對社會不公正的抗議，而更加體現(xiàn)在對生命虛無與絕望的反抗上。在魯迅的時代，“現(xiàn)代”的精神危機迭現(xiàn)，叔本華式的悲觀，卡夫卡式的荒誕，薩特式的虛無，都嵌入時代的靈魂之中。作為一個敏感的文學家，魯迅深味了一個激變時代中的精神苦痛，并用一本薄薄的《野草》去記錄這苦痛，與他面對苦痛的方式。魯迅用“死火”和“影子”，為中國思想史寫出了一個無所憑借的中間地帶。對影子而言，一旦告別，“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睂λ阑鸲�言，一旦蘇醒，離開冰谷它將燒完，留在冰谷它將凍滅。魯迅從他的生命體驗出發(fā)，對希望、絕望、虛無、反抗等哲學詞語，乃至革命、自由、權(quán)利等政治學詞語，做出了全新的詮釋。在魯迅那里，反抗的對象不止是權(quán)力對自由的有形或無形的威脅，而且是反抗生命所遭遇的虛無、荒誕和苦痛。

　　七十年過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魯迅那里得到精神的慰籍。在這七十年里，這片廣袤的土地常常顯出精神的荒寒，也曾有過持續(xù)的無望。但是，他的存在，除了總是讓一部分人不快，也總是讓一部分人溫暖。只要社會不公仍然存在，魯迅的雜文，就會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
只要生命依舊虛無，魯迅的散文就會一次又一次地擊中靈魂；
只要文學還有價值，魯迅的小說就會一代又一代成為藝術(shù)的源頭。這就是我們今天仍然無法忘卻魯迅的理由。

相關(guān)熱詞搜索：魯迅 逝世 十周年 陳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