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不會感恩，這是當下引人憂慮的一個社會問題。不會感恩，并不是說沒有感恩，它涵蓋兩個方面：一是感恩的不足或缺位，二是感恩的過量或扭曲。而從“施恩”與“受恩”的關系上看，感恩是人之秉性，知恩是感恩的意識基礎，報恩是知恩訴諸于外的行為選擇，而戴德則是社會對施恩人的集中褒獎。

　　在達爾文主義環(huán)境下的社會里，人際間的關系天生就是非友即敵的陌生人關系，放任的競爭關系摧殘了人的“善”性，突出了人的“惡”性。由于是過度競爭關系，各種社會要素也將進行劇烈的變動和調整，并走向新的平衡。因此，達爾文主義社會應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它可以獨立地出現(xiàn)于某一歷史時期，也可以隨時出現(xiàn)在任何一個社會時期的任何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國所表現(xiàn)出來的社會外貌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tài)下的達爾文主義社會，而之后的將近二十年社會則陷入了財富經(jīng)濟下的達爾文主義社會。二十年前流行雙方劃清政治界限，二十年后則因經(jīng)濟原因出現(xiàn)群體性“下崗”、社會福利嚴重失衡及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由于個人的被動適應，社會并沒有形成充分的自生自發(fā)秩序，來修補因“惡性”的出籠造成的社會價值觀劇變和斷裂。

　　在社會自生自發(fā)秩序的生成機制不能有效運作之時，社會就會要求制度性秩序來補位。以國家強力或威權為后盾的制度性秩序總傾向于干預主義和沙文作風，反而會使所預期的目標適得其反。

　　而在社會自生自發(fā)秩序良性融合并促進和諧社會之時，自生自發(fā)秩序中某些秩序自然剝離出來上升為制度性秩序，從而進一步保障自由平等和諧的人際社會關系的穩(wěn)定。如從感恩層面上看，國家設立“母親節(jié)”是通過制度性安排來表達對母親的感恩，設立“教師節(jié)”感恩辛勞的教育工作者。

　　感恩文化本質上應屬于自生自發(fā)秩序范疇。在一個社會不能提供自生自發(fā)秩序有效形成的土壤之時，良性的感恩文化也無從建立。即使這個社會曾經(jīng)有過“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樣的行為信條，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陷入失序困境的人會覺得這樣的古訓相當遙遠。

　　在這樣情況下，正如前面所論述過一樣，僵硬的制度性的感恩秩序不得不引入進來，如“樹榜樣、立典型”，神化形象，并啟動全民動員機制號召向某某學習。在意識形態(tài)達爾文主義社會中，被樹榜樣的施恩人士通常會得到許多或許本人并沒有想過的政治好處，如升官。而在經(jīng)濟財富達爾文主義社會中，會獲得本人并未想過的額外經(jīng)濟和名譽好處。

　　而為了強化施恩人的形象，將會要求受恩人不斷將感恩的心態(tài)重復呈現(xiàn)于別人的視線下進行“展覽”，這會對受恩人造成過分的心理負擔，從而降低到施恩行為的評價，甚至產(chǎn)生冷漠心理。這也是造成感恩文化嚴重受損的主要原因之一。

　　誠如自生自發(fā)秩序理論大師哈耶克所警示一樣，我們應當盡量“避免用扼殺個人互動的方式去摧毀我們的文明”。要解決感恩文化所面臨的危機，當務之急就是扁平化社會的棱角，倡導公平和公正的生活秩序。只有在宏觀層面的問題解決好了，才會給自發(fā)自生秩序騰出足夠的空間，人際之間會更和諧，人們會越來越來看重友愛的社會環(huán)境對造就個人幸福生活的價值，恩澤才能發(fā)出應有之光，才能被受恩者與施恩者共同接受，“烏鴉反哺，羊羔跪乳”的自然自發(fā)秩序才會成為社會共同景仰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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