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孤陋寡聞，但推測起來，大約只有在中國，才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組織評選十佳企業(yè)家或者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之類的事情。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一個權力控制絕大多數資源的國度，國家自然傾向于壟斷公民的榮譽頒發(fā)權；
另一方面，也只有當榮譽由國家授予時，才能給獲獎者帶來實際的物質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升官的前景，因而國家榮譽也最為人們看重。當然，官僚的鑒賞力總是成問題的。由此評選出的杰出法學家，究竟有多杰出，就難說了。

　　這里說的是最近評出的第五屆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評選部門專門為這些法學家舉行了一次論壇，讓他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杰出青年法學家、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汪習根發(fā)展了人權理論，他承認，人權是法律的最高價值，不過，他的最新發(fā)現是，發(fā)展權是居于最高位階的人權。如果說自由權是近代法的價值重心，社會權是現代法的價值重心，那么，當代與未來，法律則應當在保護生存權的基礎上重點保護發(fā)展權，并最終以發(fā)展權為重心和本位。

　　汪教授沒有說清楚，以發(fā)展權為本位是否意味著傳統(tǒng)的自由權利根本無足輕重。進行點評的卓澤淵教授嚴肅地指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發(fā)現一個新的人權不能拋棄以前的人權，因為那很容易把最根本的東西拋棄了。卓教授問:把發(fā)展權作為重心和本位，生存權、生命權、安全權這些最基本的權利會不會因為過度強調發(fā)展權而被危害、被剝奪呢？

　　另一位杰出青年法學家薛剛凌教授的思維方式大體相同:她承認，程序法治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法治模式，更具有理性和公正的內涵，但是，她又說，很遺憾，當代中國不宜盲目追求程序法治，而應該采取實體法治為主兼顧程序法治的模式。原因有四:第一，我國推行的是政府主導型改革，過于強調程序理性可能會弱化政府的權威，從而影響改革的時效。第二，市民社會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形成，缺乏合格的程序主體，難以在權利與權力之間進行真正的博弈，還不如通過政府單方面的合理設計推行最科學的社會治理方案。第三，程序法治高度依賴司法，而我國不具備相應條件。第四，中國本來就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tǒng)，實體法治能與這種傳統(tǒng)兼容。

　　按照薛教授的結論，中國現在或者早在秦按照法家理論建立專制政體的時候，就已經是實體法治社會了，因為，在這里，政府的權威一直得到充分尊重，始終依賴行政權力來安排社會事務。既然如此，何必費勁地“建設”法治社會呢？

　　劉俊海教授提出，在全面落實貫徹科學發(fā)展觀中應樹立“市場經濟法治新思維”，這種新思維的內涵是:發(fā)展是目標，規(guī)范是前提，法治是基礎，和諧是關鍵。這種句法人們在領導講話中都很熟悉。劉教授又提出，法律應當旗幟鮮明地向弱勢群體適度的傾斜。傾斜的正當性體現在:向弱勢群體傾斜沒有違反和破壞平等原則而恰恰是捍衛(wèi)了平等原則；
是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
向弱勢群體傾斜就是保護公共利益。

　　按照劉教授的法治新思維，未來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時候，似乎以人區(qū)分為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為基礎，界定不同的權利、義務。比如，刑法中是否要規(guī)定，馬加爵之類窮人的孩子殺人，應當按照貧窮程度相應減刑。據說，由此社會就可以趨向和諧。

　　還有一位杰出青年法學家賈宇教授以1943年《陜甘寧邊區(qū)民刑事件調解條例》為依據，批駁了那種以為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的觀點，為國家爭得了一項榮譽�？上У氖�，高銘暄教授在點評時提醒說，刑事和解制度在古代中國是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的。

　　凡此種種研究成果，確實引人注目，這些杰出青年法學家表現出一個明顯的共同傾向:為了現實的需要，進行一些帶有強烈功利色彩的理論創(chuàng)新，而罔顧法律的本質與法學界對于法治已經達成的共識。

　　顧名思義，法學家是研究法律的人，更準確地說，在一個轉型社會，法學家應當研究有助于法治目標之實現的法律問題。法學家當追求法律的真理，捍衛(wèi)法治的價值，勸導社會始終趨向正義。因而，法學作為一門學問，是帶有強烈的價值取向的，法學是人超越現實的一種努力。律師若無正義理念，只能讓社會趨向叢林狀態(tài)；
法學家若放棄法治理想，一個社會就永無走向法治的可能。

　　有些老一輩法學家因為其對法治理想的堅持、高揚而讓人尊敬，盡管他們的學問可能有些薄弱，但他們讓整個社會形成了走向法治的政治意志。不幸的是，越來越有錢的法學院正在高效地生產出一大批玩世不恭的青年法學家。他們輕易地放棄法治的價值理想，在關注現實的名義下按照現實任意地剪裁理論。近年來人們在熱議學術腐敗，但這才是最嚴重的學術腐敗。（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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