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許卉艷等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后，這幾年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奧威爾書信集》、《奧威爾經典文集》等。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眾人的視角相反，曾經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表示不喜歡奧威爾的作品，他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所以，「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頁207）。昆德拉的觀點源于奔達（Julien Benda），源于奔達那本警世的再�。ò妫┝藥资�次的《知識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應該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人類普遍的價值。然而，我想，奔達在書中也承認了，現代社會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識的形而上學的專門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圣職者）失去了生存條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道德底線是必須追求正義和真實。所以，我還是喜歡奧威爾，至少他還是個理想主義者，追求正義與真實這兩點他都努力去做了。奧威爾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達主張的那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正義和真實，而促成他拋棄幻想中的社會主義的，卻是他身歷其境的西班牙內戰(zhàn)。

　　不久前，奧威爾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中文版問世。筆者曾經讀到一位中國讀者寫的評論，他認為奧威爾未曾在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中生活過，卻能寫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樣揭露、剖析極權主義的寓言小說，實屬難得。其實這一評價只能說「一知半解」，因為，奧威爾雖然沒有在極權主義體制下生活過，卻在西班牙內戰(zhàn)中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暫的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成為他對極權主義體制抱有極大關注的文學生涯的新起點�！断蚣犹┝_尼亞致敬》作為一部回憶錄，記敘了西班牙內戰(zhàn)時期及以后奧威爾的人生和思想軌跡，是研究奧威爾必讀不可的材料。對于在西班牙的經歷，不僅許多歐美的奧威爾研究者如是說，奧威爾自己也是這么評價的：「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期，它不同于以往的以及未來的任何經歷，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徑學不到的」（頁81）。

　　奧威爾去西班牙時已經三十出頭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單純。因此，當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記者告訴他，這場戰(zhàn)爭像其他戰(zhàn)爭一樣是個騙局，他并沒太在意。他「來西班牙本是想寫些新聞報導」，更主要的是「法西斯總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后很快就加入了屬于「統一工黨」（P.O.U.M）的民兵團，這是因為他「一到巴塞羅那就見到了《獨立工黨報》」的偶然緣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僅對政治局勢不感興趣而且對此毫無覺察」。有人問他為甚么加入民兵團，回答是：「與法西斯作斗爭。」倘若人家再追問他為甚么而戰(zhàn)，他會回答：「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當他發(fā)現除了他加入的民兵團之外還有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和工會時，他只是簡單地感到一種由字母縮寫命名的黨團組織多得泛濫成災，卻無意搞懂它們之間的區(qū)別。他迷惑不解地問：「我們難道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嗎？」或者用「為了生存而斗爭的人們就應該有各自不同的政黨」（頁36），或者用「黨內斗爭令人討厭甚至令人憎惡，但對我來說卻像是家庭內部矛盾」來作自我辯解。幾個月后，當他「在巴塞羅那暴亂中躲閃共產黨的機槍時」，「最終被后面攻上來的人民警衛(wèi)隊追捕而逃離西班牙時」，才發(fā)現「（他）加入的民兵團是統一工黨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同盟（P.S.U.C）的。這兩套字母的區(qū)別真大��！」（頁37）

　　1936年底與新婚妻子抵達工人階級掌權的巴塞羅那時，從英國來的奧威爾感到震驚：每幢建筑物都被工人階級占領了，掛滿了政黨或團體的旗幟；
幾乎每座教堂都被毀掉；
每家商店和餐館都掛出了牌子表示已經集體化，甚至擦皮鞋為生的人也被集體化了；
侍者和售貨員的禮貌言辭都消失了，沒有人說「長官」或「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頁2）。這樣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后的中國上海的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筆者少年時代的經歷所見──這恐怕是奧威爾絕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對于還是理想主義者的他，「所有這一切無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動」，并且，他「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值得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即使后來民兵團的生活困苦、危險，但是，那種烏托邦主義對奧威爾也有極大吸引力。劫后余生的他在書中幾處流露了這種情感，他寫道：「在阿拉貢，你就是數以萬計的人中的一員，盡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工人，他們有著相同的生活水準，相互之間平等。從理論上講，這是一種完美的平等相處。人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指的是縈繞在人們大腦中的社會主義的印象。許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動機──勢力、拜金、敬畏權力，等等──已經不復存在」。雖然，這些深深地吸引著他，但他也意識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游戲中短暫的一幕」（頁82）。

　　從今天的西班牙內戰(zhàn)史研究成果來看，奧威爾加入民兵團的那天，莫斯科已經決定了數月后統一工黨及其所屬的民兵和工會的命運。斯大林在西班牙的角逐對象不僅有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背后的德國和意大利，還有和他同樣在西班牙爭取利益的英國，所以，斯大林通過提供武器、組織國際縱隊等手段增強蘇聯對馬德里政府的影響和控制，使得情報、安全、警察系統脫離內務部管轄，并直接聽命于莫斯科派來的伯格烏的代表。1936年9月22日斯大林給拉爾戈·卡瓦列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總理的信中就要求西班牙政府通過減稅解決農民問題，結束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工會組織控制局勢的現狀──「過�！沟摹腹と穗A級革命」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絆腳石。如何踢開這些絆腳石（包括當時的拉爾戈·卡瓦列羅總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37年5月政府制造了巴塞羅那電信大樓事件，6月15日嫁禍于統一工黨，稱事件系該黨的托派、法西斯間諜所為，由此宣布取締統一工黨，開始大肆搜捕該黨黨員和民兵。這種清洗是同年蘇聯國內大清洗的延伸。奧威爾許多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反法西斯戰(zhàn)友被捕入獄，有的被槍斃了，有的干脆失蹤了。這對他來說確實是刻骨銘心的噩夢。

　　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字里行間可以讀到奧威爾個人的良知。在統一工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法西斯份子后，「統一工黨的民兵所能夠做到的不是躲起來就是坐牢」。被子彈打穿喉嚨、胳膊又負傷的奧威爾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五天里只睡在大街上、廢棄的教堂和防空洞里。然而，半年后他回憶當時情景時，好幾次用懺悔的口氣寫道：大多數民兵都加入了統一工黨，「我自己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因為這一點，當后來統一工黨被鎮(zhèn)壓時，我感到很過意不去」（頁55），「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許有點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種自私的動機。我急切地盼望離開這里；
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頁153）。其實，且不說奧威爾僥幸逃回英國不久即馬上著手寫這本書，為那些邊在阿拉貢前線與佛朗哥叛軍作戰(zhàn)，獻出熱血、自由乃至生命，邊在后方被法西斯份子殘酷鎮(zhèn)壓的民兵們伸張正義，講述歷史真相；
在離開西班牙前夕，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前往軍隊指揮部，為營救他所屬民兵團的團長、那位無辜的比利時反法西斯志愿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后努力。那時連統一工黨黨員也不是的奧威爾，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隨時被抓進監(jiān)獄。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也可看到，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后，奧威爾開始關心政治體制問題，由此預示了他將與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最終決裂。比如，他憑直覺感到：以西班牙的傳統和國民性很難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只可能建立專制的獨裁政權。又如，盡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執(zhí)筆寫這部回憶錄時，已經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脅，并把斯大林體制與日益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作了權衡比較：「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國外雇傭兵趕進海里，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現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zhàn)爭就值得一贏」（頁140）。再如，當時各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中傷政治敵人已經不是新鮮事，譬如把非莫斯科系統的、與佛朗哥叛軍作戰(zhàn)的社會主義者稱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的英國共產黨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詞制造謊言。奧威爾指出，這是民主體制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并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證明這些事實是謊言」（頁137）。

　　最后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書，未經細校，該中譯本雖文字流暢，有兩處意似有誤，但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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