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2002年2月27日，薩巴爾馬提（Sabarmati）快速列車進入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高德拉（Godhra）火車站，車上是一大批印度教朝圣者，他們從被認為是從羅摩神（Rama）在阿約迪亞（Ayodhya）（幾年前，憤怒的印度教暴徒毀掉了巴布里（Babri）清真寺，因為他們聲稱這個清真寺建在羅摩神出生地的遺址上）的出生地朝拜后返回家鄉(xiāng)。這次朝圣旅行和最近的其他許多次一樣，目的是在有爭議的地方建造寺廟。因為政府和法庭挫敗了他們的目標，這些返回的旅客情緒低落、激動、窩火。當火車在車站停下來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旅客和小販發(fā)生了爭吵。至少有一個穆斯林小販因為拒絕說（Jai Sri Ram (向羅摩致敬)被暴打一頓�；疖囯x開車站后，有人往火車上扔石頭，顯然是穆斯林干的。

　　15分鐘后，火車的一節(jié)車廂突然冒出濃煙，大火中58名男人，女人和兒童被燒死。死亡者中多數(shù)是印度教徒。因為接近鐵路線的地區(qū)居住著穆斯林，因為穆斯林暴徒聚集在這個地區(qū)抗議穆斯林在車站月臺上的遭遇，火災的起因很快就強加在穆斯林身上。許多人被捕，有些人沒有經(jīng)過指控就拘留，盡管成立了兩個獨立的調(diào)查機構(gòu)的事實，通過認真詳細分析法醫(yī)證據(jù)，火災很可能是悲慘的意外事故，由于旅客攜帶的藏在列車座位下面的廚灶的燃燒引起。

　　在這次事故后的日子里，一撥又一撥的暴力沖突在這個邦蔓延。攻擊者是高度政治化的印度教徒，他們高呼印度教右派的口號，同時歇斯底里叫囂“殺，摧毀，消滅”。有充足的證據(jù)顯示暴力報復行動是在這個突發(fā)事件前計劃好了的，印度教極端組織已經(jīng)在等待時機的到來。沒有人能夠幸免。小孩子連同家人被扔進大火中燒死，胎兒從孕婦的肚子中拉出來。尤其讓人震驚的是大量婦女被奸淫，被割掉四肢，有時候被大塊金屬物體折磨，然后燒死。在幾個星期的暴力活動中，大約2000名穆斯林被殺。

　　最讓人擔心的是法治的徹底破壞，不僅在地方，在邦政府甚至在中央政府。它們命令警察不要干涉暴力活動，有些甚至慫恿這種活動。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莫迪（Narendra Modi）合理化甚至鼓勵謀殺行動，后來還因為宣揚宗教仇恨而連任。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表現(xiàn)出應受到責備的冷漠�？偫硗呓芘烈粒ˋtal Behari Vajpayee）暗示只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處，宗教暴亂就是不可避免的，討厭的穆斯林肯定是罪魁禍首。

　　盡管美國人注意力集中在布什總統(tǒng)的“反恐戰(zhàn)爭”，伊拉克，中東問題上，民主在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一直受到圍困。印度這個民主社會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個其憲法中對人權(quán)的保護比我國還全面的國家一直處在危機中。直到2004年春，它的議會制政府越來越多地被右翼印度教極端主義者控制，他們?nèi)萑逃袝r候甚至積極支持針對少數(shù)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的暴力活動。

　　在印度發(fā)生的事情對世界民主的未來是個嚴重的威脅。它還沒有出現(xiàn)在美國人的雷達屏幕上的事實是因為恐怖主義和伊拉克戰(zhàn)爭轉(zhuǎn)移了我們對重要意義的事件的注意力。如果我們真想了解宗教民族主義對民主價值的影響，印度現(xiàn)在提供了讓人憂心的例子。沒有對印度的了解，任何更普遍現(xiàn)象的認識都是危險的不完成的。印度還顯示了民主如何能經(jīng)受宗教極端主義的攻擊而幸存下來。

　　2004年5月，印度選民大批到投票箱投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他們讓印度教右派慘敗。與他們結(jié)盟的許多右翼政治組織和社會團體仍然特別強大。法制和民主已經(jīng)顯示讓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和彈性，但是未來仍然不明朗。

　　古吉拉特邦事件是個鏡頭，我們通過它可以觀察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著名觀點“文明的沖突”的批評性考察。他提出的西方民主價值和進攻性的穆斯林龐然大物沖突的世界對我們理解當今印度一點兒作用都沒有。我反而覺得印度教右派的暴力價值論是從1930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學來的，作為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居住和平民主的，盡管極端貧困，和其他不公平待遇。

　　真正的“文明沖突”不是在“伊斯蘭”和“西方”，而是在幾乎所有現(xiàn)代國家內(nèi)部，在那些愿意平等與不同民族的人和平共處的人和那些竭力保護單一“純粹”的宗教和種族傳統(tǒng)的霸權(quán)和支配地位的人之間的沖突。在更深的層次上，正如甘地（Gandhi）宣稱的，它是個人自我之間的沖突，是在支配和破壞他人的沖動與根據(jù)仁愛和平等尊重他人的愿望之間的沖突，這樣的生活隱含著所有的脆弱性。

　　這個印度觀點為我們看待被兩個不同自我形象困擾的美國提供了一個視角。一種認為這個國家美好，純粹，它的敵人是外來的“邪惡軸心”。另外一種形象，內(nèi)部自我批評的結(jié)果，顯示美國的復雜性和缺陷，在屈服于控制和征服的力量和追求民主平等的力量之間搏殺。我認為甘地的印度論點向美國人顯示他們自己作為個人都能尊重別人和進攻別人，既有民主包容也有征服欲望。美國人從了解印度中能夠?qū)W到很多東西，思考它的最杰出的一些政治思想家泰戈爾（Sir Rabindranath Tagore）甘地（Mohandas Gandhi）的思想，其中甘地的民族主義思考和暴力根源理論仍然扎根于今天的沖突的深處。

　　按照亨廷頓的觀點，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觀，印度教可以作為獨特的“文明”。如果我們考察印度教右派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內(nèi)容。傳統(tǒng)的印度教是沒有核心的，多樣的，高度寬容的，以至于能夠為1947年從大英帝國獲得獨立的新國家提供強大意識形態(tài)支持的一個統(tǒng)一的“純粹”的印度教的形象不得不從歐洲進口。

　　印度教右派的歷史觀非常簡單。像所有簡單故事一樣，它基本上是編造的，但是它對運動的重要性可以從成員跟隨學者的親密程度看出來，學者們給出更細致入微，更準確的描述：不僅有更刺耳的公共批評，而且有組織的威脅和恐嚇的行動，有些時候甚至包括身體上的暴力。下面就是具體描述：

　　從前在印度河谷里居住著純潔和平的一群人。他們說上帝的語言吠陀梵語（Vedic Sanskrit）。他們有豐富的物質(zhì)文化，平和的脾氣，雖然他們準備對付外敵入侵。他們的領(lǐng)地廣袤無垠，從北部的克什米爾到南邊的斯里蘭卡錫蘭（Ceylon）。他們因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團結(jié)統(tǒng)一。他們稱自己是印度人，腳下的土地為印度斯坦（Hindustan）。他們之間沒有階級矛盾，也沒有讓人痛苦的不平等。女人的條件很優(yōu)越。

　　這個和平的狀況持續(xù)了很多世紀。雖然時不時有強盜出現(xiàn)（如匈奴人the Huns）,但他們很快就被趕跑了。突然，霸道的，挑釁性的穆斯林入侵打破了這一切。早在16世紀初的時候，莫臥爾王朝的創(chuàng)始人巴布爾（Babur）掃平了印度斯坦北部，肆意破壞印度教寺廟，掠奪神圣的寶物，在寺廟遺址上建立清真寺。印度教徒在長達200年的漫長歲月里生活在奴役之下，直到馬哈拉斯特（Maharashtrian）人的英雄希瓦吉（Shivaji）起來重新恢復了印度王國。但是他的成功非常短暫，很快英國人就接管了巴布爾和他的后代留下的地方，對印度及其人民實行專制。他們只有通過一致努力消除自身中間的異己分子才可以恢復他們的自豪感。

　　這幅圖畫有什么錯？怎么說呢，首先，說梵語的人幾乎肯定是從外部移民到南亞次大陸的，那里有不同的人，可能有印度南部德拉威族人（Dravidian）的祖先。印度人并不比穆斯林更是本地人。其次，它忽略了印度社會的問題，甘地和泰戈爾都認為是印度面臨的核心問題的種姓制度,階級和性別的明顯不平等。(當歷史學家指出這些內(nèi)容的證據(jù)時，印度教右派把他們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就好像這樣一來，他們的觀點就失效了)。第三，它忽略了印度教內(nèi)部巨大的地區(qū)差異，教派之間敵對有時候侵略的事實。第四，它刪掉了印度教和穆斯林在莫臥爾帝國大部分時間內(nèi)和平共處和匯合的事實，包括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著名的宗教多元政策。

　　在印度教右派的歷史觀中，連續(xù)的主題是屈辱的男性。印度人被奴役幾個世紀，他們的男性尊嚴受到侮辱，尤其是因為他們不夠攻擊性缺乏陽剛之氣。印度教右派的兩個意識形態(tài)領(lǐng)袖用不同的方式呼應了血性印度教男人的要求。薩瓦卡（V.D. Savarkar）(1883-1966)是個自由戰(zhàn)士在安達曼群島的英國監(jiān)獄度過了很多年，是刺殺沒有參與獨立斗爭的精神領(lǐng)袖甘地戈爾瓦卡（Gandhi. M.S. Golwalkar）(1906-73)的密謀者之一，悄悄幫助成立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現(xiàn)在是印度教右派的主要社會組織之一。薩瓦卡的《印度人什么樣？》（Hindutva: Who Is a Hindu?）首次出版于1923年，目的是要確定新國家的印度教實質(zhì)。他的定義是排斥性，強調(diào)文化一致性，和使用武力確保印度教至高無上的必要性。

　　戈爾瓦卡的《我們，民族性的定義》（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出版于1939年。它寫于獨立戰(zhàn)爭期間，戈爾瓦卡認為他的任務是描述新國家的統(tǒng)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尋求西方政治理論，特別是德國的，那里他所說的“種族自豪感”幫助整個地區(qū)來到最初被德國人控制的支配地位。他寫到，通過驅(qū)逐猶太人“德國顯示有根本區(qū)別的種族和文化融合成為團結(jié)的整體是幾乎不可能的，這是印度斯坦的我們應該學習和獲益的一個教訓�！�

　　最后，戈爾瓦卡的國家統(tǒng)一觀點和納粹德國的不完全一樣。他不是很在乎血統(tǒng)的純正，但是在穆斯林和基督徒團體是否愿意“放棄他們的區(qū)別，徹底融入全國種族”中是非常一致的。他堅決反對保持自己宗教和種族特征的人的平等權(quán)利的觀點。

　　在獨立的時候，印度教至高無上的觀點還沒有流行。尼赫魯（Nehru）和甘地都不僅堅持全民的平等權(quán)利，而且在新憲法中堅決保護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甘地總是特別在他的運動的核心包括一些穆斯林。他覺得對人平等的尊重體現(xiàn)在所有真正宗教的核心，給印度教強大的理由不僅駁斥種姓等級制度，而且追求和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尊重和和諧關(guān)系。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阿卜杜拉·阿扎德（Maulana Abdul Kalam Azad）是甘地和尼赫魯最受信任的顧問之一，正是因為他，甘地才同意接受食物，當他開戒到死，一個非常明確的對偏執(zhí)純粹和污染觀點的攻擊。但是甘地的多元思想觀點總是受到挑戰(zhàn)。

　　1948年元月30日，甘地被印度教政黨印度大會黨（Mahasabha）成員和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前成員納斯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近距離射擊槍殺，此人與薩瓦卡有長期密切的恭敬的關(guān)系。在1949年11月8日的宣判中，高德西宣讀了自我解釋的書一般長的聲明。雖然那時候不允許出版，它很快被流傳開來了�，F(xiàn)在可以很容易在網(wǎng)上閱讀到。印度教右派的網(wǎng)站上把他尊敬為英雄。

　　高德西的自我開脫，就像薩瓦卡和戈爾瓦卡的歷史描述一樣,用印度幾個世紀的“穆斯林暴政”的背景看待當今事件，中間穿插18世紀希瓦吉的頑強抵抗。像薩瓦卡一樣，高德西把他的目標描述為創(chuàng)立一個可以擺脫奴役的強大的，自豪的印度。他對于甘地拒絕古典印度教史詩的戰(zhàn)爭英雄感到震驚，反對甘地把穆斯林當作新國家中的平等公民。他認為甘地讓印度人低人一等，受到羞辱。尼赫魯相信甘地被謀殺是印度教右派奪取政權(quán)的“普遍陰謀”的一部分，他認為這個情形相當于法西斯分子奪權(quán)前的歐洲。他相信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是這個陰謀背后的力量。

　　情況發(fā)展迅速，很快來到最近的幾年。雖然曾經(jīng)是非法團體，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最終重新復興，悄悄建立了龐大的社會網(wǎng)，通過游戲或者歌曲的巧妙使用吸收了大量年輕人被稱為“枝杈”（shakha），向年輕人灌輸該組織對抗性和印度教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tài)。絕對服從和忠誠，放棄批評性思考是社會連帶主義者運動的核心。每天，在成員升起戰(zhàn)爭英雄希瓦吉的金黃色旗幟，該運動更愿意印度國旗三色旗(佛教徒法輪提醒公民皇帝阿蘇迦（Ashoka）對宗教寬容的堅持),他們背誦一個誓言，開頭是“我宣誓永遠保護印度教的純潔，印度文化的純潔，為印度國家的前進而奮斗�！痹摻M織還巧妙利用現(xiàn)代媒體，一個面向全國的電視臺播放古典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在1980年代末期，用編造的旨在信仰單一的上帝羅摩的統(tǒng)一的印度教故事讓全印度的觀眾興奮不已。1992年印度教徒暴亂，顯然有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政治勢力的縱容,被稱為國民黨（BJP(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政黨摧毀了阿約迪亞市的一個清真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認為它占據(jù)了印度教上帝羅摩出生地的遺址上面。

　　從政治上說，國民黨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強大起來，歸因于普遍的公眾對于后尼赫魯時代國民大會黨經(jīng)濟政策的不滿。(雖然實際上印度是在國民大會黨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執(zhí)政時期開始經(jīng)濟改革的),以及總是打仇恨和恐懼的牌。在它不斷壯大，在阻止聯(lián)合政府實現(xiàn)自身目標中，發(fā)生了破壞阿約迪亞清真寺的事情。古吉拉特邦的暴力事件是印度教右派一直試圖在阿約迪亞遺址上建造寺廟遭到法院駁回后，越來越憤怒的朝圣者達到高潮后的結(jié)果。雖然2004年的選舉給了國民黨政府負面裁決，它仍然是主要的反對黨，控制著幾個關(guān)鍵邦的政府，包括古吉拉特邦。

　　我研究古吉拉特邦的暴力活動已經(jīng)幾年，它的基礎(chǔ)和后果，試圖尋找觀察世界宗教暴力的啟迪意義。一個明顯的結(jié)論是每個事件都必須按自身的事實真相來研究，密切關(guān)注具體的歷史和地區(qū)因素。。所有的沖突都可以用簡單的假設(shè)“文明的沖突”來解釋的觀點在古吉拉特邦證明是非常不充分的，這里歐洲人的觀點被借用解決所謂的羞辱并創(chuàng)造一個導致針對和平的穆斯林的暴力活動的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文明的沖突”觀點是施暴者最好的朋友，因為它給了他們盾牌讓其意識形態(tài)免受仔細考察分析。在和印度教右派領(lǐng)袖的訪談中，他們常告訴我作為美國人，我是站在他們一邊的，知道穆斯林到了那里都會制造麻煩。

　　我們在古吉拉特邦看到的不是簡單的，讓人舒服的內(nèi)容，而是非常擔心：在一個興盛的民主社會，許多個人不能與不同的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事實。他們尋求絕對的征服是獲得安全和自豪的唯一手段。這是世界各地的民主社會非常熟悉的現(xiàn)象，它和所謂穆斯林的龐然大物一點關(guān)系沒有，和宗教也沒有多大關(guān)系。

　　這個事件告訴我們必須向內(nèi)觀看，詢問自身在我們自己的社會是否存在類似的力量，如果有的話，我們?nèi)绾螒?zhàn)勝它們。除了普遍的觀點外，我對暴亂的研究揭示下面四個具體教訓：

　　法治：古吉拉特邦事件中最讓人震驚的事情是執(zhí)法部門的官員的共謀關(guān)系。警察袖手旁觀，邦政府最高官員鼓勵縱容屠殺，中央政府給邦政府提供資助和安慰。

　　但是印度民主的機構(gòu)和法制結(jié)構(gòu)最終證明是強壯的，在為受害者求得公正方面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印度最高法院和選舉委員會發(fā)揮了建設(shè)性作用，推遲新的選舉，鼓勵穆斯林返回家園，命令重要發(fā)生暴力事件的審判地的改變。首先，2004年舉行了自由的全國大選，那些選舉中，貧窮的農(nóng)村地區(qū)選民的參與非常關(guān)鍵，表達了對于仇恨和恐懼政策的強烈否定判決，以及對于BJP經(jīng)濟政策的不滿。曼莫汗·辛哈·錫克（Manmohan Singha Sikh）領(lǐng)導的現(xiàn)任政府和印度的第一個少數(shù)黨首相已經(jīng)宣布結(jié)束教派沖突的堅定承諾，集中注意力爭取穆斯林在印度的經(jīng)濟平等和政治平等權(quán)利，任命穆斯林擔任重要職務。公平地說，甘地和尼赫魯設(shè)想的多元民主好像取得了勝利，部分因為印度政府的設(shè)計者留給印度聰明的，機構(gòu)和憲法結(jié)構(gòu)，對于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出的基本政治價值和承諾的傳統(tǒng)。

　　應該指出的是經(jīng)受印度教右派沖擊而維持下來的締造者的承諾的關(guān)鍵之一是作家作為政治理想和價值統(tǒng)一體的普遍概念，尤其是平等權(quán)利的價值，而不是圍繞種族，宗教和語言的認同。印度像美國一樣，但是和歐洲多數(shù)國家不同，拒絕了這樣排斥性確定國家特征的方式，在憲法中，在公共慶�；顒又�，在主要的公共象征中強調(diào)統(tǒng)一的政治概念。政治結(jié)構(gòu)不是一切，但是它能夠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很多東西。

　　新聞媒體和知識分子的角色：古加拉特邦事件讓人感到振奮的方面是全國新聞媒體和知識分子群體的表現(xiàn)。印刷媒體和電視臺都一直不斷施加壓力報道和調(diào)查這個事件。與此同時，許多學者，律師，非政府組織領(lǐng)導人集中在古吉拉特邦記錄證人的證詞，幫助他們提出訴訟，準備在法庭上的證詞。我覺得有必要寫這些事件的唯一理由是他們的分析基本上沒有進入美國民眾的視野。

　　我們這里看到的東西記錄中有些早就被印度經(jīng)濟學家和哲學家阿瑪?shù)賮啞ど�（Amartya Sen）討論過。在饑荒的背景中他注意到自由報刊在支持民主機構(gòu)中的關(guān)鍵作用。（森指出在自由報刊給公眾帶來基本信息的國家最近沒有饑荒，相反，在中國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饑荒能夠繼續(xù)不減弱，是因為農(nóng)村發(fā)生的消息沒有泄露出來）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自由報刊的真正意義是什么。我認為它要求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集團控制的缺乏，和讓知識分子聲音從多個背景接觸主要新聞媒體的便利。

　　在我提到了幫助印度民主從準法西斯分子的接管中生存下來的因素中教育、批評性思考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是仍存在未來讓人擔心的內(nèi)容。古吉拉特邦的公立學校非常明顯地缺乏批評性思考，他們特別強調(diào)死記硬背，不加思考地學習市場上需要的技術(shù)，在沒有養(yǎng)成批評性思考的情況下法西斯宣傳的因素就很容易溜進來。眾所周知希特勒在這個邦的歷史課本中被描述為英雄，即便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并沒有造成多大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印度其他地方要更好些。全國性的教材被重新編寫，剔除了印度教右派意識形態(tài)化的虛假歷史觀，取而代之的是比較細致的觀點。但是，強調(diào)死記硬背和全國性考試的機械重復記憶的內(nèi)容在任何地方都是讓人焦慮的，由于培養(yǎng)經(jīng)濟上有生產(chǎn)力的畢業(yè)聲的更大的壓力，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印度的教育文化常常包含進步思想，比如偉大的詩人泰戈爾，他強調(diào)如果沒有豐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批評性思考能力的話，世界上的所有技術(shù)都是沒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這樣的聲音已經(jīng)被全球市場上利潤的簡單需求而抹殺了。父母渴望孩子們學習有市場需要的技術(shù)，他們的自豪是孩子考上印度技術(shù)學院，或者印度管理學院。他們蔑視人文科學和藝術(shù)。我擔心民主也走上這樣的道路，當民主被古吉拉特邦模式下不能批評分析政客的宣傳，不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不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的馴服的工程師管理，未來可能更嚴重。

　　在美國，有人估計40%的印度裔美國人來自古加拉特邦大部分人屬于印度教的斯瓦米納拉揚（Swaminarayan）派別，其特征就是強調(diào)不加批判地服從教派領(lǐng)袖的言論，該領(lǐng)袖的稱號是布拉姆克薩瓦密（Pramukh Swami Maharaj）。在參觀伊利諾斯州（Bartlett）的花費幾百萬美元建造的漂亮斯瓦米納拉揚寺廟時，一個最近剛從古加拉特邦來美國的年輕人帶領(lǐng)我參觀，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印度教右派的印度歷史故事，特別強調(diào)地告訴我,每當布拉姆克薩瓦密說話的時候，人們就認為這是來自上帝的聲音，應該不假思索地服從。這時候，年輕人用燦爛的笑容對著大理石天花板問到“你知道為什么天花板這么閃亮嗎？”我說不知道，我悄悄期待他涉及布拉姆克薩瓦密的精神力量的解釋，我的導游笑得更燦爛了，“光纜”，他告訴我，“我們是第一個把這個技術(shù)用在寺廟上”�？吹�?jīng)]有，能夠很容易破壞民主的東西：高超的技術(shù)加上絕對的服從。我擔心世界許多民主，包括美國在內(nèi)，都在走上這條道路，不強調(diào)人文和藝術(shù)，過分強調(diào)可以獲得利潤的技術(shù)。

　　自由的公共文化的創(chuàng)立：法西斯主義怎么在印度影響這么大呢？印度傳統(tǒng)強調(diào)寬容和多元主義，日常生活傾向于強調(diào)差別的騷動和力量，因為這么多不同的種族，語言和區(qū)域背景的人相互交流。但是正如我指出的，傳統(tǒng)包含一個傷痛，脆弱性的核心，羞辱的男性尊嚴。多個世紀來，有些印度男人認為，他們被一個又一個的征服者的奴役，印度教逐漸認同性快樂和他們的傳統(tǒng)的嚴肅性，受到統(tǒng)治者（the Raj）的嘲笑，自己的軟弱和服從。所以培養(yǎng)男性陽剛之氣和性欲駁斥好像成為最好的擺脫服從的方法。這就是一個原因為什么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吸引這么多追隨者是普遍的男性失敗意識。

　　與此同時，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填補了空白，用嚴格的紀律和無私組織草根階層。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不只是法西斯意識形態(tài)，它還提供需要的社會服務，樂趣，引誘年輕人組織生活的許諾，比政府學校的乏味生活更團結(jié)更有想象力。

　　所以需要的東西是抗衡力量，為多元主義公共文化提供同樣高效率的草根組織，反對印度教右派散布的戰(zhàn)爭的掠奪性的男性的公共文化�！皟�(nèi)部的沖突”不是一個國家內(nèi)部的因為出生而形成的兩個團體的沖突，實際上在每個人內(nèi)部的沖突，有能力用相互尊重和平等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抗拒受到羞辱的意識。

　　甘地明白這些。他教導國人說生活的真正挑戰(zhàn)是和自我的斗爭，反對自己控制別人的需要，和可能受到攻擊的恐懼。他有意識集中注意力在性行為和占有欲的惡劣影響。他特別培養(yǎng)男女不分的母系人格。更重要的是，他向追隨者顯示成為“真正的人”不是攻擊性和征服別人的事情，而是控制自己的進攻本能，用個人的尊嚴捍衛(wèi)自己承受別人的挑釁。我認為在某些方面，他誤入歧途，他認為性關(guān)系是內(nèi)在的征服和控制，建議人們禁欲是唯一通向沒有征服的途徑。不過，他認為問題是本質(zhì)，他建議自己生活的公眾文化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在非常不同的方式，泰戈爾也創(chuàng)造了印度自我的反形象，比甘地的形象更性感，更快樂，但是同樣譴責歐洲傳統(tǒng)中內(nèi)在的征服性。在著作《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中泰戈爾描述了一種詩歌和藝術(shù)表達的快樂世界主義，他幾乎在圣提尼克坦（Santiniketan）先驅(qū)性的進步學校中變成現(xiàn)實。

　　但是，在甘地以后，多元主義項目部分遭到冷落。尼赫魯雖然熱愛和崇拜甘地和泰戈爾，但是他蔑視宗教，出于蔑視，他忽視了極端宗教提供給人民的滋養(yǎng)：我們是誰的公民形象，人類脆弱性和開放性根源的象征性聯(lián)系，圍繞這些象征的草根公共文化的形成。尼赫魯是偉大的機構(gòu)建造者，在思考新國家的公共文化上，他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經(jīng)濟而不是文化議題上。因為他堅決相信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就讓他們失去宗教的需要，總體上為了感情發(fā)展，他沒有看到提供對抗印度教右派強大感情宣傳的反對力量的迫切需要。

　　因此，當今印度的年輕人傾向于認為創(chuàng)造象征文化的宗教是在本質(zhì)上法西斯主義者和反動派的力量，因為這是他們在親身經(jīng)歷中感受到。當有人告訴他們美國民權(quán)運動的故事，自由宗教和強大的多元主義言論在形成反對種族的文化中的作用時，他們都非常吃驚。與此同時，全國志愿者協(xié)會的發(fā)展在任何一個邦或者宗教內(nèi)都沒有遭到反對，非常嫻熟地彈撥仇恨和恐懼的琴弦。到現(xiàn)在，多元主義者普遍認識到讓右派掌握草根階層是個錯誤，但是重新開始多元主義運動非常困難。非常突出的一個例外是女性解放運動，它是在草根階層發(fā)起的。

　　美國人談論文明的沖突非常舒服，這個主題告訴我們罪惡是外來的，遙遠的，別人的，我們本人是相當好的。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本色，戰(zhàn)勝外來的罪惡。但是古吉拉特邦事件顯示根本不是這回事。危害民主的力量出現(xiàn)在許多民主國家內(nèi)部，根本不在外部因素。危險在于我們自己的思想和言論，攻擊性的歐洲民族主義的聲音，反射到最初進攻者特別的憤怒，來自于征服和羞辱的長期經(jīng)驗。

　　隱含的意義是所有國家，不管是西方還是非西方，需要用無畏的批評性能力考察自身，尋找自身征服別人的根源，設(shè)計有效的機構(gòu)和教育措施來克服這些。古吉拉特邦顯示甘地和泰戈爾用不同方式了解的，在更深層次上，征服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深處。美國人純潔和沒有任何毛病的想法是非常方便的，但是這個幻覺是人性自戀的另外一種形式的弱點，很容易導致不良行為。

　　譯自：“Fears for Democracy in India” by Martha C. Nussbaum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t15b1l92nf46jb6sq8b82dpsct9f9003

　　作者簡介：

　　馬薩·諾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學哲學系，法學院，神學院教授。她的書《內(nèi)部的沖突：民主，宗教暴力和印度的未來》（The Clash Within: Democracy, Religious Violence, and India"s Future）本周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Belknap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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