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為當代人類認同的普遍價值之一。然而，民主究竟是什么，人們對此又爭拗不休。作為政治概念，民主來自西方。在傳統(tǒng)意義上，西方人將民主定義為：人民的統(tǒng)治。其經典表述是盧梭的“人民主權”論。一般說20世紀以前， 在西方政治學說中將民主視為人民當家作主是普遍的。饒有意味的是：如此這般的、流行于18、19 世紀的西歐的民主觀，在當今的中國還頗具主流意味、甚至被視為前衛(wèi)思想。

　　民主的現(xiàn)代理解已非浪漫的“人民主權”論。進入20世紀后，隨著人類民主實踐的發(fā)展，西方思想家對民主的認識有所深化，對民主的界定也有了實質性的變化。現(xiàn)代民主觀首先質疑和顛覆了作為傳統(tǒng)民主觀的基石的人民的概念。20 世紀伊始， 現(xiàn)代西方民主觀的主要闡述者熊比特以及其他西方學者便強烈質疑流行了近兩個世紀的、業(yè)已成為常識的人民的概念。伏爾泰曾把人民定義為：“人數最多的、最有用的、甚至最善良的，同時又是人類中可尊敬的部分，包括研究法律和科學的人、商人、工匠，一句話，一切非暴君的人，這就是那些被稱為人民的人”。在伏爾泰那里人民簡直成了審美對象，然而作為政治概念人民，即“一切非暴君的人”，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界定卻大相徑庭。熊比特指出：“美國人不許東方人，德國人不許猶太人取得公民權；

在美國南部， 黑人也往往被剝奪投票權”。人民這個作為現(xiàn)代神圣觀念的集合名詞，在現(xiàn)實中簡直找不到對應物。

　　如果將“人民”與“統(tǒng)治”聯(lián)系起來就更可疑了。美國學者格雷厄姆指出：人民與做出決定的人們顯然是不同的， “直接民主”在現(xiàn)代社會中從來沒有存在過。其實，更為重要的是：人民并非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人民中間存在著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種族、不同的信仰。人民是一個具有無限多樣性的群體。這樣的群體，不用說統(tǒng)治，它幾乎不可能獨自地進行任何具有功能和效率的統(tǒng)一性活動。既然人民的統(tǒng)治在邏輯上無法成立，那么民主能否存在呢？ 民主又意味著什么呢？ 當今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民主觀念是政治精英與平民群眾分治共享的“精英民主觀”。熊比特將社會的民主實踐表述為：精英競取權力，群眾選擇政治領導人的社會政治過程，而選舉則是這兩個社會過程的統(tǒng)一。從這個意義上，社會的政治民主集中體現(xiàn)于公民的選舉。甚至可以說， 選舉就意味著民主， 就是民主本身。精英民主觀承認了當代社會的實際的統(tǒng)治與管理并非掌握于普通群眾的事實， 而將民主的含義確定為不掌握權力的群眾對掌握權力的社會精英的制約與選擇。

　　選舉被視同民主，是現(xiàn)代西方政治理念中的金科玉律。選舉被確認為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 是民主憲政體制內在的基石和外在的標志。在政治實踐中， 西方國家不僅建立了完備成熟的選舉制度，而且以此作為處理國際關系與世界性事物的原則與標準。在80年代末，東歐國家出現(xiàn)社會動蕩之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是否舉行競爭性的全民直接選舉作為衡量該地區(qū)各個政權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標準，并直接運用經濟、政治手段促進該地區(qū)的民主化進程。這可以視為以現(xiàn)代西方標準推行國際民主實踐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嘗試。

　　錯誤的經驗：選舉=投票

　　民主即選舉，選舉是什么？于是，對選舉的認識便成為理解現(xiàn)代民主理念的關鍵。選舉對包括我們在內的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公民并不陌生。即使是在被稱為集權主義政體典型的前蘇聯(lián)， 其國家領導人也是由全體公民投票產生的。當年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常常是以獲得99 %的選票而高票當選。投票， 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最常見的直接體驗， 也許還是他們在穩(wěn)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政治參與的唯一方式。久而久之，在許多人的經驗中，投票便成為選舉的同義詞。于是，一個誤解就這樣形成了。

　　選舉(election) 是由競選(campaign) 和投票(vote) 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過程構成的。選舉的本義是社會中平民對政治精英的選擇。選擇即意味著主體對多個客體的認知、比較與接受。因此，選舉的首要含義是多個候選者的競爭。

　　候選者之間的競選，在形式上主要表現(xiàn)為候選者對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形象的樹立， 而實質上是對選民進行政治與道義的承諾。在精英民主制下， 即實行間接民主的條件下，平民并不擁有政治權力，而是將憲法規(guī)定的理論上屬于“人民”的權力讓渡給政治精英，民主的實際含義體現(xiàn)于平民對政治精英的監(jiān)督與制約。監(jiān)督與制約政治精英的前提是政治精英對平民的政治與道德的承諾， 做出選擇的平民根據事先的承諾對政治精英進行監(jiān)督與制約。當然，選民的監(jiān)督與制約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下一次選舉對政治精英做出的再選擇， 表現(xiàn)為政治精英在做出承諾后所承擔的政治與道德壓力。由此可見，競選實際上是候選人與選舉人之間訂立社會契約的過程。沒有競選就沒有契約，沒有契約就無從監(jiān)督與制約，也就無從選擇。

　　在激烈的競選中，候選人除去闡述自己的政綱，宣揚自己的道德形象外，還會指責、批評， 甚至攻擊對手。有人批評這是現(xiàn)代選舉， 特別是西方國家選舉中的鬧劇。其實，公允地說，競選中候選人相互的批評與攻擊是必要和有益的。如果將選舉比作戲劇的話，在這場戲劇中，候選人是演員而選民是觀眾。就觀看戲劇而言，“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政治的戲劇比舞臺上的戲劇要復雜得多，宏大得多。社會公眾對政治問題及其有關政策的了解與認識是相當有限的。在社會政治過程中， 精英與平民所獲得的信息是絕對不對稱的，從而決定了平民在進行政治選擇的時候， 往往根據不足、無從判斷。選民信息缺乏，為某些候選人不負責任地空頭承諾， 誤導選民提供了可能。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表明，選民，特別是下層選民易于接受比較激進的社會方案。80 年代末期，蘇聯(lián)社會動蕩，激進的改革派提出經濟、社會轉軌的“五百天計劃”。這個在外人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社會改造計劃， 由于它在當時的各種社會計劃中最為激進，居然被公眾接受，并使激進改革派贏得政權。為了防止愚弄選民，必須制約候選者的機會主義。競選中候選人之間的批評與攻擊的實際功能在于形成了精英之間的制約。

　　在競選中候選人相互揭短，尋找對方道德的缺陷；
候選人詰難對方的政綱，以專家的眼光評價其正確性與可行性。這一切都為選民提供了進行思考和判斷的機會與可能。在高潮迭起、好戲連臺的2000 年美國大選中，候選人之間的詰難與攻訐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攻訐卻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眾表達了對社會現(xiàn)實及政策的不滿，事實上成為一種間接的利益表達與情緒表達。正如瑞典著名社會學家古納·米爾達在他的名著《美國的悖論》中寫的：“如果說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國的腐化現(xiàn)象、有組織犯罪和司法制度弊病的話，那不是由于其特別邪惡，而是由于美國人愛宣揚自己的缺點�！�

　　在候選人進行充分競選之后，選民做出最后的決定--投票。投票僅僅是競選過程的結束與結果，投票必須在競選的基礎上進行，否則投票就是沒有依據的，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就選舉的整體而言，競選是選舉全過程的核心，而投票是其自然的結果。僅有投票，而沒有競選過程的選舉，不是完整意義上的選舉，甚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

　　現(xiàn)代選舉制度，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已經發(fā)展到高度完善化和成熟的階段。就法律規(guī)定和程序安排而言， 美國等國家的選舉制度堪稱完美。2000 年美國大選，進行得如此激烈，結果如此接近，在兩億七千萬人口，且地域廣袤的大國中， 超過50 %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在近億張選票中最后竟然要以佛羅里達州數百張的選票決定總統(tǒng)候選人的勝負。如此激烈的競爭， 如此精確的統(tǒng)計，以及社會及候選人對選舉結果的平靜接受，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美國選舉制度在程序上的公正性、可靠性，表明了選舉制度的效率，表明了社會及公眾民主、法制觀念的穩(wěn)固和成熟。

　　盡管如此，包括美國大選在內的現(xiàn)代選舉仍然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 這種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現(xiàn)代民主及選舉制度的合法性。也許僅從政治的角度觀察選舉， 僅從法律的角度判斷選舉的公正性，應當說， 現(xiàn)代西方的選舉并無大的紕漏， 有些可說是無懈可擊。但選舉畢竟是現(xiàn)代社會民主制度的綜合表現(xiàn)， 甚至可以說選舉是現(xiàn)代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 只要選舉是在一定社會中進行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整體的社會關系，特別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影響與制約。西方國家現(xiàn)代選舉制度程序的公正性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西方社會中財產與經濟資源的不均衡分布及其對政治過程和選舉結果的影響。簡言之， 西方現(xiàn)代社會制度下的經濟規(guī)則與政治民主是相悖相克的。

　　在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西方，社會財富與經濟資源在社會成員中的分布是極不均衡的， 少數人掌握巨額財富并擁有影響、調動巨大經濟資源的能力。而多數社會成員除去個人生活資料以外幾乎不具備調動其他經濟資源的能力。在選舉過程中，財富與經濟資源的運用可間接地影響政治活動及其結果， 金錢可以使具有嚴格、公開、公正程序的選舉成為一個受控的政治過程。具體講， 現(xiàn)代選舉過程中存在著一種篩除機制。通過這一機制，可以在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之間建立起正態(tài)分布的關系。篩除機制的作用不在于事先確定選舉對象，然后操縱選民去投票選舉特定的候選者，那是一種早期賄選方式。篩除機制與賄選在程序上正好相反，它在預先確定當選者后，在競選過程中逐步淘汰競爭者，最終使“幸存者”當選�！靶掖嬲摺碑斶x是篩除機制的基本法則，這樣使金錢對選舉的影響變得十分間接和隱蔽。

　　信息控制是選舉篩除機制中最重要的內容。信息控制是在競選的過程中對選民接受的信息進行有效控制，使有利信息得到最佳傳遞、獲得最佳效果，同時最大限度地衰減不利信息，并造成對競爭對手不利的局面。最終導致對手出局的結果。政治學界經過多年的大量研究發(fā)現(xiàn)：
選民的政治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所接受的來自新聞媒體制造的輿論所左右的。

　　美國政治學界在對本世紀以來美國大選的情況進行研究的結果表明，只有約3%至10%的選民具有某種思想體系， 他們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受到他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觀點的影響，他們會對競選中的各種信息進行分析并做出獨立的判斷。美國學者將這類有意圖和能力做出理性選擇而不易于受到輿論左右的選民， 稱作“理論家”和“準理論家”。這部分理性選民之外的90%的選民則處于較為盲目狀態(tài)， 他們沒有固定的思想體系和政治觀點， 對社會問題， 特別是對社會政治問題缺乏了解， 沒有能力對接受的信息進行分析歸納并得出自己的見解，具有較強的從眾心理。因而，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極易于受到外界的影響，特別是易于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他們的政治選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多數選民的這種心理狀況，使得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影響與左右選情成為可能。多年來實證性調查統(tǒng)計的結果， 基本證實了上述選民的選舉行為與大眾傳播媒體制造的新聞輿論的關系的結論。根據戰(zhàn)后美國歷次大選中美國媒體輿論對候選人的支持與候選人當選的相關性的分析統(tǒng)計，從50 年代以來美國進行的12 次大選中報紙支持率最高者有10 次當選。而僅有的兩次例外也是因為當時的特殊原因所致。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大眾傳播媒體對選民的心理與行為的影響與控制的背后當然就是金錢的力量，就是候選人所掌握的財富與可調動的經濟資源之間的較量。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已經成為西方政界的座右銘。仍以美國大選為例， 美國政治學界實證性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
候選人掌握與可調動的經濟資源與選舉結果具有高度的正相關性。這一點同媒體支持率與選舉結果的正相關性完全契合。美國學者赫伯特·亞歷山大對1860年至1976 年的美國30 次大選候選人酬款和花費情況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在這30 次選舉中有23 次是競選中開支超過對手的一方獲勝。相反的情況僅有7 次，而其中的4 次均發(fā)生在30 年代大危機及“二戰(zhàn)”期間一直任職、在美國總統(tǒng)中連任次數最多的傳奇人物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身上。顯然，這是個例外，其余3 次也有其特殊原因。金錢對選舉的作用與影響，在2000 年一波三折、風詭云譎的美國大選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美聯(lián)社在11月9日的報道中指出：“今年的大選中有一點看起來是很明顯的，銀行里的錢能轉化成為選舉中的勝勢。九成以上擁有最多競選資金的國會議員候選人獲得了競選的勝利”。以專門研究金錢與選舉關系著稱的拉里·梅金森說：“美國民主令人喪氣的情況是，只要我在聯(lián)邦大選委員會那里查一下籌集資金的帳戶， 我就能在大選之前告訴你大選的結果將會是什么”。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不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石上， 現(xiàn)代民主也許是百分之百真實的。但是，人們在財產上的不平等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當然， 我們不能因為西方現(xiàn)代選舉中存在金錢影響政治過程的因素， 就認定西方的選舉是毫無意義的富人游戲。事情并非這樣簡單。美國政治學家默里·埃德爾曼認為：選舉是一種有助于公眾歸順既定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儀式。它有助于“撫慰在具體政治行為方面產生的不滿和疑慮，增加對本制度合理性和民主性的認識， 進而培養(yǎng)順從未來的行為習慣�！蹦�里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由競選與投票構成的現(xiàn)代選舉程序，是對社會的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是對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各個利益集團的整合，使來自社會的政治參與轉化為對現(xiàn)行政治制度的肯定，使政權獲得合法性與穩(wěn)定性。

　　二百多年前，盧梭在他流芳百世的《社會契約論》中告訴政治精英們一個統(tǒng)治的法則：
統(tǒng)治者只有把強力轉化為權利， 把服從轉化為義務， 社會才能獲得真正的穩(wěn)定， 政權才能長治久安�，F(xiàn)代選舉制度正在把盧梭的法則變?yōu)楝F(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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