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學者做的所謂研究，要么是在圖書館里待著，要么是帶著一幫研究生，拿個手提電腦跑來跑去，和當地的政府官員做訪談。對于這種形式的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曾經有過一個苛刻的評論，他說西方的研究者跑到中國、印度等第三世界做政治經濟研究，就是住在五星級酒店里，讓當地政府官員拿來一大堆政府報告、統(tǒng)計數據，聽他們夸夸其談一通，然后就拍拍屁股回華盛頓去了。斯蒂格里茨的意思是，做發(fā)展中國家研究的人，太依賴政府工作報告，而不愿自己去花費力氣做實地調查。

　　這個批評，我覺得太有道理了！從2001年開始，我和泰國經濟學家汪華林博士，這位全世界研究東南亞社會經濟最優(yōu)秀的學者一起做研究，可就完全不一樣了。可以說，我們是用自己開車的四個輪子、走路的兩條腿，把大湄公河流域的六個國家，東南亞五國——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加上中國西南部，全都跑遍了。大湄公河在中國境內叫瀾滄江。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其中牽涉到的麻煩是無與倫比的。因為這些國家無論從地理環(huán)境，還是經濟狀況、政治環(huán)境、法律系統(tǒng)，都是千差萬別，經常會遇到想像不到的困難。我們因為有了汪老爺子這個帶隊人，都能在“before too late”把事情基本解決。before too late就是太晚之前，在徹底絕望之前找到辦法把事情解決了。

　　我們做東南亞研究，為什么要跑那么多偏僻的地方呢？我們這個研究團隊，主要研究大湄公河流域的六個國家，怎樣才能形成經濟上的互動聯(lián)合，這就需要考察各個國家的道路、港口、橋梁等，了解存在的問題，有哪些政治、法律、技術上的問題需要解決。

　　我們在汪老爺子的帶領下，把通常研究者不會去的地方、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全都跑遍了。我們完全無法預料，在行程中會遇到什么突發(fā)情況。

　　2002年的時候，我們一行六七人，開了面包車從泰國西南部向北，朝緬甸方向行進。我們此行的目的，是想考察修建國際公路的可能性。在路上走了兩三天，到達泰緬邊境時，突然被軍隊攔住不讓走了。當時我們很著急，因為已是4月初，快到泰國的雨季了，雨點大到可以把汽車的擋風玻璃打出裂縫。汪老爺子就去交涉，才知道前面正在打仗。緬甸的聯(lián)邦軍隊圍剿販毒集團，他們就逃入泰國境內，而緬甸在歷史上多次入侵過泰國，兩國素有舊怨，泰國就對逃入境內的販毒集團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tài)度。但緬甸軍隊一旦進入泰國境內抓捕販毒集團，泰國軍隊就要反擊。當時，雙方出動了數千軍隊，已經打了好幾天仗了。我當時很震驚，這樣的事情如果發(fā)生在其他地方，西方主流媒體早就報道了，汪老爺子說，這在金三角早就是家常便飯了。我們只能在那里等到戰(zhàn)斗結束才過去。再往北走，在泰國境內一座山上，竟然生活的都是云南人。他們都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一支部隊的后裔，已經是第三代華人了，從來沒有去過云南，旦仍然認同自己是云南人。他們只會說一點漢話，而且是云南口音的漢話。

　　汪老爺子帶我去的地方，都是書本上學不到的，每天都會有驚訝。這也正是我對東南亞研究這么上癮的原因。

　　我們的考察，經常每天要穿越好幾個國家的邊境。對于東南亞國家的國民來說，這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東盟之間有協(xié)議，只要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個月，入境可以免簽證。但我拿的是中國護照，就比較麻煩了。有一次我們想從泰國到緬甸一個非常重要的邊境城市去，汪老爺子說你拿的是中國護照，要從泰國進入緬甸，緬甸一方要把你的材料送到省會才能辦理，最短也得一兩天才能辦下簽證。但我們只有半天的時間。汪老爺子非常有想像力，他說司機長得和我差不多，讓我拿著司機的泰國身份證，穿上泰國民族服裝，和他的女助手假扮夫妻，去緬甸那邊探親。汪老爺子說你不會泰國方言，千萬別說話，否則一露餡被扣起來，就是偷越國境罪。于是我拿著司機的身份證，去買了些糕點、衣服、手電筒等日用品，兩個人手挽手假扮夫妻去了緬甸。在那里實地考察了當地的邊境貿易，下午兩點鐘去，趕在晚上八點前回來。我在汪老爺子的幫助下，多次偷越國境。

　　汪老爺子帶著我們做研究，可以說東南亞沒有哪個重要的地方我們沒去過。有些地方，是要冒著生命危險去的。而且明知有生命危險，也還是得去。

　　1998年，柬埔寨內戰(zhàn)剛剛結束，在邊境地區(qū)還有小規(guī)模的戰(zhàn)斗，我們從泰國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到柬埔寨西南的古國島去，考察如何開通兩者間的航道。古國島一帶，柬埔寨內戰(zhàn)雙方埋下了幾十萬顆地雷，非常危險，屬于軍事禁區(qū)，反而因此成了生態(tài)保護得最好的地區(qū)。泰方和柬方的邊防軍事先溝通好，派了軍隊護送我們。汪老爺子就有辦法，讓泰國軍隊幫我辦了一個泰國臨時身份證，我成了泰國學者。一路上真是風景如畫，幾百公里范圍看不到一個人，湖水清澈到像藍寶石一樣。

　　我們還有一次更驚險的考察。那次我們從西雙版納的首府景洪出發(fā)，沿瀾滄江順流而下，考察瀾滄江－湄公河成為國際性商用通道的可行性。通過云南省的安排，找到一艘載重三四百噸的貨船。嚴格來說，貨船是不能載客的，我們通過疏通說服船老大，載上我們五個人，沿江而下，從云南進入老撾、泰國，再從泰國開車進入柬埔寨、越南。瀾滄江一段航道非常狹窄，而且河里全是石頭，我們就是要趁著旱季水淺的時候坐船南下，就是為了考察這條航道有沒有作為商用通道的可行性。那里沒有手機信號，也找不到人，如果船撞上石頭沉沒，沒有人來救我們的。

　　我們出了中國境內，到達老撾、泰國、緬甸三國交界處的水域。這里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走私船。汪老爺子就有本事，安排我們從中國這艘合法的貨船上下來，連同我們攜帶的資料，轉移到跨國走私船隊上去。這種船發(fā)動起來，整個船體都翹起來，脫離了水面，只有屁股那里沾到水，速度實在太快了。只有這么快，才能逃過沿岸緝私艇的追捕。這些走私船非常小，一艘只能坐三四個人，他們帶上資料先走，我最后一個走。前面的四艘船都已經不見了，我一個人在最后一艘船上，到了半路，船突然停下來了。那里沒有手機，語言又不通，我當時都差點嚇昏掉了。如果船老大一竿子把我打到水里去，沒有任何人會來救我，我的這條命就沒了。最后，弄了半天我從明白，原來是這條船上的汽油不夠了，他要等待停在國際水域的走私油船來加油。他不靠岸加油，因為沿岸的油價貴，而國際水域不歸任何國家，成為走私的天堂。

　　當時不但我緊張，他們比我早半個小時到達泰國港口清盛，一直等不到我，也都急昏掉了，打算再等不到我就向泰國海岸巡邏隊報告了。他們倒不認為船老大會暗害我，而是擔心船會翻掉。因為走私船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很容易翻船，河里還有鱷魚出沒。船一靠岸，我當時的感覺就是，我的這條命撿回來了。

　　從2001年開始，一直到汪老爺子今年去世，我們每年都要進行多次這樣的考察，在陸地、海洋、河流、森林，做一切有利于中國和東南亞經貿發(fā)展的考察。我現在完全無法想像，除了汪老爺子，還有誰能幫助我們做這樣的研究。所以我才會說，汪老爺子對于中國和東南亞經貿交往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丁學良口述，周筱赟、鄂華吟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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