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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凱旋:巴金的真話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他從來不想當一名純粹的作家

  

  我們常常想起魯迅,卻不太想起巴金。巴金活得很長,他的作品離我們也很遠。在他的童年,中國人還拖著辮子,處在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下;
當他辭世時,互聯(lián)網(wǎng)正在掀起一場信息革命。最后幾年,巴金已經(jīng)完全脫離社會生活,臥病不起,但他仍然繼續(xù)擔任著作協(xié)主席。偶爾會有他的一點消息,知道他仍在為別人活著。在許多讀者心中,魯迅喚起的是熱愛,巴金喚起的卻是同情。對于這樣一個忠厚老人,告別人世是一個解脫。

  從第一部小說《滅亡》到晚年的《隨想錄》,巴金一生創(chuàng)作了無數(shù)作品,但他那些最為人熟悉的文學(xué)作品都是圍繞著舊式的大家庭、陰郁的公館和青春閃爍的花園。生于1904年的他,青年時期和創(chuàng)作時期正好處于現(xiàn)代中國的變革時代,新文化的風潮席卷全國,各種外來思想紛至沓來。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覺醒的青年表現(xiàn)出對自由的渴望。他的那些大部頭作品都是時代的記錄,就連主人公生病都是時代的——往往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癆。這些作品的中心主題可以歸結(jié)為這樣一句話:“在一個前現(xiàn)代社會里青年對自由的追求。”

  巴金在創(chuàng)作時,并不是因為對人性產(chǎn)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改造社會,是新的社會理想的實現(xiàn)。這個社會理想就是無政府主義。當時無政府主義是一股強大的潮流,許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產(chǎn)黨人李大釗、惲代英都曾受過它的影響。正如有人指出,中國無政治主義的思想核心是反對一切強權(quán),維護絕對的個人自由。巴金雖曾否認其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專制的憤怒青年、體現(xiàn)愛和互助的底層人物,卻分享了他的無政府信仰。與當代追求物欲的中國人不一樣,書中主人公無論貧窮還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貴族,動不動就虛無和放縱,因為戀愛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彈改造社會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時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結(jié)合,他以破壞、恐怖與犧牲的民粹主義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們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強者的憎恨。后來許多青年投身革命,據(jù)說都是因為讀了巴金的作品。這些作品是中國式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雖然算不上偉大的藝術(shù),但卻參與了歷史進程的改變。

  但是,巴金從來不想當一名純粹的作家,他始終希望能投身實際的社會斗爭,甚至準備做出犧牲,為此一直到40歲才結(jié)婚。1949年巴金45歲,之后他又活了半個多世紀,自從上世紀40年代發(fā)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沒有寫出過一部像樣的作品。他身居廟堂之高,參加各種會議,在國內(nèi)外各地訪問,他用作品呼喚革命,但革命的勝利卻使他的創(chuàng)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事實。假如不是因為文革的迫害,巴金會不會提出“講真話”,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晚年的《隨想錄》重新給他帶來聲譽,他也認為自己一生這一部作品最有價值。他不停地回憶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言行,為傷害過他人而自責。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誠氣質(zhì),當人們在追求著財富和享受時,他還在一字一句寫他的懺悔錄,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文革的災(zāi)難。在上世紀80年代,這樣的反思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只是他的反思始終停留在傷痕時期,于是才產(chǎn)生了這樣的現(xiàn)象:魯迅早已去世,人們卻在不斷地談?wù)撍?br>巴金仍在寫作,人們卻很少引用他的話。官方尊敬他,給了他崇高的榮譽和地位,他又恢復(fù)了從前的各種社會活動,充當起公共良知的角色。當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稱他是中國的良心,他的“講真話”被譽為是最珍貴的遺產(chǎn),甚至超過了他所有小說的價值。然而,正是在“真實”的意義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缺失。

  

  巴金最終選擇了沉默,哈維爾卻不懼幾度入獄

  

  真實一詞經(jīng)常被評論家們提及,但卻很少有人意識到,真實的觀念不僅是一個文學(xué)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巴金的“講真話”使人想到東歐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實中”。捷克作家哈維爾舉了一個例子:為了與社會保持一致,一個水果店經(jīng)理在櫥窗里安放了一條政治標語:“全世界勞動者聯(lián)合起來!”這條標語并不代表經(jīng)理的真實想法,卻使他的內(nèi)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順從所帶來的恥辱。這反映了我們時代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數(shù)人實際上經(jīng)常生活在謊言中。在世界歷史的范圍內(nèi),巴金與哈維爾都可以說是啟蒙之子。他們都痛恨虛偽,追求真實,希望用文學(xué)來介入生活;
他們都能在時代需要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號召人們說出真話;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對生命的意義抱有堅定的信念。但是兩人的區(qū)別到此為止,不僅因為哈維爾更加深刻地表達了真實的內(nèi)涵,而且因為他更有道德勇氣。對于外界的壓力,巴金最終選擇了沉默,哈維爾卻不懼幾度入獄。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維爾卻告訴人們,生活在真實中是可能的。

  中國文化里自來就沒有“真實”的價值,這個觀念出現(xiàn)于中文語境中,也只是100年的事。在西方,真實與真理往往是一個詞,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的“詩歌的目的是揭示真實”。此后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論他們對詩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將真實看作是一個終極價值,從而使有關(guān)真實的哲學(xué)問題一直置于西方文化的中心。作為一個荒誕派戲劇家,哈維爾卻堅信在人類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稱為“絕對的地平線”。在給妻子的獄中書簡里,他寫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種遠為深刻和神秘的東西,它肯定不依賴于一個特定時刻的現(xiàn)實。也正是從這個立場看,只有對信仰有著深刻理解的人才會看到現(xiàn)實的真相!

  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哈維爾所舉的例子顯然過于苛刻,那個水果店經(jīng)理雖然在說謊言,但卻沒有傷害他人的念頭。如果僅僅出于保護自己,謊言難道不是可以理解的行為?國內(nèi)某位令人尊敬的學(xué)者在一次講座中就說過,人們說話的底線是:一,力圖說真話;
二,不能說真話則應(yīng)保持沉默;
三,無權(quán)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說假話時則不應(yīng)傷害他人。這番話表明,盡管關(guān)于“真實”人們寫了許多文章,我們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這個觀念。西方文化意義上的真實是對神性之維的追求,只有這樣的真實觀才能使人從內(nèi)心里感受人的尊嚴和人的真實存在,并視保持沉默為一種罪。正是由于此,索爾仁尼琴才會說出“莫要靠謊言過日子”,肖斯塔科維奇才會寫出秘密的《證詞》,哈維爾才會表現(xiàn)出一種道德勇氣和洞見,在各種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祝活動的表象背后,看到社會的真相。相比之下,那位學(xué)者的話盡管符合人性,可他劃出的卻是一條向下的曲線。真實如果失去其形而上根據(jù),人性的底線也是守不住的。在許多場合,我們常常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話,卻對現(xiàn)實的不義保持沉默。這正是后極權(quán)社會的特點,大多數(shù)人用違心的話或沉默來掩蓋自己順從的本質(zhì),同時也掩蓋了權(quán)力的本質(zhì)。人的自我基礎(chǔ)遭到了毀滅,成為哈維爾所說的“作為人失敗的見證”。

  也許是由于人微言輕,我們才暗地里希望巴金能代表我們,說出這個時代的真理。然而,在《隨想錄》中,我們找不到這個。文革之后,巴金翻譯過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看得出來,他想仿效這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他曾經(jīng)解釋“講真話”的含義:“所謂的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睂τ谖母锏姆词。袊舜蠖既狈ψ陨淼膽曰,這方面巴金要真誠坦蕩得多,他在《懷念胡風》中敘述了兩人的相識與重逢,以及自己在運動中被迫批判胡風的情況,然后寫道:“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墒窍氲侥切┒窢帲切┻\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钡拇_是令人感動的話。但如果在歷經(jīng)一場劫難之后,“講真話”只是意味著一種沒有自由信仰的個人道德教訓(xùn),而缺乏像赫爾岑、哈維爾那樣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那么這樣的反思對于認識我們真實的生存境遇,意識到罪惡內(nèi)在于我們自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哈維爾的例子讓我們感到,每個人實際上都對這個現(xiàn)實負有責任,巴金的例子卻很難讓我們產(chǎn)生同樣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巴金的《隨想錄》其實不及他早年的小說,盡管那些作品大都有概念化的毛病,但具有某個中心思想?yún)s使他能夠直面當下的現(xiàn)實。揭示個人所認識的終極真實,到底是一個作家的本分和才能。

  

  他的性格里不乏真誠,但缺乏某種內(nèi)心的自由

  

  因為不把真實視作一種價值信仰,我們才對生活在謊言中抱一種犬儒主義的態(tài)度;
又因為不把真實視作事物的本質(zhì),我們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實。在巴金的回憶錄中,講真話與現(xiàn)實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內(nèi)在的緊張,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一個絕對真實的立場。他的回憶涉及個人經(jīng)驗,但缺乏的恰恰是個人性。他為讀者提供的史實和評價都太拘謹、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確。我們往往弄不清楚,這是出于他的謹慎,還是出于他的認識,或者兼而有之。有一個細節(jié)可以說明他的講真話程度。在寫完《隨想錄》后,一個研究他的學(xué)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疑慮給那個學(xué)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來寫道:“他的感情似乎總是陷在那一團噩夢中掙扎不開。巴金的疑慮來自他對中國的政治斗爭有過于豐富的經(jīng)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論連同那種表達言語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處,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這是一種深諳中國社會,充滿東方人智慧的生存與斗爭的藝術(shù)。”是的,巴金的性格里不乏真誠,但他卻無疑缺乏某種內(nèi)心的自由,這一點肯定也妨害了他的思想能力。如果在自家的小客廳里都要采取這種談話方式,面對公眾,一個人還能說出多少真話呢?那位學(xué)者用一種贊賞的口氣談到巴金“東方人智慧的生存”,無意中道出了他的精神局限,這種東方的智慧缺乏的恰恰是超越自身的力量。

  這種真實的內(nèi)在缺失不僅是由于個人的原因,而且也是由于時代的原因。晚年的巴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他多次說過,他是五四的產(chǎn)兒。那個時代的作家們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觀念和寫實主義,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從人的本身看世界的能力,但同時他們又由于新的科學(xué)觀的原因,拒絕了自由和真實的神性之維。源自西方的這些價值成了無源之水,最終在一條世俗革命的河流里漸漸干涸。新文化運動的缺陷也是巴金的缺陷,他一生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在其作品中貫注強烈的時代性和社會責任感,但他的無政府思想?yún)s使他排斥任何宗教性的東西,去歌頌一場純粹形而下的斗爭,這使得他的作品缺少俄羅斯文學(xué)那種生活和人性的復(fù)雜,從而降低了其終極真實的程度。只有當上世紀40年代他對暴力斗爭感到失望,轉(zhuǎn)而關(guān)注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時,他反而寫出了一些佳作。晚年的巴金再一次回歸俄羅斯文學(xué),他想重新追蹤老托爾斯泰的足跡,表現(xiàn)出一個人的真誠。然而沒有信仰的道德激情是很難保持持久的吸引力的。他不無悲哀地發(fā)現(xiàn),青年人已經(jīng)不再讀他的書:“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

  巴金說到底并不是一個思想巨匠,在世界文學(xué)的范圍內(nèi),尤其是如此。他仍然能引起我們敬意的是,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此外,在一個體制化社會里,他從來沒有拿過一分錢工資。盡管如此,他的現(xiàn)實思考與哈維爾等人相比,分量無疑還是太輕。晚年的他仍然謹小慎微,既不愿談?wù)撍欠襁信仰無政府主義,也回避任何有關(guān)這方面的問題。而即使是那些青年時代的信仰,比如,對權(quán)力的認識,本來也可能使他從一種純粹個人的角度去探討社會悲劇的根源,給我們留下一筆精神遺產(chǎn)。歸根結(jié)底,巴金與許多新文學(xué)運動的健將一樣,雖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在青年時期以追求真理與人類幸福為己任,但最終還是一個中國式的造反英雄。他曾經(jīng)滿懷憤怒和勇氣,走進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聚義堂,并且坐上了第四把交椅,但他沒有想到,聚義堂最后卻變成了忠義堂。如今,巴金終于魂歸梁山泊,在那里他無須再有任何顧慮,可以盡情緬懷當年文學(xué)造反的崢嶸歲月,讓自己的心靈向著終極真實開放了。

  

 。ㄗ髡呦的暇┐髮W(xué)教授、人文學(xué)者)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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