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我們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2000美元，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也是一個十分微妙危險的階段，現代化初期很多潛在矛盾，在這一階段往往會集中地顯露出來，其中一個最大的隱患，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可能扭轉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方向。因為現代化是一個特殊的帶有方向性的社會變革過程，其中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領域，就是它在發(fā)展經濟的同時，也破壞了原有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使社會財富的流向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從而使GDP增長過程中的實質性內容也相應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實質內容，與現代化的終極目標相關，那就是社會人口的多數，無論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是否能較為公正地分享到發(fā)展的成果。如果本國人口的多數無法充分感受到發(fā)展的正面變化，那么，它最終會影響該國的現代化進程。我們目前提出的和諧社會理念，正是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所采取的十分必要的對策。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看，由于很多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主要是關注經濟的增長，所以財富的流向以及其相應的后果并未引起當政者的注意，結果往往會產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結果，并最終對該國的發(fā)展產生了負面的效應。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應該是在我們傳統(tǒng)的階級集團之外，產生的各種形式的新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的存在已經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但它們以什么方式存在，卻關系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巴西的例子很值得我們注意。巴西是南美最大、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也是凸現了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多經驗和教訓的國家。巴西發(fā)展過程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形成了十分明顯的社會利益集團，這種利益集團的名字叫“帕尼林哈”（panelinha），它的原意是指一種長柄平底鍋，但卻引申為一個特殊類型的利益集團的代名詞。這種利益集團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構成方式與眾不同，它不是按照行業(yè)，而是跨行業(yè)組成的。典型的帕尼林哈由以下成員組成：關稅官員，國會議員，州或市的官員，銀行家，律師，保險公司職員，經紀人或會計師。這種跨行業(yè)的利益集團在牟取自身利益時具有十分獨特的作用，那就是同一帕尼林哈的成員能夠相互為對方提供方便：議員在立法時為銀行家的利益講話，關稅官員為經紀人提供方便，銀行家則為他們的活動提供資金，律師則為他們的一切合法或者非法的活動提供辯護。與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利益集團的公開游說活動不同，這些帕尼林哈的成員活動規(guī)則是完全隱秘的或者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的游戲規(guī)則是，如果集團中誰拒絕為同伴提供此類幫助，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別人的幫助。舉例來說，一個帕尼林哈的成員可能享受到很多法律上的豁免，因為來自法律的壓力可能由與他們有關聯的警察或法官分擔。而這些警察或法官如果收到有關部門的追究，則可以由銀行家或律師去打通關節(jié)。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離不開其他人的協(xié)助，假如一個銀行家離開他的帕尼林哈，他就將失去與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儲蓄，這筆財產往往是很可觀的，而銀行家則很難尋找到替代人選，因為幾乎所有的有財產的人都已經與其他的帕尼林哈聯系在一起了。又如，一個議員在某種程度上依靠他的競選伙伴們?yōu)槠涮峁┡獊淼倪x票，這些選票可能來自與他的伙伴們有關的雇員、佃戶、債務人以及其他的私人或集團，他們都不得不以某種方式依附于該帕尼林哈的成員。反過來，這些提供了選票的伙伴們，也會依靠這個議員為自己提供大量的利益。因為這個議員與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聯系在解決種種問題時是極為重要的，比如得到進口許可證，弄到建筑執(zhí)照，獲得可靠的情報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樣巴西社會就形成了一個網狀的蜂巢結構，其成員因為渴望從相互之間的聯系而獲利的心理而緊緊捆在了一起。然而，這種帕尼林哈一個最本質的特點卻是，任何一個帕尼林哈成員，都必須占有某種資源，無論是財富、知識、權力乃至關系。結果，普通農民和工人就被排出在外，因為他們幾乎無法提供任何可以交換的利益。因而，帕尼林哈完全是一種權勢者聯盟，由于其成員既無正式的承諾，也不舉行正式會議，一般人縱有不滿也無可奈何。然而，它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存在于巴西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之中——甚至包括娛樂、文化、文學與學術領域。也就是說，在這樣一種特殊利益集團存在的情況下，多數人被剝奪了“完全”進入巴西社會生活的權利。（P.D.Schmitter, “the Portugaliation of Brazil?” from, A.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86.）

　　問題在于，巴西的政府并未積極地消除這種畸形的社會利益集團。結果是巴西的現代化并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陷入了人們稱之為“拉美化”的陷阱中。經濟是發(fā)展了，但社會并不和諧，社會的大多數人并未有效地分享現代化的成果。由于這種利益集團的盤根錯節(jié)，一旦形成，就會將其影響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任何一屆政府都很難在一個短時期內將其根除，這也就成為了制約巴西進一步發(fā)展的瓶頸。很多學者將巴西的發(fā)展稱之為“壞的資本主義”的典型，但他們往往忽略了巴西的資本主義之所以“壞”，其根源就在于這種帕尼林哈利益集團完全左右了發(fā)展成果的分配權。

　　事實上，幾乎所有發(fā)展中國家都多多少少出現了類似于巴西的帕尼林哈現象，只不過其特征不如巴西那樣典型而已。然而，如何應對這樣的現象，絕不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為一個國家能否最終跨越現代化門檻的主要指標。因為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都遇到了類似的困境，而最終也是在解決了這一問題后，才成為了穩(wěn)定的發(fā)達國家。

　　對于中國而言，這樣的類似集團的雛形已經開始出現，并且開始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目前中國最關注的環(huán)保問題上，類似的利益集團已經成為環(huán)保政策執(zhí)行的最大障礙。國家環(huán)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就指出，一種特殊利益結合現象正在和錯誤的政績觀一起成為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的主要原因。高污染、高耗能行業(yè)的瘋狂擴張中，產生了一種特殊利益結合現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過上大型重工業(yè)項目，追求短平快的業(yè)績；
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護下，一些企業(yè)把全民的資源環(huán)境變現為私利，而且方式極端粗魯，不顧后果。這種現象，上干擾中央的宏觀調控，下侵犯百姓權益引發(fā)社會不安。他認為，中國的財政改革、國有資產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出現了同樣的特殊利益結合現象，給每項改革都造成了巨大損失。繼財政、國資、金融之后，資源和環(huán)境是中華民族的最后一道防線，是中國在動蕩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后的戰(zhàn)略儲備。如果“老本”被劫掠一空，何談民族的復興？（《南方周末》2007-01-18 14:58:34）然而，當國家環(huán)�？偩植扇》N種措施后，某資源大省的省長居然揚言要“擺平”環(huán)保總局。由此可見，這種特殊利益集團的氣焰已經囂張到了什么地步。

　　與巴西等發(fā)展中國家或許略有不同的是，中國類似的特殊利益集團中官員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無論在這種利益集團的形成之初他們是否主動，最終的結果卻往往是這些官員成為了這種特殊利益的核心，而其他的社會利益集團成員只能圍繞這些官員而行事。正如一個小老板小陳自己陳述的那樣：“老板雖然有錢，但是在有的官員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極端厭惡反感，為了賺錢還要笑臉相迎……”在二級城市搞房地產開發(fā)的小陳這些年雖然賺了點錢，但談起一些官員的“權力尋租”依然讓他感到壓抑和憤懣，覺得無處宣泄。

　　2004年10月，小陳所在的城市因一對冒充公務員的夫婦毆打一“棒棒”(挑夫)，引起路人不滿，導致大批市民聚集政府大樓“討說法”。當晚，看熱鬧的小陳到政府旁邊的酒店包了一個房間，整整一個通宵，他和朋友居高臨下，一起旁觀了事件的全過程。談起當時的感受，他眉飛色舞，覺得“痛快”、“解氣”。

　　像小陳這樣對權力尋租、為官不廉感到“憤懣”的私營企業(yè)主、個體老板并非少數�！恫t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中西部各地調查了解到，由于私營企業(yè)主、個體老板等人群是權力尋租的主要對象，不滿官員腐敗，但又不得不隨順種種“潛規(guī)則”成為他們的復雜心態(tài)。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和事件中，特別是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情緒宣泄中，容易誘發(fā)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釋放。

　　換言之，在中國的發(fā)展機制中具有某種特殊的社會壓力，迫使一些即便不想卷入這種利益集團的私營業(yè)主也被迫加入這種聯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員的腐敗增加了企業(yè)“隱性成本”

　　接受記者采訪的民營企業(yè)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當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員搞“權力尋租”，以權力配置市場資源，扭曲了正常市場經濟原則，使守法經營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權錢交易的“潛規(guī)則”。他們說，企業(yè)為此支付的“隱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１０％以上。

　　陜西省的一位民營企業(yè)家給記者算了筆賬：企業(yè)一年的銷售額有４０００萬～５０００萬元，打點各級官員的“渠道費”至少就要花掉４００萬～５００萬元；
為了規(guī)避風險，他從來不出面，都是讓手下的業(yè)務員去具體運作。從１９９２年創(chuàng)辦公司以來，他的公司主要從事消防器材的生產、銷售，市場遍布全國。

　　這樣的“潛規(guī)則”讓他深惡痛絕，但為了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只有適應，還不敢舉報，因為這樣會讓企業(yè)在整個行業(yè)無法立足。（《江南時報》 2007-01-26 第04版 )這一調查暴露的事實是，在中國，官商勾結已經成為形成帕尼林哈的根源。且一些為了生存的企業(yè)還被迫加入這支隊伍，然而，更令人感到憂慮的是，由于這種官商勾結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了“主動”形成帕尼林哈的現象。

　　比如“流金淌銀”的郴州，地處南嶺山脈多金屬成礦地帶，礦藏富集，但非法采礦的潮流也隨之形成。非法違法采礦自然造成了極大的安全隱患，郴州市國土資源局提供的公開資料顯示，近年，郴州因采礦發(fā)生的安全事故每年多達數十起。在《中國經濟周刊》的調查中發(fā)現，還有許多“不見經傳”的安全事故被礦主和當地政府私下“解決”。以宜章縣梅田鎮(zhèn)紅星煤礦為例，從2007年1月到5月，該礦及周邊礦口在短短的五個月內便發(fā)生了4起傷亡事故。當地村民向《中國經濟周刊》反映：1月，紅星煤礦的風井“漏底事故”死亡1人；
2月，紅星煤礦的掛靠礦“漏電事故”死亡1人；
5月，紅星煤礦的副井“窒息事故”死亡1人；
同月，紅星煤礦的主井“冒頂事故”導致礦工1死1傷。在這種瘋狂爭奪利益的過程中，非法采礦的業(yè)主開始十分主動地與當地官員進行勾結。同時，以“護礦隊”名義存在的黑惡勢力應時而生。黑惡勢力與黑惡勢力、黑惡勢力與合法礦山因爭奪礦權的械斗事件時有發(fā)生。而黑惡勢力的產生不僅與非法采礦的業(yè)主有關，而且與官商勾結的集團趨勢有關，因為這些黑惡勢力往往有強力有效的“保護傘”。《中國經濟周刊》從郴州市紀委了解到，2003年發(fā)生的“天湖爆炸案”，直至2006年原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案發(fā)后才暴露出來，這段曾經“不了了之”的案件又牽出了郴州市檢察院原常務副檢察長陳瑤云、原副檢察長徐望實等人；
2002-2005年發(fā)生在臨武縣的多起“奪礦案”和“涉礦案”，直至2007年上半年才相續(xù)浮出水面，這些案件又牽出了原臨武縣政法委書記劉愛國、原國土資源局局長歐書義、原公安局副局長鄺獻勇等人，該縣縣長曹立耕于日前也被“雙規(guī)”。非法違法采礦選礦活動猖獗之至，無不觸目驚心，而“礦亂”中關系網盤根錯節(jié)，令采訪對象噤若寒蟬。在郴州采訪時，多名基層干部和知情人不約而同地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湖南郴州礦業(yè)亂象調查：官商黑勢力結成利益鏈條--地方--人民網2007年09月10日08:07）

　　換言之，中國的帕尼林哈現象不僅已經出現，而且以一種十分迅猛的態(tài)勢在繼續(xù)發(fā)展，如不加以控制和打擊，那么，幾年以后，會給中國的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人們是可想而知的。更糟糕的是，這種帕尼林哈的形式不僅在金錢和權勢部門之間出現，在學術界也開始出現了若干令人不安的跡象。首先是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各自形成自己的領域陣地，并且以一些學術權威形成松散的排外性集團，而各種學術官僚化的趨勢，又加劇了這一學術帕尼林哈集團的形成。各個高校在各個教育、國家部委的各種機構中，開始逐步形成既爭奪又勾結的態(tài)勢，共同對一些社會的公共資源進行分贓式分配：比如各種項目、獎項、評審等等。最終，凡是不能進入所謂類似圈子的學者乃至學校，都被剝奪了公平享有國家資源的機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一些學術單位，不加入這樣的小集團的學者甚至連生存也發(fā)生了困難。如此的環(huán)境下，不要說培養(yǎng)大師，恐怕培養(yǎng)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格人才也是一個困難的任務。

　　但使人憂心的不僅是這種學術利益格局的形成對中國的學術發(fā)展不利，而是它還開始蔓延到學術圈子之外，那就是，一些與權力集團密切往來的學術精英，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而普通民眾則被排出在政治決策和利益分配的范圍之外。這些明星學者過分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為自己攫取了過多的經濟利益。換言之，他們以各種顧問津貼的形式從企業(yè)或政府部門拿錢，然后就為企業(yè)或政府的行為辯護。郎咸平教授就此把這種情況描繪為“官學商鐵三角”，這其實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帕尼林哈。由于“官學商鐵三角”的高度封閉性，地方政府的決策往往無視草根階層的利益，全國的主流媒體則根本不傳遞草根階層的聲音，導致草根階層存在強烈的政治挫折感，對政治日益冷漠或者備感憤怒，當前，“官學商鐵三角”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壟斷，已經到了一個完全不可容忍的程度。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惹了眾怒的精英和刊物是存在“失去飯碗”的危險的，這使得精英和媒體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的言論“在政治上正確”，尊重多數人的觀點。強調“政治上正確”，這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基礎。然而，中國精英集團的成員們卻可以在主流媒體上不負責任、不計后果地發(fā)表嚴重激怒民意的觀點，大有引爆民意鍋爐之勢。顯然，他們并未意識到這種公開的、幾乎是炫耀性的宣稱自己是某一專家集團的成員，或是拿著政府津貼的身份而對某種決策進行代言，會造成多么嚴重的社會后果。

　　弗蘭克認為，經濟發(fā)展，既發(fā)展先進與財富，也發(fā)展貧窮與落后。發(fā)展貧窮落后比不發(fā)展更壞。比方說，1950－196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普通老百姓生活剛夠溫飽，倒也安居樂業(yè)。如今城鄉(xiāng)差距拉大、貧富懸殊，醫(yī)院、學校到處“向錢看”，普通老百姓雖然收入多了一點，生活卻比過去差了，這是因為國家的飛速發(fā)展把他們生活中的落后面和困難面放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發(fā)展趨勢是違背我們改革開放本意的。事實上，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宗旨就是追求共同富裕，這樣的思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也有深厚的淵源，所以，與世界其他大國相比，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中國具有獨一無二的優(yōu)勢。然而，改革開放20多年以后，很多人已經淡忘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價值追求。同樣，人們也往往忽略了，目前發(fā)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也在事實上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很多東西，才得以渡過了發(fā)展過程中的難關。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實踐迫使西方發(fā)達國家改變了自己的社會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社會主義的蘇聯，通過計劃經濟的模式，在一定的時期內集中了全民族的資源，產生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而這個奇跡中，對西方沖擊最大的還不是其經濟效益，而在于它完全解決了失業(yè)等西方十分頭痛的問題。失業(yè)問題的解決，使社會主義對西方的工人階級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使發(fā)達國家的工人不斷地希望通過推翻資本主義的體系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盡管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一直有著相當的影響，但真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只是在蘇聯成立后才變得現實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西方的政治機構一方面通過強制鎮(zhèn)壓工人運動，加強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壓制等方式來避免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另一方面，也開始認真準備社會改革，甚至羅斯福和丘吉爾等人，也認為，通過一步步的社會改革，是避免自身社會通過革命進入共產主義體制的唯一方式。1918年，英國內閣副大臣瓊斯向首相勞合·喬治提出一份報告，要求政府把推行社會改革計劃作為醫(yī)治社會和政治動亂的藥方，并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真正憤懣不平的土壤中扎下根是危險的。勞合·喬治對此觀點表示認同，他承認“我不怕革命，我也不怕布爾什維克，但我害怕它引起的反響”。（Duncan Brack and Robert Ingham, ed, dictionary of liberal quotations, political press,1999 uk, p111.）

　　其最終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通過國家直接干預社會的資源分配，為全體國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沖突問題，從而為戰(zhàn)后資本主義長期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然而我們在最近幾十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卻忘記了這一段歷史，忽略了發(fā)展對于普通民眾應有的關注。一位哈佛學者對中國的發(fā)展一向贊許，但卻有一件最令他痛心的事：中國廢除“赤腳醫(yī)生”的社會主義醫(yī)療制度而推行先看錢再看病的、連流行病預防注射都收費的、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體制。他從國內某些醫(yī)院獲得的調查報告表明：醫(yī)院都是國家的，但政府不給經費、只給命令——例如強制它們減少收費，“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醫(yī)院也生財有道，病人不必吃藥的給開藥（多收藥廠的推銷賄賂），不必輸液的給輸液，不必手術的動手術，沒有大病的讓他們通過各種收費昂貴的檢查，醫(yī)療事業(yè)都變成投機取巧的商業(yè)行為，哪兒還有天理良心、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基本醫(yī)德？社會主義原則就更不必提了。我國的相應調查也證明了這一看法是基本屬實的：1978年全國衛(wèi)生總費用中的32％來自政府的預算，但1996年卻下降為17％，以后還一直下跌，直到2004年才回復到17％，其中，除開政府外，企業(yè)和社會單位占27％，其余56％都由個人負責。與發(fā)達國家進行對比，不僅低于歐洲主要的發(fā)達國家政府開支占80％的比例，甚至也低于美國45％的比例。（《南方周末》2007-9-20，第18版）這樣的狀況，顯然違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宗旨。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當然要繼續(xù)加強低保和醫(yī)保等方面的工作，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生活和工作環(huán)境，為構建和諧社會創(chuàng)造條件。但更重要的是，必須通過各種有效的措施，打擊剛剛露頭的帕尼林哈現象，使其不能蔓延開來，否則，我們?yōu)闃嫿ê椭C社會的一切努力都將付之東流。如果對此掉以輕心，勢必給我們的發(fā)展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ǚ謩e刊載于《解放日報》2007-10-13，20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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