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晚年，總有一些難忘的記憶在腦海里時時浮現(xiàn)。如果是屬于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那么，這種記憶本身就是歷史，其價值無容置疑，即使是屬于個人或一個群體的回憶，也有寶貴的社會信息在內(nèi)，決不是毫無意義的。對于像我這樣年近七十的老年小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幾乎人人都有過長達三年之久的饑餓記憶；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長達十多年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又有過心理恐懼的記憶。這些記憶，現(xiàn)在的年輕一代中幾乎無人相信，還以為是在編造匪夷所思的海外奇談；
這使我產(chǎn)生一種比饑餓和心理恐懼的記憶更加難以承受的感覺。于是埋藏在心靈深處本來就不愿說、也不便說的話，似乎受到一種責任的催逼，非說不可了�！耙粋�對以往苦難很快喪失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耙粋�對人性的弱點和人生的無奈不敢正視的人是道德上不會長進的人。”“不管哪個國家、民族，倘忘記歷史上最沉重、最慘痛的一頁，那么，這頁歷史就可能重演�！�

　　1960年9月，我從上海華東師大畢業(yè)，服從組織分配到寧夏大學（原名寧夏師范學院）政史系任教。其時學校初創(chuàng)不久，兩座教學樓孤零零地矗立在賀蘭山下的荒灘上。時屆暫時困難，每人每月糧食供應減至25市斤，副食極差，全憑票證，每人每月定量油4兩，豆腐一斤，帶骨羊肉半斤，蔬菜極少，每人每天估計不足半斤。開頭三個月，大家都用革命意志克服困難，無人叫苦，照樣積極工作。時間一長，許多人漸漸體力不支，沒有力氣多走路，多說話。后來浮腫病日益嚴重，病倒的人多起來了。上面終于發(fā)現(xiàn)情況不對了，提出“勞逸結合”的口號，學生可以不上夜自修。自由市場也逐步開放，許多人不惜“血本”，假日去自由市場高價買點青菜、土豆、雞蛋之類補充營養(yǎng)。副食品店有高價點心供應。但大家工資很低，杯水車薪，無濟于事。那時，談吃成風，一坐下來都在談吃，無非是“過去這里東西多便宜”、“現(xiàn)在哪里供應好”、“哪里東西多”之類，對別的話題已全無興趣。每次上食堂排隊買飯，總是兩眼直愣愣地盯著饅頭的大小、份菜的多少。吃飯時連一粒面包屑、沾在碗上的一點糊糊、一片菜葉都舍不得落下。吃過飯一個小時內(nèi)，心里總是空蕩蕩的，惶惶不安，無法把食欲控制下去。讀書作文，很難集中思維。晚上做夢老是在吃東西，醒來倍感悵惘，還懷疑自己是否革命意志衰退、道德品質(zhì)墮落了。

　　政治思想工作一點也沒有放松。每次小組會上，大家都要談如何對待暫時困難。一致譴責蘇聯(lián)修正主義背信棄義給我們制造災難，同時要我們相信此乃百年未遇天災造成的困難。領導還嚴正地告誡我們：今天的困難算不了什么，比起舊社會貧下中農(nóng)受的苦小多了。那時貧下中農(nóng)連糠菜半年糧也吃不上，不像現(xiàn)在國家每月還供應我們20多斤口糧。于是我們只好負罪自責。自己出身不好，沒有吃過貧下中農(nóng)的苦，覺悟不高，革命性不強，看來只有加緊自我改造才行。但想不通的問題也多：說是天災，但全國各地為何出現(xiàn)一模一樣的情況？說是蘇修撤項目，逼債務，又為什么邊遠地區(qū)、與項目毫不相干之地饑荒更加嚴重呢？可是越想不通，負罪之壓力也越嚴重。有一次，偶然在圖書館看到一本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梅里奇的作品《人是機器》。書里說：人和機器一樣，機器轉動要加油，油就是能源。人是以糧食為能源的，不吃糧食，人也會失去勞動能力的。這一下使我有所頓悟：貧下中農(nóng)和我都是人，人要吃飯才能勞動，這一點肯定是共同規(guī)律。如果貧下中農(nóng)在舊社會比我們現(xiàn)在還挨餓，那他們?nèi)绾螆猿謩趧幽�？如何生產(chǎn)出勞動成果供統(tǒng)治者剝削呢？天災和蘇聯(lián)破壞的說法是否在說謊和別有用心��？我在內(nèi)心深處對官方的話語霸權產(chǎn)生了反感。明知道這種反感情緒可能埋伏著殺身之禍，但思想總是轉不過彎來。一些積極分子會上唱高調(diào)，義憤填膺地罵蘇修，怨天災，暗地里卻跑自由市場，到處尋找食物，比我積極得多，他們是不是偽君子啊？

　　1961年10月，我去四川大學進修。那里的饑天惡地竟比寧夏過無不及，使我對“天府之國”的奢望徹底破產(chǎn)。川大的學生看上去個個面黃肌瘦，面帶菜色。每到周末，可看到學生宿舍墻上貼滿字條，上寫：某號宿舍某某某有毛衣一件或褲子一條，愿與回家同學換取星期天的餐卷。星期日下午，學生返校，發(fā)現(xiàn)有的人凍得全身發(fā)抖，原來身上外衣外褲脫下來，在路攤上換飯吃掉了。

　　我在川大有幸追隨史學名家蒙文通、繆鉞先生讀書，并受到二老親切的關懷指點，內(nèi)心升騰起走學者道路的強烈愿望�？墒且驗轲囸I的威脅，我無法長久地專心讀書編講義。為了整治和對付我心靈中長期受到壓制和虧待的饑餓分子干擾我讀書的反叛和叫囂，我強迫自己每天讀多少書，抄寫多少卡片，如超額完成任務，每天晚餐加一小兩糧，如完不成，每天減一小兩（“小兩”指一市斤合十六兩，現(xiàn)已改為一市斤合十兩）。這樣強制執(zhí)行了一段時間，收到一定效果。到了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川大校園變得冷冷清清，空空蕩蕩，我也就放縱一下自我，帶上半斤糧票，些許零錢，上街漫無目的地閑蕩，主要是在成都的一些小曲巷中東張西望，尋找食物小攤，特別留意低價又少收糧票、數(shù)量較多的食物，如二兩大盤鹽米泥，即米粉糊糊，或十二兩一盆熟番薯。這樣悠悠轉悠二小時，把半斤糧票消耗完了，身上有飽暖舒暢之意，漫步轉回校內(nèi)。當天夜里往往能比較專心地多讀二小時書。可第二天又悔恨無窮，因為我畢竟過多地消費了口糧，預示著更大的饑餓威脅。于是以懺悔的心情命令自己再不許胡思亂想，多做學業(yè)，將功補罪，今后決不再如此放肆，必須改過自新。但往往堅持不了二三個星期，難免復辟回潮，故態(tài)復萌。為了吃飯和讀書，就這樣周而復始地在自我煎熬中度過了半年。

　　又有一次周末，那一周糧食開支控制得非常嚴格，周末還多了幾小兩。早餐稀飯三小兩一大海碗，三兩口遁入肚子，有點飽，仍想吃，再打一碗，吃了還想吃，又來一碗，一連吃四大碗，肚子實際上已經(jīng)盛不下了。準備返回宿舍。忽然眼睛一亮，后面仁兄打來一大碗粘稠度甚高的米粥，差不多可頂兩碗，大約是打到桶底，米粥變稠了。我捧著空碗竟不愿往回走，思想斗爭起來：機會難得，時不再來，返回食堂又買了一碗。這樣，一次早餐竟喝下五大碗稀飯，整整十五小兩�；氐剿奚�，撐得難以動彈。我又開始痛恨自己：一個人那么缺乏克制能力，簡直像餓犬和蠢豬，這樣下去還像人嗎？怕要跌入 地獄、餓鬼畜生道中去了。

　　60年春節(jié)，我在四川成都度過。獨在異鄉(xiāng)，孤苦伶仃自不用說。那時過年非�？蓱z，每人領到一大張?zhí)柶�，上�?—10號共十張票，憑每張?zhí)柶狈謩e可買二兩海帶、三塊腐乳、二兩糖、半斤肉等。當然最寶貴的是四號票，可買半斤豬肉。正月初一，我就用它買了半斤肉，又去自由市場買了一斤油菜，借朋友的鋼精鍋煮成一鍋，飽餐一頓，徜徉在九眼橋、望江公園附近，腦子里便海闊天空地胡思亂想起來，大白天做起“讀書做學者”之類的美夢。豬肉煮青菜的滋味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此后數(shù)天，我下意識地會去肉攤邊走動。突然一個壞主意萌生出來：一號票和七號票有可能涂改成四號票去買豬肉。第一次將一號票改成四號票買了半斤肉，獲得一次意外享受。到我第二次再想作弊，被賣肉的識破了，沒收了我的票，還訓斥了一通。我也只好自認晦氣，悻悻而退，這自然是活該的事。人啊，真是可憐的動物，有時人格居然還抵不上半斤豬肉！

　　62年夏天，我進修期滿，從成都回到老家。這是一次難得的團聚和喜慶。母親張羅著準備點好吃的，請親友共同歡聚一下，花了老本還托人去買了一斤多豬肉，做成紅燒肉等兄嫂回家共享。誰知兄嫂不知何故在杭滯留數(shù)日才姍姍遲歸。天熱肉菜易餿，母親天天將肉放入竹籃吊到井內(nèi)保存，直到兄嫂回家，全家共享了一頓美餐，至今還記憶猶新。

　　人只有經(jīng)過了許多事實的教訓和考驗才能真正明白一些深奧而又簡單的道理。晚清民國時期，中華民族曾造就了一批氣質(zhì)高貴、人格尊嚴、秉性耿直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在毛澤東時代變得靈魂軟伏、思想平庸、人格萎縮。什么緣故？領導人有過這樣的話語：“餓飯三天，改造知識分子便沒有不成功的�！保ù笠馊绱耍┕芾砗徒y(tǒng)治幾億農(nóng)民的無上良策，無非也是嚴格控制他們的口糧。反也造不起來！原來真的如此。

　　大約到了1963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三年的饑荒漸漸結束，食物相對充分了一點，至少肚子漸漸可以塞飽，知識分子不再為每天饑腸轆轆而痛苦不堪。但緊接著另一種更可怕的威脅已在悄悄降臨，這就是政治恐懼�？墒俏议_始還絲毫沒有覺察，當有所覺察時，恐懼之網(wǎng)已編織纏身，再也無法擺脫了。

　　說來話長，60年9月，我初到銀川寧夏大學，置身西北荒原，學校四周平沙莽莽，碎石遍地，與江南山青水秀的風光大異其趣，心情難免荒涼沉重。偶然在宋人筆記小說羅大經(jīng)的《鶴林玉露》一書中，看到描述南方隱士生活的一段美文，有“余家深山之中，門無剝啄，落花滿地，苔癬盈階……拾松枝，汲清泉，煮茗自啜……漫步芳徑而歸，牛背橫笛，月映前溪…… ”之類的描寫，頗為欣賞，隨手抄下壓在書桌玻璃板下。一日，歷史系領導兼校長秘書L來看我，見到這張卡片，后來他對我有了議論，說“CBG這人思想感情不健康，有封建士大夫情調(diào)。”可我并不知道。只覺得系領導為人頗有城府，面笑肚不笑，深沉莫測。那時，學校正在開展反壞人壞事的政治運動，大字報貼滿拐角樓墻壁。有一位姓陸的食堂管理員被揪出來批斗，讓他站在條凳上低頭坦白交代，群眾在下面舉拳高呼口號，氣氛相當緊張。這種場面使我感到突然異樣。過不幾天，一個姓張的體育教師被戴上手銬帶走，說是反革命，沒過幾天，傳來消息說被槍斃了，學校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心里也有些害怕。寧大這樣一所高等學校竟暗藏不少壞人反革命，情況如此復雜，環(huán)境有些險惡�。≡瓉磉@位姓張的體育教師從北京回民學院調(diào)來。回民學院院長是回族領袖人物之一馬玉槐。馬調(diào)至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任書記，就將回民學院部分老教師一起帶來支寧。這些老教師多少有點歷史問題。姓張的體育教師與中文系姓褚的教師是一起來的，二人過從甚密，困難期間，難免有些牢騷話，流露出對黨和政府不滿的情緒。據(jù)說褚老師向組織反映過張的問題，張得知后火冒三丈，找褚對質(zhì)，揚言要殺他。某夜張闖入褚的臥室，真的動過手。就這樣張便作為反革命殺人犯很快被捕被殺了。當時和我住一間房的老教師姓G，也是回民學院來的，張褚事發(fā)，他難免不安。我雖和G 同居一室，但對他的情況全然不知。組織上也從未和我說過他的歷史。只曉得他解放前在東北長白師院任副教授，通日文，調(diào)寧大后教世界古代史，說話做事十分謹慎。我們相處數(shù)月，關系和諧。我一直有尊重老人的習慣，他也十分器重我的業(yè)務能力，這樣，平時比較融洽友好。張案出來后，我隱隱約約聽到組織上有人在背后議論我，說：“CBG是共青團員，讓他住進G的房間，是讓他充當黨的耳目，考驗他對黨是否忠誠，可他從未向黨反應半點G的情況和問題，反而相處得很好，可見此人政治上缺乏敏感，思想覺悟低。”這真是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心里頓覺非常委屈和煩悶，看起來，環(huán)境真是險惡啊！原來組織上用這種方法來考驗我，讓我充當暗探特務，而又不讓我知道真相。我怎么扮演得了這種角色呢？好在暫時困難形勢日益嚴峻，中央提出“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階級斗爭的弦不是緊上去，而是松下來，不久事態(tài)也就平息下去了。

　　1961年1月，是我到寧大工作的第一個學期的期末，放假前，全校召開工作會議，校長作期末總結報告，全校教職工參加，總共也不到百來人。校長姓劉，資格很老，是1924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入黨的老黨員，由西北民族學院調(diào)來。他先就總務部門發(fā)糕點票的事發(fā)了一通奇妙的論調(diào)。給每人每月發(fā)半斤糕點票，是黨對大家的關心照顧，因為寧大在荒灘，買糕點要到老城區(qū)，不方便，托人買糕點被偷吃的事時有發(fā)生，鬧得不團結。老校長說：“為人謀要忠，與朋友交要信，偷吃點心的人不對，已被偷吃也不必計較，他多吃一口，無非你少吃一口，最后到胃腸，化糞便拉出來，大家都一樣�！迸_下聽了忍俊不禁，這居然是一位大學校長的高論。校長話題一轉，說歷史系有的青年教師，教學觀點有問題，“把皇帝說成偉大人物”，“把資本家和工人說成兄弟一樣相依為命”，還對糧食定量低標準有看法，借題發(fā)揮，公然說“糧食低標準，對學生學業(yè)要求也可低標準”，等等。大家聽了有點吃驚，這青年教師是誰�。课乙彩且活^霧水，惘然無知，心里有點忐忑不安。在全校大會上說事點名情形非同小可，歷史系青年教師，會不會和我有關？當晚失眠，轉輾反側，思前想后，突然心驚肉跳起來，不錯，說的肯定就是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終于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件件聯(lián)想了起來。一次，校長秘書兼系領導L聽我上明清史，內(nèi)容是評價朱元璋明初治國方略，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在《簡明中國通史》中的一句話：“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采取與民休息政策，很快發(fā)展明初生產(chǎn)力，是一位比較偉大的皇帝。”又有一次，講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區(qū)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高校所用所有明史講義幾乎千篇一律都引用《蘇州府志》中一條資料：“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說明雇傭關系、勞動力市場已出現(xiàn)，當時是進步現(xiàn)象。又記得貫徹勞逸結合方針后，大大減輕學生課業(yè)負擔，一次L問我：“寧夏學生與上海學生比，程度如何？”我說：“基礎不一樣，當然會有點差距，但寧大歷史系學生一般很認真努力，一下要求也不能太高�！笨隙ㄊ荓把這幾件事經(jīng)過他的篩選加工，上綱上線，一一向校長作了匯報，我也因此成了寧大教師隊伍中有觀點問題的反面典型了。想到這里，泰山壓頂，寒氣逼人，心理恐懼起來。這不是有點故意陷害我的企圖嗎？我最反對背后打小報告整人，別人卻在打我的小報告，而且這打報告者竟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可危險了！

　　從此，積極分子們開始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似乎成了問題人物。緊接著，在一次黨支部會上傳出警告我的聲音：“CBG 這個人是怎么搞的？總是和右派分子接近，有情有義，劃不清界限，這到底是什么問題啊！”這位支委的話倒基本屬實。我因為比較愛好閱讀，空閑時間常躲在歷史、中文兩系資料室隨意翻翻，以擴大知識面，了解學術信息。在這兩個資料室任資料員的是三位右派分子，即歷史系的李范文、湯宜莊，中文系的鮑晶。事實上，他們的學問、人品是特別優(yōu)秀的，只因為“右”的帽子，就剝奪了上講臺的權利而已。我對他們表示同情，能平等對待他們，業(yè)務上又有較多共同語言，所以比較談得來。這下子對我又構成了罪與禍：與黨組織和積極分子有距離、不親近，對右派卻有感情，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不是很明顯嗎？歷史證明，這三位“右派”都是對國家真正有大貢獻的人才：李范文是“西夏學權威專家”，寧夏社科院前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北大、清華、復旦教授，可說是寧夏學術界領軍人物；
湯宜莊是國情研究專家，離休老干部，蘇州大學教授；
鮑晶由研究經(jīng)濟轉入研究文學，研究紅樓夢很有成果。我不能改變自我，也無法改變直覺。我只能我行我素，對組織、同志和積極分子中的一些人敬而遠之，內(nèi)心反感，對右派照樣平等友好相待。大約62年春天，有一次開共青團支部會議，過民主生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L是黨員領導，也來參加。我終于大膽把憋在心里的話全說了。我對著L說：“我的教學水平低，講課有問題，應該批評，幫助，教育。但一要光明正大，與人為善，二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劉校長在全校大會上點名批評歷史系某青年教師的問題，我冥思苦想很久，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說我，使我一直惶惶不安。我敢肯定，情況一定是Ｌ同志搜集匯報上去的。我真想不通，作為一位黨員和系領導，對一個普通年輕教師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不可當面對我指出，或在教研活動小組會上公開批評？為什么要背后捅到學校最高領導那里去匯報？更可怕的是，匯報內(nèi)容為什么要歪曲丑化本人思想和講課內(nèi)容，上綱上線？這樣做，動機居心何在？有同志批評議論我不夠靠攏組織，這一點我是存在的，但真正擁護黨的領導，我以為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是從根本上靠攏組織，這和與黨員同志個人關系疏與密是兩回事。黨員，團員，群眾，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有什么話、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在會上交流坦言，我最不贊成背后匯報。親近個別領導和黨員不一定就是靠攏組織。對Ｌ同志背后匯報、造成大會點名、使我壓力重重，我有意見。也希望Ｌ同志作自我批評�！保搪犃宋业陌l(fā)言，沉默良久，臉色很不好看。最后他以領導身份作總結時說：“我總覺得CBG同志對黨缺乏感情！”這幾乎是結論，五雷轟頂，這下子我闖下了大禍。

　　心里很苦惱，又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我曾力圖改變自己，努力去接近積極分子，努力靠攏組織，在他們面前表現(xiàn)恭順和忠心，甚至送些東西去孝敬。只要組織同志對你有了好感，估計問題立即可以解決�？删褪沁@一點，對我來說，做起來非常困難。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要換一副心腸、改一種方法去做人，是最最難為之事，而且也做不像。強迫自己做一個自己不愿意做的那種人，痛苦似乎一點也不會減少。我就盡量少說話，少交往，多讀點書，惹不起總躲得起吧。

　　1963年，暫時困難有了轉機，中央八字方針也不提了，代之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氣候明顯有大變化。如果說以階級斗爭為綱之前，躲避著做人還有一定可能性，那么，階級斗爭風浪越來越猛烈，躲避就成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事了。

　　1963年1月，我曾經(jīng)報考中國科學院隋唐史專家賀昌群教授招考的研究生。那次招研究生，是在八字方針指導下為貫徹廣州會議精神定下來的。由導師命題，公開報考，擇優(yōu)錄取。全國共招隋唐史三名：中科院、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各一名。我是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當作一次學習機會去考的�？记昂芸炭嗟販蕚淞巳齻�月左右，生活還很苦，我模仿古賢范仲淹年輕時的苦學精神，每天煮一鍋米粥，劃成四塊，餓了吃一塊，每天堅持讀書十二小時�？荚囘�順利，答題也發(fā)揮得比較滿意。發(fā)榜前曾給賀先生去信，他回信說已錄取，叫我先別張揚，等待正式通知。果然，63年7月正式通知下來了，我當然很高興，朋友們也向我祝賀�？墒钦�治運動已經(jīng)來臨，叫五反運動，也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nèi)容是“反貪污盜竊、違法亂紀、鋪張浪費、投機倒把、官僚主義”。本來， 五反內(nèi)容與我這樣的普通教師無關。但校領導和系黨支部把它變成整治教師的思想，要求大家檢查自己暫時困難期間的思想意識和教學觀點。政史系有八位教師重點批判，排在四類，我也在其中；
又因報考研究生之事，還成為八個重點中之重點。

　　我和政史系極左分子LGY關系很僵。LGY是北師大來的，出身城市貧民，黨員，許多人瞧不起他，但也怕他。他不讀書，不備課，工作可說是在拆爛污，地圖上辨不清長江黃河哪個在南哪個在北，什么叫“綏靖”也不懂。平時愛睡懶覺，愛占小便宜，借錢借物常不歸還�？墒撬�斗爭覺悟和批判精神極強，每次運動都是充當打先鋒的積極分子，總是在發(fā)言時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對黨無限熱愛和忠誠，別人都比不上他。運動中他永遠是一類，就有了政治資本，運動過后，工作上生活上任何不良表現(xiàn)都成了小事情。他在我面前總是表現(xiàn)得盛氣凌人，橫行霸道。我非常看不慣他，有時難免頂嘴。記得有一次自治區(qū)宣傳部長來校作報告，把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貶得一錢不值，說《詩經(jīng)》毫無價值，比不上大躍進民歌，《詩經(jīng)》開篇寫男女之愛，內(nèi)容黃色，語言低級，如此云云，令人大惑不解。LGY對宣傳部長報告大肆吹捧，說馬列主義水平很高，對我們學習民族歷史文化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LGY 根本是不讀書的人，他的吹捧完全是拍馬屁，撈政治資本。我心直口快，對他說：“LGY同志水平高，一下子掌握了領導報告的精神，我們水平太低，理解不了，今后向LGY多學習�！盠GY聽出話里有話，居然對我翻了臉，破口大罵：“CBG，你小子竟敢諷刺人，你看你是什么東西！”這樣鬧得不歡而散，他從此對我懷恨在心。

　　五反運動中，黨支部領導在商議是否批準我去讀研究生，LGY就向領導獻計，對我大肆攻擊，說：“CBG有反動思想，要設法把他勾引出來，絕不能讓他去讀研究生。”黨支部言聽計從，一場陰謀暗算開始了。先是讓二位支委找我談話，表面上表揚鼓勵我，然后嚴正地要求我在五反運動中主動洗手洗澡，清理思想，把一切想法毫無保留地向組織交代清楚，爭取同志們幫助，好輕裝上陣，成為國家真正有用之才。我是一個非常單純幼稚的書呆子式人物，當時還感激涕零，決心不折不扣按組織要求去做。他們還布置和我同宿舍的劉老師偷看我的日記，查找一下有多少反動思想隱藏在心里，我根本毫不提防。在五反運動學習小組會上，我就紅與專、三面紅旗、中蘇論戰(zhàn)、社會主義制度、無產(chǎn)階級專政等問題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盤托出，虛心求教。這些問題，今天看來不過是普通常識，早成共識，根本不算什么問題，誰知會后他們把我的交心發(fā)言整理成一份單行材料，只摘交代問題中掐頭去尾的個別詞句，抹去自我批評的話，又加上“否定三面紅旗”、“反對批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之類的標題，上報自治區(qū)黨委。這樣，我就成了寧夏大學五反運動中挖出來的有反動思想的教師代表，研究生的資格當然被取消了。五反運動后，對我下的結論是：（按小組鑒定的結論）“該同志對黨的三面紅旗及國內(nèi)外階級斗爭問題曾有過嚴重錯誤認識。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能自覺檢查問題，對問題有所認識，但仍有反復。同組織關系不夠密切，主動依靠組織幫助不夠。工作上有一定業(yè)務能力，也有鉆勁，教學效果較好，能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參加體力勞動。希今后進一步加強階級立場改造，積極學習毛主席著作，爭取又紅又專�！北靖灞容^客觀一點，估計是Z君所寫。后來支部重新研究，又寫成第二稿：“對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有嚴重的錯誤認識，立場基本上是資產(chǎn)階級的，未得到改造。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經(jīng)分析幫助后，仍未徹底解決問題，與組織關系是疏遠的，有距離，不能主動積極接受組織幫助。

群眾關系一般，工作一般�？傊�，政治上落后，并有一定反動思想。”這一稿就是上報區(qū)黨委和寄往中科院的定稿，由政史系支部的三位先生定稿。

　　五反運動后，我的處境就一落千丈，岌岌乎可危了。每次運動政治排隊當然屬于四類，四類就是運動中的批判對象。還內(nèi)定為“右派”，成為內(nèi)控專政對象，連假日外出都有人監(jiān)控匯報。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后，檔案漸漸公開之后才知道的。

　　1963年8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上講臺了，降為總務部門工勤人員使用，有時跟著工人去賀蘭山采集花木布置校園，有時下放食堂幫助挑水洗菜。這樣，我只好把讀書求學之類完全拋在腦后，忍聽忍話做事，低著頭走路，夾著尾巴做人，在寧大成為矮人三分的異類。不過我的內(nèi)心并未喪失自尊，我就不相信人間真的會沒有正義、良知，我就不相信一位純潔無瑕的老實人命運會永遠處在悲劇之中。

　　1963年春，我下放到寧大附中教務處任職員，主要任務是刻鋼板、排課表、領學生勞動、協(xié)助管理圖書等。附中教師好多畢業(yè)于寧大，應該是我學生一輩，但他們都知道我是問題中人物，也視我為異類，日子很難過。不久，文革風暴來了，我的遭遇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初期，工作組進駐學校，從批“三家村”開始。我被當作牛鬼蛇神抓出來，完全是一件偶然而可笑的事。那時天天開會，歌頌毛主席四個偉大，背老三篇和語錄，有一次輪到我發(fā)言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的最高峰，是當代全世界勞動人民求解放的《圣經(jīng)》�！痹捯粑戳耍�一位女將站起來大聲駁斥說：“反革命分子CBG在肆無忌憚地攻擊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比作宗教圣經(jīng)，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分辯了一句：“恩格斯也曾把資本論比喻為無產(chǎn)階級的圣經(jīng)”，卻遭到了更大的圍攻。我意識到大禍又臨頭了。果不其然，寧大附中黨支部不久即指使若干運動中積極分子到寧大抄錄我的五反運動檔案材料以及我的交心材料，在全校最醒目的地方張貼公布。題目是：“看，CBG的反動靈魂!”分五個部分：一、攻擊黨的領導，二、攻擊三面紅旗，三、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四、攻擊馬列主義，五、修正主義觀點。大字報最后號召：“從以上揭發(fā)的這些材料看，CBG是個十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他對黨、對人民有刻骨仇恨。長期以來，一貫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黨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斗爭，攻擊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三大法寶——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他站在反動立場上對革命事業(yè)無所不攻擊，散布了大量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分子。革命的師生們，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反動透頂?shù)募一锞咀〔环�，徹底批判，徹底打倒！”（具名者共八人。時間為：1966年6月30日）

　　這是全校文革初大字報中，分量最重、批判鋒芒最強、具名人物最有分量的大字報，一時間，校內(nèi)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都集中在我身上，一點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以胡編亂造說我從小崇拜胡風，是個胡風分子，父親是大地主，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任商會會長，有民憤等等。運動最后定性八人為牛鬼蛇神，我當然在內(nèi)。由這些人組成勞改隊接受監(jiān)督勞動。紅衛(wèi)兵運動起來了，全國籠罩在一片赤色恐怖中。銀川城里不時傳來抄家、掛牌、游斗、自殺之類的消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也被集中看管居住，房門要終日打開，以備紅衛(wèi)兵隨時破門而入抄家檢查。這時，我很擔心我的書信日記，萬一抄家發(fā)現(xiàn)其中一兩句“反動話”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豈非生命危險？于是提心吊膽地白天打好開水，深夜將書信日記撕碎浸泡在開水中，偷偷倒入廁所。處理了一個星期。幸好未被發(fā)覺。躲過了一關，稍稍安定下來。十年日記和幾百封信都毀了，其中有不少珍貴物件，四川大學蒙文通先生對我讀書筆記的批閱，繆鉞先生的題詞，賀昌群先生的回信，這些實在太可惜了。然而在那個時候，誰還能顧及這些東西呢？

　　勞改四個月，在紅衛(wèi)兵棍棒威脅下早出晚歸，和泥做土坯，每天每人定量，完不成不能吃飯。勞改隊打成牛鬼蛇神的人都是些文質(zhì)彬彬的老病殘兵（二位是原校領導，——書記兼校長和教導主任，兩個老右派，兩個女教師，還有一位男老師）。我屬于比較年輕又能干活的，故充當勞改隊長。因為干的活重，體力支出多，兩個月下來，大家都面黃肌瘦。干活完不成定額，延遲歸來吃晚飯，食堂已關門，把飯放在食堂門口，早已冷卻，還會拌上風沙，難以下咽之事也時有發(fā)生。一日中午，紅衛(wèi)兵放松看管，我們偷偷去學校對面新市場買了點食品回來，這時，紅衛(wèi)兵突然闖入，我因突受驚嚇，昏厥過去�？傊�，幾個月下來，生命已被折磨得快到了盡頭。我從未用鏡子照見自己形象。后來有好心人告訴我，那時大家擔心你會被折磨致死，因為臉色非常難看，黃中帶黑，頭發(fā)蓬亂，像一堆干枯的松毛。不過我從未有過死的想法。已作最壞打算，大不了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回家。索性去做一個自食其力的農(nóng)民，生活到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中間去�！皬氐孜ㄎ镏髁x”也就無所畏懼了。至于痛苦和恐懼，倒反而因麻木而消失了。每天休息下來抽一支煙，成了莫大享受。腦子里空空蕩蕩，什么也不想了。

　　好了，文革的遭遇不必再饒舌下去，人們已經(jīng)說得很多很多，成千上萬折磨致死的人，他們的遭遇遠比我慘酷百倍。我不過一個小小個案，并不具有典型意義。我相信，一切都會過去，一切又都不會過去。這一場由最高領袖親自發(fā)動、全民族卷入的狂亂瘋迷狀態(tài)所造成的浩劫和惡業(yè)，會永遠留在民族的記憶中。今天社會種種現(xiàn)象，也無不打上那個時候留下的印記！

　　不久，紅衛(wèi)兵殺出學校，走向社會，接著是武斗，鬧派性，大串聯(lián)，對我們的監(jiān)督折磨漸漸放松了。直到67年夏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名義上給我們平了反，恢復了人身自由；
但是，受歧視的身份是難以改變的，心里的傷痛也永遠難以平復。這種情況一直要到四人幫粉碎，撥亂反正，才算改變。我又莫名其妙地受到了重用。想起來真是一場噩夢！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讀書人，只因為家庭出身、文化承傳和五四精神的影響，年輕時已接受了一種道德觀和價值觀，崇尚自由，追求平等、獨立，主張人道寬容、人格尊敬，實際上具有自由小知識分子的本性。以共產(chǎn)黨的政治要求看，確是屬于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所以挨過整，經(jīng)歷許多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留下許多恐懼的回憶，也是必然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這就密切關聯(lián)著今后我們的路應該怎么走？如果一個社會要把以往的傳統(tǒng)價值觀完全拋棄，用一種完全違背人性、“崇高”得無以倫比的道德理想標準去限制人，教化人，不允許自由追求和獨立思索，這個社會能進入現(xiàn)代文明行列嗎？這個民族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有光明前途嗎？一想到這些問題，心里依然不寒而栗。

　　暫時困難時期幾千萬餓斃的冤魂，文革期間數(shù)以百萬計屈死的冤魂，他們的呼叫聲已被高漲的商品糧潮淹沒得無聲無息了。許多地下思想家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chǎn)也已被積壓在地層深處，很少人去留意。巴金老人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已被主流社會所排拒。至今，甚囂塵上的聲音依然是“唱響主旋律”、“一個核心”、“建立權威”、“團結在以某某某為中心的周圍”之類的口號。遺忘歷史，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今天的社會貪污成風，精神貧困，誠信失落，道德滑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難道是一個必然合理的發(fā)展現(xiàn)象嗎？不怕困難，怕的是遺忘，怕的是不能正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筆者出于這樣一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寫下自己生命中難忘的記憶，算是盡一分卑微綿薄的責任，也給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份存照。豈有他哉！

　　2006年12月31日草畢，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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