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的神話破滅了。有記者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早在三年前這個“共產(chǎn)主義”樣板村便已經(jīng)悄悄私有化，而且目前負債十幾億元，瀕臨破產(chǎn)。然而，對于已經(jīng)發(fā)生的這一切，許多村民卻一無所知。

　　據(jù)稱，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團以“維護管理層的穩(wěn)定”為由悄悄改行股份制，并宣布對王宏斌等13位村干部的“股權激勵計劃”。自稱每月仍拿著250元工資的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因此獲得9%的股權，“共產(chǎn)主義引路人”從此華麗轉(zhuǎn)身，變成了“紅色資本家”。

　　不得不說，南街村的走紅更像是一場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的試驗。事實上，對于許多人來說，南街神話的破產(chǎn)早在意料之中。改革開放三十年，盡管這片土地仍在生長理想主義，但是在這個更相信常識的世界里已經(jīng)不再恭維任何“神話”。

　　表面上，南街村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平等的世界。每日清晨，村民們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齊齊走進工廠，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齊齊走出工廠；
他們強調(diào)著自己的集體主義，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資，領導與職工同工同酬。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個擁有財政(銀行)、武裝力量(武裝部、民兵營、派出所)、司法機關(法庭)、“法律”(“村規(guī)民約”)、工業(yè)部門、農(nóng)業(yè)部門等設置的“小國家”在南街村現(xiàn)出雛形。南街村人自稱其為“毛主席共和國”，而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稱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

　　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因為參透政治與人性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寓言。在這個從希望轉(zhuǎn)向憂傷的故事里，動物莊園的新主人們曾經(jīng)為自己建立了“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激動不已，不幸的是，不受約束的掌權者很快成為動物莊園里的新特權階級，上述原則因此不得不讓位于“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更加平等�！倍�這些轉(zhuǎn)變在南街村中都依稀可見。

　　多年以來，“班長”王宏斌一直兼著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及臨潁縣委副書記三個職務。顯然，在這個“共和國”里，王宏斌有著獨一無二的權威。關于這一點，荒誕的“永動機”項目能在南街村上馬已是明證。

　　政治不平等無疑是諸多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明眼人都知道，“紅色億元村”里所謂的“平等”從一開始便已經(jīng)風雨飄搖。否則，2003年5月當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臟病突發(fā)身亡時，人們怎會在清理其遺物時在他的辦公室保險柜里發(fā)現(xiàn)2000萬現(xiàn)金及多本戶主為王金忠的房產(chǎn)證？一直宣稱月薪250元的領導者怎么有那么多錢和房產(chǎn)？同樣，當南街村以外的某些中國官員因為“二奶起義”忙得焦頭爛額時，在王金忠追悼會當天同樣有幾個抱著小孩的王的“二奶”、“三奶”來到現(xiàn)場，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chǎn)提出要求。

　　所謂“沒有財產(chǎn)就沒有公正”，分立的財產(chǎn)制度更被視為“文明的開始”。顯然，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成果即在于承認了“私民”社會。與此背道而馳的是，南街村共同富裕的標志卻是要消滅任何私人存款，用王宏斌的話說是讓村里人“富得一分錢存款都沒有”。目空一切的集體主義背后，是村民從物質(zhì)到精神都不得不仰仗集體及其領導者的鼻息，陷入權利意義上的雙重貧困。

　　當說，今日世界并不崇尚“人吃人”，但是這并不排除一些人將另一些人“虛擬化”再吃掉。比如通過各種文化、理想等虛擬價值將原本有肉有欲的人馴化成“機器人”，然后完成對“機器人”的操縱與盤剝。南街村最是意味深長的口號莫過于——“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chuàng)造，是最后屬于傻子的�！闭�是這種洗腦式管理使村民一方面心甘情愿地成為領導者個人理想及其他隱秘力量共謀的試驗品；
另一方面又在機器人般的奉獻與集體歸屬中被遮蔽了權利，以至于“老大哥”、“老二哥”、“老三哥”們變成“紅色資本家”時竟被蒙在鼓里。

　　南街神話或許只是最后的“動物莊園”。半個多世紀以前，喬治•奧威爾預言了“動物莊園”的荒誕，中國改革近三十年后，王宏斌們則用用南街村的“政治行為藝術”驗證了“動物莊園”的破滅。記得奧威爾曾經(jīng)說過，那些奉獻鮮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領袖，總是比那些奉獻安全和愉悅的領袖從他們的追隨者那里獲得更多的東西。透過南街神話的破滅，我們同樣可以說：那些自稱愿意為追隨者奉獻一切的領袖，在追隨者那里所拿走的將遠比他奉獻的多。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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