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中，“朝朝團坐學時事，目注心營考問頻”，吳宓不得不開始習慣新的霸權(quán)政治話語，盡管他感到既陌生、無趣甚至恐懼，“每日至夕晚則體倦而神昏……每晚輒自覺如飲酒微醉或瘋狂者之初發(fā)輕疾�！�

　　《續(xù)編》中第一次出現(xiàn)關(guān)于學習會的記錄，是在1951年1月2日。內(nèi)容很簡短：“赴第一小組學習會，心甚不快。勉強發(fā)言一次，以雅典、斯巴達之戰(zhàn)為比，證美之必敗云云。循例隨眾，不得不言，既違良心，又不合時宜，殊自愧自恨也。”

　　不合時宜，自愧自恨。概括了他的感受。

　　怎么辦？吳宓試圖從“國粹”中尋找力量。從自己服庸的清儒孫奇逢那里，吳宓摘來七條“語錄”，與“馬列真經(jīng)”對照著讀，以調(diào)養(yǎng)成自己心氣。七條語錄的內(nèi)容分別是：學則樂（君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患難，皆學也。故無入而不自得焉）；
知仁勇皆從敬出；
凡事惟適中可久；
七情惟怒難制惟欲最深；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jié)所傷必多）；
老來益當奮志（志為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老）。

　　可是，在實際政治生活和是非面前，儒家這種修養(yǎng)功夫未免流為明哲保身。作為一個有科學精神、有良知和獨立見解的人，對于許多事，他又常常違背“圣人”之教， “不能忍耐，情氣騷動，言行舛錯”。比如，1951年4月25日，吳宓以身體不支為辭申請不加入學校入市區(qū)宣傳事誼，但實在不能忍受“諸少年之輕薄倨傲，擅作威�！�，當即對各種宣傳辦事方法作評論，稱其“不行分工，不用專才，而使一切人遍作各種事，勞忙已極而效果未睹，可謂不經(jīng)濟之甚�！睍�后，吳宓頗為自己太真率動感情而自責，以為“說出心中之善言正理，殊違背‘隨眾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禍’之旨矣�！�

　　不能說真心話，痛苦；
違背良心說假話，還是痛苦。吳宓無奈地給自己設(shè)定新的策略：盡量不參加或少參加各種會議，即使參加也盡量少說話，最好不說話，默不作聲。非發(fā)言不可，也只好依樣葫蘆，隨眾敷衍，以為應(yīng)世悅?cè)�、避禍全生之具而已�?/p>

　　“隨眾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禍”，這正是晚年吳宓遭到后人病詬的地方。

　　但是，《續(xù)編》的大量材料證明，吳宓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取這種犬儒主義。相反，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他寧可堅持士人的節(jié)氣和學者的精神，哪怕為此賈禍犧牲。試舉幾例。

　　1951年6月28日，學校里有人求他為《大公報》撰文慶祝共產(chǎn)黨30周年，吳宓堅決拒絕，并表示“若至萬不得已時，被逼，寧甘一死耳……若有命必以身薦寢，則玉碎珠沉之期至矣�！�

　　8月13日，一位領(lǐng)導責望吳宓思想跟上進步，宓“恒用推宕之法以守沉默”。

　　11月19日，上面有人命他寫信祝毛主席壽，“未及寫”。

　　問題是，這種以推宕守沉默之法，比起孫奇逢的語錄來，又能維持多久？吳宓很清楚，“今后斷難長期如此”。

　　時勢不可擋。吳宓不由得懷念起剛到重慶時還能讀書作詩的日子。僅僅過了兩年，歷經(jīng)各種驚心動魄的運動與學習會，加上土改中各地親戚朋友破產(chǎn)殞命帶給他的悲傷，吳宓深感“死之日近矣，于是悲郁不勝�！�

　　1951年1月21日，吳宓作《名教授一首》，表達了他的心情：

　　卅年教授有微名，解放潮來盡倒傾。急卷詩書隨吶喊，初工色笑巧逢迎。課程精簡難新樣，薪給評低恥舊榮。留美昔吾尤恨美，學生今汝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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