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得梁寒操先生墨寶有感」在「開放」雜誌發(fā)表后，引起其他刊物編輯的興趣。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中略略提到的家族歷史人物，除父親的姨丈梁寒操先生(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外，還提到了我祖父容伯挺和父親的另一個姨丈徐志道先生(國民黨的保密局局長)。不過我總覺得他們都不是什麼重要人物，故去多年，對現今社會已無影響和意義；
況且他們都是隔代人物，我對他們所有的認識都僅僅來自父母在生時的片言隻語，以及書籍網絡歷史資料�，F在憶述他們，無非是向讀者介紹一些中國近代史，更重要的是，從他們一生的經歷看到中國近代革命史中的暴力和血腥，或許還有一點現實意義和教訓。

　　小時候因為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父母親對所謂「有問題」的親戚朋友都絕口不提，以免惹禍上身，包括早已逝去的祖父容伯挺。我只記得，大約是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天，伯父一家和我們一家大大小小十幾二十人一起到酒樓吃飯，伯父和父親都顯得十分高興，父親告訴我說是因為在報紙上看到殺父仇人吳鐵城在臺灣去世，所以我們一起出來慶祝。其后許多年來，隱約聽說祖父早年到日本留學，加入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回國后當過廣東省議會的代議長，并且辦了一份報紙。后來由於軍閥混戰(zhàn)，陳烱明背叛孫中山，祖父不及走避，被吳鐵城抓去槍斃(我后來查到的資料卻說吳鐵城藉口我祖父反對孫中山)，吳鐵城當時是廣州公安局長，后來在國民黨里當了大官，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和上海特別市市長，最后逃到臺灣。祖父死時才衹有三十七歲，而父親當時只有八歲、伯父十一歲。

　　對祖父知道得更多一些，是在幾十年以后，父母都不在了，2003年８月，在紐約唐人街的一間華人書店里看見一本新出版的書，書名是「近代的廣東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作者是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是「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文庫」叢書之一。我無意中翻閱這本書，卻赫然發(fā)現書中多處提到我的祖父容伯挺。其后因要寫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根據該書中提到的索引，在圖書館、博物館和網站上才查到了很多祖父容伯挺的資料。祖父去世八十年以后，我在遠離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從一個日本人的著作里才有機會認識連我父親都不知道的祖父的歷史，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

中國人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從中國人自己的著作里認識中國的歷史，反而要在別人的國家從外國人的著作里認識中國歷史，這不但是我一個人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解放」后，毛澤東唯我獨尊，割斷歷史，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被指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同日而語。辛亥革命的參加者和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后來又大多站在國民黨的一邊，在國民黨里當了官，最后跟蔣介石去了臺灣，成了共產黨的敵人。因而，共產黨雖然沒有徹底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對它的肯定也衹剩下了一個空殼子；
除非為了統(tǒng)戰(zhàn)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這個發(fā)生在上世紀初推翻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的偉大革命，本應在中國歷史上佔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發(fā)生短短三十多年后，在大陸就已經早早地被塵封了。在世界歷史上，這種現象可說是絕無僅有，一個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然而，時代畢竟在變化著，社會在進步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文革后又重新開展了辛亥革命的研究。或許是沾了李大釗、楊匏安(1896-1931，廣東香山人，留日學生，與李同為中共早期馬克思主義宣傳者)的光，近年來不斷看到提及我祖父容伯挺和他的「廣東中華新報」的研究資料，不少是在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出版以后才發(fā)現，已來不及寫入該書中。學者們提供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細節(jié)，讓我們得以客觀全面地了解這場民族民主革命。其中青年學者李堅、廣東警官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史學博士沉曉敏先生著作尤豐，為廣東辛亥革命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

　　綜合各方資料：祖父容伯挺(1886-1923)，廣東新會人，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1912年回國，擔任同盟會廣東分會會計員兼書記員，胡漢民副手。1913年1月26日，同盟會廣東分會易名國民黨廣東支部大會在廣州東堤廣舞臺開幕，到會者近萬人，由容伯挺主持，宣布易名理由，胡漢民發(fā)表演說。同時，各省議會成立，容伯挺當選廣東省議會議員，代理議長。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后，各省議會要求參與總統(tǒng)選舉， 廣東省議會向各省發(fā)出建議成立省議會聯(lián)合會 通電，每省派兩名代表齊集天津開會。4月27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省議會聯(lián)合會 」，發(fā)表宣言「以聯(lián)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國會后盾�！乖诒本┰�世凱眼皮下通電反袁，立即受到天津當局馮國璋的迫害，逮捕「聯(lián)合會緊要人物容伯挺」。國民黨機關報「民誼」立即撰文抨擊袁世凱，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極力營救，才得以獲釋，遷至上海繼續(xù)開會。5月16日，會議推舉河北王建中、廣東容伯挺為正副會長，再次發(fā)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國政府，不承認袁世凱違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等在東京發(fā)起組織反袁祕密團體中華學會，湖南留日學生林伯渠、易象等發(fā)起組織反袁團體乙卯學會。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兩個學會於1916年1月合併，改名為神州學會，會員一百餘人，推李大釗為評議長，容伯挺、林伯渠和易象三人為干事。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學系谷鐘秀、楊永泰創(chuàng)辦機關報「中華新報」，1916年容伯挺回國，被委任為社長兼主筆。是年冬，蔡鍔在云南起義，「中華新報」特闢「護國軍紀事」專欄詳細報道護國戰(zhàn)爭消息。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容伯挺擔任祕書廳祕書，襄助討袁軍務。袁世凱倒臺后，容伯挺任廣東省府顧問、省長公署公佈所所長、財政廳參議、印刷局局長，仍兼任政學會機關報「廣東中華新報」社長和主筆。林伯渠於1918年5月和12月兩次到廣州和容伯挺會面，對他及其「廣東中華新報」讚譽有加。1920年底，粵軍陳烱明回師驅桂系，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初潛回廣州，被密探發(fā)覺，吳鐵城將容伯挺拘捕，并於當天將其殺害。

　　廣東軍政府期間，祖父主持的政學系「廣東中華新報」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資助，當時孫中山先生也曾倚靠桂系，企圖借助南方軍閥的力量打倒北方軍閥。陳烱明奉孫中山令回師返粵討伐桂系時，該報已經轉向，大幅報道粵軍勝利消息，惜陳烱明后來背叛孫中山，連累到我祖父，以致數年后祖父從日本回來，陳亂早以平息，仍然被吳鐵城以「通敵」藉口殺害。同期被殺的還有「廣東女界聯(lián)合會」女權活動家、「廣東群報」名記者黃璧魂女仕，罪名同是「陳烱明密探」。黃女仕留學英國日本，在上海廣州從事婦女運動，1921年陳烱明邀請陳獨秀先生來廣州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先生攜黃女仕同行，擔任他的祕書。衹因競選中山縣長時和吳鐵城留下嫌隙，被吳鐵城藉詞槍殺。

　　我祖父在日本留學時已經結識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親自來穗主持成立國民黨廣東支部時，委任我祖父為支部長胡漢民之下的總務部主任，資歷地位均在吳鐵城之上。所以，如果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吳鐵城或許不敢對我祖父下手，不排除吳鐵城趁孫中山先生不在廣東的機會公報私仇，濫殺國民黨內政敵。陳烱明粵軍入廣州，接管「廣東中華新報」的國民黨元老、留日學生夏重民因為在報紙上批評陳烱明軍紀鬆懈，騷擾百姓，被陳烱明部下殺害；
留日學生東京神州學會干事長和干事四人，除林伯渠一人外，其餘三人李大釗、容伯挺、易象(田漢的舅父)均被殺；
容伯挺「廣東中華新報」記者，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宣傳者楊匏安后也被殺……。與西方的黨派議會民主政治相比，中國的政治實在是太殘酷和血腥了！特別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剛剛從數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新秩序還未能建立，一切都處在混亂之中。這時候，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殺戮行為，在全體中國人，即使是所謂「革命者」中的影響就充分地表現出來，莊嚴的政治舞臺居然成了殺戮戰(zhàn)場，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這種封建社會仇殺政敵的受害者。殺人者有軍閥、國民黨；
共產黨也深受其影響，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地用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不同意見者。正如張國燾先生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所說：「……這表現了中國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養(yǎng)，動輒以槍斃和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直至今天，我們中華民族離開民主政治和文明社會仍很遙遠，要實現這個理想，恐怕還得幾代人的努力。

　　令我最感興趣的是祖父容伯挺辦「廣東中華新報」的史料，他匯集各方人才，其中又以楊匏安、黃冷觀二人最具歷史價值，使該報成為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廣東最具規(guī)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報紙，祖父容伯挺的辦報方針、獨立思考以及招賢納士均值得介紹和學習。

　　李堅先生「五四前后的楊匏安」一文中說：「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中國知識份子紛紛向海外尋求救國良方，各種政治社會學說都被介紹進來。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廣東中華新報”連續(xù)１９日登載楊匏安長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成為南中國最早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在容伯挺看來，辦好一家新聞報，“即不啻多一善良完備大學�！�。他找楊匏安商量，“用就精神科學、自然科學中，遴選諸家學說二百數十條，請社友楊君抄譯而演述之，以嚮吾國志學之士�！比莶�挺要求楊匏安譯述二百餘篇“世界學說”，對楊潛在能力的迸發(fā)，無疑是一股巨大的助力……我們從殘存的至1919年12月15日止的“廣東中華新報”中找到楊匏安編譯的“世界學說”41篇。其中屬於哲學范疇，如唯心論、唯物論、一元論、多元論等32篇，屬於馬克思主義，如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9篇，尚有大量編目未能找到。」而中共理論界則將楊匏安與李大釗相提并論，稱之為「南楊北李」。

　　有意思的是，共產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宣揚者楊匏安先生是廣雅中學第一屆畢業(yè)生，如此說來還是我的老學長。他入讀的時候學校里還懸掛著張之洞撰寫的對聯(lián)：「雖富貴不易其心，雖貧賤不易其行」、「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1918年，楊匏安早期在「廣東中華新報」發(fā)表「詩選自序」和舊體詩，態(tài)度比較消極，但文采極好，如「消夏」：「人閒祇合看云坐，世亂聊為帶雨耕，我已無心問哀樂，殘蟬何事倚高鳴�！�。五四運動以后，楊匏安憂國憂民，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fā)表的詩作已經表現出他的獻身精神，如「登東望洋山」：「單襦皂帽蕭條甚，老卻天涯管幼安。自分鑿壞歸隱去，壯懷收拾嘆汪洋�！�

　　最難能可貴的是我祖父主持的「廣東中華新報」和楊匏安先生堅持獨立思考，從不隨波逐流。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國際形勢起了重大變化。翌年初，巴黎和會召開，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和租界歸還中國，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提出建立國際聯(lián)盟，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作為戰(zhàn)勝國一員，以為從此和列強平起平坐了，北京市民和學生推倒了國恥克林德牌坊，北京政府拆下碑石在中央公園建公理戰(zhàn)勝牌坊，舉國歡騰，全國放假慶祝。連名流學者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都說這是「公理對強權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庶民的勝利」……。楊匏安卻不忍坐視舉國醺醺，沉迷於世界將永久和平的誤區(qū)。1919年3月3日至到5日，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fā)表題為「永久的和平果可期乎？」的編譯文章，提醒國人：「僅除德人一害，假令戰(zhàn)爭善后之策不得其宜，各種重要問題措施不當，其所貽留之導火線必較前加劇，是則歐洲中東將一變而成第二巴爾干，禍福倚伏，正自難知，高瞻遠矚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論及「國際聯(lián)盟」，楊匏安更有過人的清晰見解和準確的歷史預見：「襄者固有人揭萬國和平以號召，……然此種企圖終不過垂諸空文而已。蓋國家亦一種有機體，究不脫生存競爭、優(yōu)勝劣敗之原則。蓋欲圖真正永久的平和，需先泯滅一切種族偏見及破除宗教之人我執(zhí)，一視同仁……不然，若今日仍以有色人種之名，凌虐亞細亞及非洲諸族，或以異教之故，排斥基督化外之民，如此而慾平等大同，非欺人之語，則亦徒託空想耳�！�…若夫念及太平洋之將來，則吾人尚難高枕而臥也�！宫F時中共理論界為此給予「廣東中華新報」及楊匏安很高的評價：「他們已開始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証法觀察世界大局，抓住種族和宗教兩類主要矛盾，對一戰(zhàn)后國際形勢的發(fā)展作出正確的判斷，遠遠超過當時國內名流學者的見識�！�(見李堅先生「五四前后的楊匏安」)

　　「廣東中華新報」中另一個才子是黃冷觀先生(1888-1938，(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廣東香山人)，廣東著名國學家、廣雅書院文學分校主任黃紹昌之子；
當代著名書法家、詩人黃苗子之父。民國初期，同盟會、國民黨人在北京、上海、昆明、廣州均辦有「中華新報」，互通聲氣，相互扶持。容伯挺聘請同為留日學生，神州學會會員陳夢生為「廣東中華新報」主編，陳先生解放后任職廣州文史館館長。據李堅先生「黃冷觀與廣東中華新報」一文載：1917年11月7日起，就有「冷觀投稿」字樣的白話小說「歐陸邯鄲」，連載十餘日，另有小說「俠客軼聞」、「屠龍」等等。1917年12月29日，「廣東中華新報」刊登「記者啟事」稱：「冷觀先生鑒：迭承惠寄佳作，不勝感佩，前月歐陸邯鄲一篇，尤為出色，望常賜教。」表明了容伯挺對普通作者投稿的重視和扶持。1918年2月22日，該報刊出「編輯之餘」又稱：「冷觀君鑒：大作已收，感甚。有閒乞蒞敝社一談，借申景仰。」此后，「冷觀投稿」擴至中外人物評價的「東人．西人」欄目。?后，「廣東中華新報」為他特闢了「冷庵談助」專欄，讓他以「冷眼觀人」筆名不斷發(fā)表散文佳作。1918年7月起，黃冷觀在該報發(fā)表的文章，已不再署「投稿」字樣，受聘為報社的正式員工。7月15日開始有「冷觀編譯」之「國際大事記」，每隔兩三日一篇。1918年8月10日該報轉載「新青年」雜誌胡適「易卜生主義」和袁振英「易卜生傳」，文末「冷觀附識」稱：轉載胡袁兩文，「以博讀者之歡迎，抑亦記者同情於文學改良思想之表示也�！裹S冷觀先生已負責編輯該報副刊。

　　1919年北京五四運動爆發(fā)后，黃冷觀先生在該報「談屑」專欄發(fā)表短評稱：「曹汝霖、章宗祥等輩賣國成功，彈冠相慶，以為舉國莫予毒矣，不圖奮起而懲創(chuàng)之者，乃在無權無勇之學生。國事紛紜，國人唯有對之抱悲觀，其稍具朝氣者，唯學生界而已，求之不得，又安忍摧殘之。」不但表明了「廣東中華新報」的愛國立場，其對學生運動的支持，即使在今天還有他的現實意義。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北京「時事新報」、上海「民國日報」等大報紛紛拓頁改版，競相介紹西方文化新思潮�！笍V東中華新報」也於1919年6月24日刊登「本報定期大刷新廣告」，宣布定於農歷六月初一(陽歷6月28日)「大加增拓」：特闢「通俗大學�！挂豁�，專載百科學術思潮常識，每日均署明「歡迎外稿，冷觀主任」。主要撰稿人為容伯挺、楊匏安、黃冷觀、格非等。刊有容伯挺長文「新聞紙論」、廷光(容伯挺)冷觀合編的「世界女俗大觀」連登八十餘天；
黃冷觀「世界大戰(zhàn)史」上下篇，連載一百零四天，上篇綜合敘述世界大戰(zhàn)來龍去脈、下篇分述參戰(zhàn)各個概況，為國內最早寫成的世界大戰(zhàn)史；
楊匏安則在該刊發(fā)表「美學拾零」，系統(tǒng)介紹西方著名學者的美學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楊匏安先生以「世界學說」為題，發(fā)表四十一篇專文，系統(tǒng)介紹西方哲學和各流派社會主義，其中最重要一篇「馬克思主義」連續(xù)登載十九日已如上述。此外，格菲的四季「家庭衛(wèi)生常識」連登二百零七天�！笍V東中華新報」還另闢「讀者俱樂部」一頁，多刋名家說部、清代軼聞、戲劇評論、游戲文章「以供讀者娛樂消遣之用�！挂蚨鴱V受讀者歡迎，「成為1919年廣東最出色、最先進的報紙�！�

　　竊以為，研究歷史絕對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將人簡單地劃分成「革命」和「反革命」兩類，非黑即白。共產黨口口聲聲自稱是歷史唯物主義，其實質卻是典型的唯心主義。

　　比如說，對陳烱明的評價，共產黨一向將其一棍子打死，稱他為「孫中山的叛徒」、「反動軍閥」。大陸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研究有了些許自由，現今中國大陸有些歷史學家發(fā)表文章，肯定了陳烱明的「民主憲政」、「聯(lián)省自治」、「還政於民」是當時中國最接近民主政治的思想。

　　即使是對於孫中山先生的評價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過去中共出於政治需要，一是為了統(tǒng)戰(zhàn)國民黨；
二是強調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以証明中共的偉大，所以一直不允許對他有任何批評。現時海內外已有學者提出孫中山當年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黨國體制」路線，正是中華民族走向將近一世紀災難的源頭，并指出孫中山先生后期這樣做是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

　　如今通過歷史資料追憶祖父，心中仍然不無餘痛。祖父一生的榮辱成敗，對他的子孫后代已經毫不重要，唯有他的英年早逝，給我們留下了永久的傷痛。他對中國革命的獻身精神以及辦報紙獨立思考、廣納賢士的作風，仍然有積極的意義。

　　我認為，畢竟是不同時代的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客觀環(huán)境，不能用后人的標準去衡量前人所做的事。即使他是李大釗和林伯渠的朋友，甚至有可能和楊匏安先生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早期的共產黨小組，我也不會為此感到自豪。因為我覺得，年青時擁護一個主義，并不說明一生堅信這個主義，為這個主義奮斗一生；
其次，即使他這樣做了，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証明了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中國也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同樣証明共產主義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現居紐約的資深中國共產黨人戈陽女士所言：「本世紀(指二十世紀——筆者註)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共產主義的試驗和失敗」。

　　如果祖父不是早死，我想他留在國民黨里面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他生前就曾是國民黨廣東省支部的重要人物，加上他的兩個連襟梁寒操和徐志道都是國民黨的大官。如果真是這樣，我也不會為他感到可恥，因為我認為如果不是外敵入侵，內亂不已，有和平的環(huán)境讓國民黨推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今天的中國大陸早已實現民主憲政，人民生活會很自由幸福，臺灣就是例証。令我覺得歷史詭弔的是：祖父的連襟梁寒操、徐志道和殺害他的仇人吳鐵城后來成了國民黨同志，梁寒操和吳鐵城作為國民黨中常委雙雙出席許多重要場合；
而和他早期的革命同志林伯渠卻成了敵人，如果祖父逃過一劫，在他們之間后來會發(fā)生什麼事就天知道了。

　　中國的積弱貧窮喚醒了世代革命知識分子起來為改變祖國的命運而奮斗，其中包括了我的祖父。作為后人，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我的祖父曾經以他自己的方式，為國家的進步，為民族的復興出過力，并且為此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我期望他們的理想最終能有實現的一天，在中國建立一個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實現近一個世紀前的「五四運動」所表達的全民族的夢想，實現科學和民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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