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藏獨力量以及西方各種反華力量結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奧運會的機會，利用“人權”話語，向中國發(fā)起持續(xù)的挑戰(zhàn)。這些力量的行為越來越激進化，各種形式的暴力伴隨著本來應當象征和平的奧運會火炬?zhèn)鬟f。無疑，不僅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奧運精神，都受到非常負面的影響。可是，最終受害最深的當是作為一個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數西藏人的利益。無論是達賴本人還是被中國方面稱為“達賴集團”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為西藏爭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確可以獲取不小的個人利益，但實際上這些做法在大大損害西藏作為一個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挾中國，還是挑戰(zhàn)中國，都會使得問題復雜化。一方的暴力必然導致另一方面的暴力。如果挑戰(zhàn)方使用暴力破壞現(xiàn)成法律秩序，政府為了維持法律秩序也經常會訴諸于暴力。這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如此。

　　藏獨變成西方反華工具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和以往歷次西藏事件那樣，這次藏獨力量的公開挑戰(zhàn)也具有深刻的國際背景，也就是說，藏獨運動并非僅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達賴集團獨立所驅使和發(fā)動。西藏問題早已成為一些西方國家制約中國的一個有效手段。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一直是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和戰(zhàn)略企圖。西藏獨立的話語與其說是西藏獨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說是西方反華力量的“力作”。沒有西方長期支持海外藏獨力量，藏獨運動也不致于激進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約中國的企圖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越來越顯然。人們不難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參與到藏獨運動。對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來說，重要的已經不再是藏獨運動是否能夠真正實現(xiàn)其最終的目的，而是這個運動能否長期持續(xù)下去，能否對中國構成足夠的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西藏問題已經不僅僅是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問題，而是中國和西方反華力量之間的關系了。藏獨運動，不管其用什么話語來論證其合理性，就其本質來說，變成了西方反華力量的一種工具。也正因為這樣，西藏作為一個民族的利益往往消失在這一過程之中。

　　達賴喇嘛本人似乎處于一個困境之中。一方面，他處于變得越來越激進的海外西藏人和西方支持力量中間，另一方面他要面對中央政府。達賴與所謂的“達賴集團”之間的關系已經變得相當復雜。人們對達賴本人的真實意圖當然可以有很多猜想，但其至少在公開的話語層面顯得比較溫和。多年來達賴提倡“中間路線”贏得了不少西方民眾的尊敬和接受。但從行為層面看，達賴的“中間路線”并沒有對達賴集團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條“中間路線”顯得有些一廂情愿，既沒有為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沒有減少藏獨運動的激進化程度。海外藏獨運動的激進化正在變得不可避免。海外西藏人對西藏的發(fā)展毫無了解，他們有關西藏的信息都是從西方媒體中獲得。西方極端的藏獨話語和帶有政治意圖的支持更助長了藏獨運動的激進性。

　　暴力行為不會促使中央政府讓步

　　“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政治力量宣稱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針對的是中國的領導層，而非普通中國人。這種說法當然和吻合達賴的“中間路線”。達賴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訴求于普通中國老百姓。但是，達賴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并不確切。維持國家的統(tǒng)一和西方所說的“共產主義”沒有多少關系，而是和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有關。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西藏事件發(fā)生之后，無論海內外，中國人民自發(fā)地顯現(xiàn)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最好的例證。

　　正是人民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高度認同，近代以來，西藏在中國國家最弱的時候都沒有從中國分離出去�？梢哉f，自從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后，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容許其分離出去�，F(xiàn)在，中國是個崛起中的大國，是近代以來最強盛的時期，更沒有任何理由讓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

　　錯誤的算計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為的結果會怎樣呢？盡管“達賴集團”中少數經營政治的人物會獲得一些利益，但如上所說，受損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這樣做無疑會制造出的新的民族矛盾來。其次，達賴和中央政府之間本來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這種以暴力方式出現(xiàn)的互動只會加深雙方間的誤解甚至敵視。如果有人認為暴力行為會促成中央政府對達賴的讓步，那就大錯特錯了。其三，藏獨運動也會在中國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間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畢竟是少數受海外藏獨運動影響和西方勢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層并不想看到藏獨運動影響他們的生活，影響他們和其它民族的關系。其次，如果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無法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不能解決西藏問題，那么一旦前者過世，西藏民族的大分裂不可避免。盡管中國屆時或許會面臨一些西藏人的更為暴力的行動，但受沖擊最大的還是西藏民族。

　　達賴須思考如何去“西方化”和“激進化”

　　毋庸置疑，藏獨運動中獲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華勢力。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本來就和西方有關。從那時到現(xiàn)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設法地利用西藏問題來對付中國，但在實際層面又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積極的事情？

　　達賴喇嘛如果要考量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對話不可避免。西藏問題必須在兩者之間的對話中建立共識，才能得到基本解決。如果要對話，就不能在完全自治的名義下的提出毫無限制的要求。現(xiàn)在達賴方面提出的諸多條件就等于要恢復舊西藏皇朝。實際上，正如中國本身不可能回到歷史上任何一個皇朝帝國時代，西藏也不可能回到西藏皇朝時代。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個既成的事實。

　　西藏和漢民族已經相處多個世紀。西藏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和漢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已經密不可分。無論是達賴還是其它西藏人對此應當是有認識的。作為西方的一種工具，藏獨只會損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進化”。但這正是達賴的困境，因為達賴很多年來是想要通過“西方化”和“激進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協(xié)。而對“西方化”和“激進化”的訴求只會導致達賴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負面互動。如何去“西方化”和“激進化”？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有見識的領袖，達賴也必須直面和思考這個問題。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聯(lián)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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