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西方的中國形象突然轉向反面。似乎那些樸實勤奮的中國農(nóng)民在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不是變成暴徒就是變成囚徒，而幸福寧靜的鄉(xiāng)土田園，則一夜之間成為充滿血腥動蕩的地獄。

　　中國形象從田園牧歌一變成為恐怖小說，由各種災難與迫害的故事組成。這些“恐怖故事”，諸如暴力征服與獨裁、經(jīng)濟崩潰、饑荒死亡，很少有事實依據(jù)，甚至很少經(jīng)過思考。紅色中國在他們的想象中，是一個暴君統(tǒng)治的藍螞蟻的國家，六億人長著同一個頭腦，邁著同一種步伐，穿著同一種服裝，說同一種話，做同一種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個頭腦中著魔式地出現(xiàn)某一個瘋狂的念頭，六億藍螞蟻突然之間將變成一個難以想象的龐大的怪獸……

　　西方對中國，除了敵視之外，就是恐懼。敵視是對集權與暴政的敵視；
而恐懼，則是對革命與擴張的恐懼。紅色中國孕育著某種危險可怕的力量，它隨時都有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的災難，而面對這場災難，就像歷史上曾經(jīng)面對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蘭擴張與黑死病一樣，西方很可能喪失任何防御的能力。西方人有關紅色中國的自虐性想象，是傳統(tǒng)的“黃禍”恐慌變成現(xiàn)代的“紅禍”恐慌。“紅禍”隱藏在那片層層疊疊的大墻包圍起來的神秘危險的國度內，隨時可能爆發(fā)出來，毀滅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富裕、繁榮的基督教資本主義世界。

　　“龍，你究竟是一種什么怪獸？”斯塔奇的這句話，表達出西方對中國的某種深深的擔憂與恐懼。

　　一

　　1948年，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最后勝利的前夕，費正清（J. K. Fairbank）的《美國與中國》出版了。這部書在以后的半個世紀里不斷修訂、再版，作者和這部書成為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與最流行的漢學著作。在1948年版的《美國與中國》中，費正清指出，美國對華的觀念與政策，“最大的錯誤或者是一廂情愿、主觀主義、感情用事，或者干脆就是一無所知”。他總結了美國對中國的四種看法，或者說是美國的中國觀的四種類型，稱之為“我們的中國傳說”：

　　“我們的中國傳說。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一般可以分為下述四種——離奇的、理想化的、幻滅的或社會學的。

　　對中國離奇的看法，強調的是帶有異國情調的所謂文化的怪異特征——男人留辮子，女人裹小腳，人人留著長指甲、抽鴉片煙等等諸如此類的前現(xiàn)代中國的種種怪現(xiàn)象。那些喜歡海外奇談的讀者津津樂道‘中國人吃老鼠’之類的怪事。這種離奇的看法收集各種‘中國怪事’(Chinesey, 一個特指西方對中國事物的看法的形容詞)，諸如‘中國人的食物’，月洞門、賣給游客的工藝精巧的小古董。離奇看法強調的是殊異性，‘中國的一切都是顛倒相反的�！�男人穿長裙女人穿長褲，讀書從上到下而不是從右往左，吃飯最后才上湯，葬禮穿白婚禮穿紅，姓名先寫姓再寫名，羅盤指南不指北，左邊是尊位，諸如此類等等。這種殊異性往往也以嚴肅的形式出現(xiàn)，諸如對中國人名字的直譯，如諾拉·瓦恩著作《逃亡之家》中的仆人名叫“禿頭阿三”，聽起來也很怪異，還有一些口頭禪，如‘孔夫子說’，‘這些中國佬，真他媽的聰明’等，也屬于這一類。

　　理想化的看法還多少有些根據(jù)。它包括我們對玄妙的東方智慧的敬意，這種東方智慧不時地表現(xiàn)在傅滿洲博士、陳查理甚至林語堂博士描繪的‘老滑’的中國紳士身上。在現(xiàn)實中，我們理想化中國的嗜好，可以表現(xiàn)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從1943年訪美的蔣夫人到抗戰(zhàn)初期的八路軍游擊隊，美國公眾理想化中國的傾向，曾賦予這些人難以置信的美德。美國將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理想化，并提供大量的物資援助，這種動機中無疑含有某種歷史的負疚感，但明顯還有美國大眾心理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共同造成那一階段美國的中國熱情，諸如對不幸者的同情，傳教熱情，《消失的地平線》的遁世主義等等，不一一枚舉。

　　中國政府腐敗無能，一次又一次地挫敗我們的理想，讓我們不斷產(chǎn)生一種憤世嫉俗的幻滅感。這種情況就像是被一群可憐兮兮但又貪得無厭的乞丐包圍著一樣，經(jīng)常令人惱怒。尤其是對那些對中國根本不感興趣的美國人，他們對援助中國的心態(tài)就更是如此。以前這種看法的代表是那些在條約口岸做生意的商人們，他們帶著一種所謂的‘上海頭腦’，看不起中國人，他們的觀點集中表現(xiàn)在羅德尼·吉爾伯特（R.Gilbert）的《中國錯在哪里？》，現(xiàn)在這種看法在美國軍界非常流行，他們仇恨中國的骯亂與貧困（‘難道他們就不能把這地方打掃打掃嗎？’），而不斷傳來的各種丑聞，戰(zhàn)時的枯燥生活與怨怒之情，都在加劇這種惱怒造成的幻滅感。

　　對中國的研究，在美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從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出版各種有關‘中國的歷史、貿(mào)易、外交、法律、機構、哲學等’的著作，其中的經(jīng)典之作是初版于1848年的衛(wèi)三畏的《中國總論》。社會學的研究觀點，以及那些第一人稱切身經(jīng)驗的敘述，加上兩國之間接觸的增多，都是我們今天了解中國的主要渠道。然而，我們對中國的觀點與態(tài)度，從來也沒有跟得上我們在中國的政策現(xiàn)實……”[1]

　　費正清此處的四種類型，未必就非常準確科學，一是分類的尺度似乎不夠一致，二是四種類型之間的界限，也不夠明確，尤其是第一、二類之間有許多關聯(lián)互滲的內容。但不管怎樣，他至少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迄今為止（到1948年），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總體上是誤解多于了解、虛構多于真實。即使是一些研究著作，也難以擺脫各種幻象。

　　《美國與中國》出版在一個關鍵的時刻。國民黨大勢已去，人民解放軍將席卷中國，美國正束手無策地等待著中國的結局，將所有的怨怒都撒在他們推崇的“亞洲男人”蔣介石身上，美國軍政上下都在詛咒這個“愚蠢無能的貪污犯”。這種惱怒實際上也是對美國自身對華政策的失敗與對華知識的錯誤的懊悔的表現(xiàn)，因為直到不久前美國人仍堅信蔣介石是戰(zhàn)后中國的強有力的統(tǒng)治者，美國的援助將使他徹底擊潰共產(chǎn)黨的農(nóng)民游擊隊。費正清在他的《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一書中總結道：“給40年代的美國對華政策寫一段悼文應該這樣開始，即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徹底無知。他們將全部精力都用在與國民黨人的正式官方來往，以及為他們自身邏輯而進行的戰(zhàn)事之中。他們感覺到了國民黨的腐敗但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至于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知識更是一片空白�！盵2]

　　此時西方只有美國對中國尤其關心，而且牽扯到切身利益，歐洲國家正在進行戰(zhàn)后的重建，無暇顧及中國。但是，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對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他們又想起拿破侖皇帝100多年在圣海倫娜島上對阿士美德勛爵說的那句話；
睡獅一旦驚醒，全世界將為之震驚。1949年，英國記者，“老中國通”杰克·貝爾登，出版了他“震撼世界”的書——《中國震撼世界》。他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深入邊區(qū)采訪，他想用自己的經(jīng)歷與理解告訴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什么才是中國革命的由來、意義，必然的勝利與發(fā)展前景。因為他知道，“……一般美國人都認為，中國的戰(zhàn)爭主要是一場民主與共產(chǎn)主義之間的戰(zhàn)爭，蔣介石代表著民主，毛澤東代表著共產(chǎn)主義。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那么多中國人支持共產(chǎn)黨是因為共產(chǎn)黨支持著抗日戰(zhàn)爭期間人民自己建立的政權。也沒有人意識到，蔣介石輸?shù)暨@場戰(zhàn)爭，是因為人民反對他，蔣介石鎮(zhèn)壓民主而不是捍衛(wèi)民主�！比绻�在中國仍有一定的政治民主，那也在共產(chǎn)黨治理的邊區(qū)。那里在實踐著一種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村政民主。[3]對杰克·貝爾登來說，目前的問題已經(jīng)不是共產(chǎn)黨是否會勝利，而是不可避免要出現(xiàn)的共產(chǎn)黨中國將會是什么樣子。那才是中國震撼世界的真正意義。

　　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的最后做了預測，就像所有的革命的必然成果一樣，一定是一個強勢政權取代了一個弱勢政權，“革命的任務不是加強推廣民主，而是增強權威。革命開始于推翻一個不稱職的政權，而結束于鞏固一個更加集權的政權�！敝袊鴼v史上一共有兩次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戰(zhàn)國，東周封建的弱勢政權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秦始皇的強勢政權。國家統(tǒng)一了，令行禁止了，代價是大一統(tǒng)的暴政；
第二次是19世紀中葉西方勢力入侵，又一次禮崩樂壞，一次次革命，滿清與蔣介石的弱勢政權都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毛澤東的強勢政權。共產(chǎn)黨革命在中國創(chuàng)造一個集權國家，似乎已不可避免。這是歷史的必然，只有一個強勢政權，才能領導中國完成反封建傳統(tǒng)，反現(xiàn)代帝國主義入侵的歷史使命。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已經(jīng)建立了政治權威，也建立著社會道德權威，在貝爾登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特色可以完成中國又一次禮崩樂壞時代之后的倫理秩序的重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道德是可敬的，但也是可怕的，他堅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并堅持真理，一方面嚴以律己，另一面排斥異端。他們極有可能走向極權暴政，如果有民主、自由，也是與西方完全不一樣的另一種民主自由。[4]

　　二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出現(xiàn)一個統(tǒng)一強大的共產(chǎn)黨政權的心態(tài)，基本上是敵視與恐懼，敵視是對集權與暴政的敵視；
而恐懼，則是對革命與擴張的恐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西方人的觀念中，一切又像惡夢一樣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帝國的大門重新對西方人關上了，中國又出現(xiàn)了一個具有乾隆式威權與傲慢的皇帝，而且這一次還披上了共產(chǎn)主義的紅色披風。對于紅色中國，西方的態(tài)度在最初的震驚過后，很快就變成一種瘋狂的仇恨與恐懼，最激烈的依舊是美國。有趣的是，即使在以自由民主自豪的美國，也在以專制的方式反對專制，當西方傳說中共在進行政治“清洗”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也在進行政治清洗。300多萬美國人接受聯(lián)邦調查局的調查，3，000多人被傳訊，凡是在歷史上與中共多少有些關系的記者、官員、軍人甚至傳教士、商人，無一幸免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人被投入監(jiān)獄，如拉鐵摩爾；
有的人跳樓自殺，如白宮職工勞倫斯·達根。那是一個“談紅色變”的時代，在美國，對共產(chǎn)主義恐懼與仇恨已經(jīng)變成一種病態(tài)心理。他們想象中的中國，是一個大監(jiān)獄、大兵營。

　　西方世界對紅色中國的敵視與恐懼，主要體現(xiàn)在對集權暴政的敵視與恐懼。反面的中國形象由各種災難與迫害的恐怖故事組成。這些“恐怖故事”的內容，首先是獨裁暴政。絕大多數(shù)西方人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奪取政權，純粹是暴力征服，而維護政權的方式，也是暴力鎮(zhèn)壓。而且，新中國的暴政還有一個發(fā)明性特征，那就是通過“洗腦”完成的精神專制。他們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共產(chǎn)黨在中國的勝利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而共產(chǎn)黨實行的專政也是絕大多數(shù)人民擁護的“人民民主的”專政，盡管這些事實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國響驚雷》、《中國震撼世界》之類的著作中已一再被證明。其次是經(jīng)濟崩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十幾年里，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饑荒的消息，似乎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治正在導致中國大面積的饑荒與大規(guī)模的死亡。這些“傳說”很少有事實依據(jù)，甚至很少經(jīng)過思考，因為與這些報道同時出現(xiàn)的是中國人口的增長及其對世界的威脅。再次是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文化的破壞，如人民公社強行拆散家庭，造成妻離子散的現(xiàn)代悲劇，共產(chǎn)主義教條取代了富于人情味的儒家道德，洗腦政策扼殺了文化發(fā)展所必須的自由精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紅色中國是一個野心勃勃、極富侵略性、有稱霸全球的企圖的政權。它不斷入侵鄰國并奇跡般地試驗成功了原子彈……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反面的中國形象包含著一系列邪惡的特征。這些特征有時候顯得過于邪惡，連他們自己都感到難以置信了。

　　邪惡的中國形象與美好的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人的想象。這種想象往往相隔的現(xiàn)實距離越遠，就越真切。50年代初的紅色中國與1840年前的中華帝國一樣，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國家。30年代最高峰的時候有將近20，000美國人在中國，而50年代最低谷的時代，在中國大陸的美國人還不到20名。在這種相互隔絕的狀態(tài)下，任何從那個封閉的紅色帝國傳來的消息，都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證實著西方人的仇恨與恐慌。這些故事的敘述者或見證人，大多是最初幾年從紅色中國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處搜集小道消息的記者。幾乎所有的“故事”都來自于道聽途說與猜測。沒有人關注什么才是真實，也不可能獲得真實的報道。因為直到萬隆會議之后，西方記者才被允許進入中國。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地說：“‘你們獨裁’�？蓯鄣南壬鷤儯�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5]共和國主席的講話，讓西方人聽來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們沒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專政”。專政的政治綱領已經(jīng)提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接下來將是可怕的實踐。通過那些“小道”最初傳來的消息是“鎮(zhèn)反”。在西方想象中，“人民”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夜之間變成了狂暴的野獸，他們正在發(fā)動一場遍及全國的“屠殺”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據(jù)說至少有15萬人被殺害，他們包括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甚至基督教傳教士。最讓西方人感到觸目驚心的便是對傳教士的迫害，令人想起“野蠻的義和團”。1951年在西方被稱為“暴力的一年”，這一年中國進行了“極權主義恐怖”下的“鎮(zhèn)反”運動，而“到這一年的年末，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有力，與此同時，黨的暴力運動已經(jīng)在國內造成了令人害怕的氣氛，沒有人敢進行任何的反抗。現(xiàn)在的任務就是利用這種有利的局面對人民實施有系統(tǒng)的控制了。”[6]1954年，賽珍珠發(fā)表了她的新作《北京信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美混血兒，他的美國妻子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帶著孩子返回美國，而他出于愛國主義激情留了下來。他說他相信他的祖國將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結果是他被新政權迫害得無法忍受，終于鋌而走險越境，不幸被擊斃。[7]過去熱情歌頌中國的賽珍珠與盧斯，現(xiàn)在也以同樣的熱情詆毀紅色政權。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將中國從一個和平、寬容、寧靜的東方國家，變成一個斗爭、仇恨、暴亂的共產(chǎn)黨國家，甚至比蘇聯(lián)東歐更加更怕。此時他們哀嘆的不僅是失去了親美的國民黨中國，還有神秘甚至有幾分可愛的傳統(tǒng)中國，那個王龍阿蘭們耕耘的黃土與墓碑間的田園。后一種態(tài)度尤其普遍出現(xiàn)在西歐國家，伴隨著他們二戰(zhàn)以后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崩潰造成的感傷。與貝爾登同時在中國的法國記者吉蘭，1956年重返中國時發(fā)現(xiàn)，紅色中國不僅拋棄了傳統(tǒng)中國壞的東西，也拋棄了傳統(tǒng)中國好的東西，如人的個性、幽默感甚至人的精神，人已成為集權主義的機器。[8]1955年《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也在發(fā)表相同的感想：“中國大陸被一群外人以一種外來的思想征服了，這種思想價值與中國傳統(tǒng)關于幸福生活的觀念全然無關……在過去時代里，儒家倫理學已經(jīng)成為可敬的中國人性格的一部分。個人忠誠、家庭孝悌，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核心，但共產(chǎn)主義世界卻容不下這些優(yōu)良品質，容不下幽默與慷慨，容不下忍耐與善良，容不下榮譽與熱情。”[9]在西方人看來，共產(chǎn)主義革命正將中國由一個善良和平的民族變成充滿仇恨狂熱的暴徒。在中國，暴政的恐怖不僅吞噬敵人，也吞噬人民，吞噬人與人性。

　　20世紀50年代初西方的中國形象，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這種黑暗遠遠超過早期帝國主義時代黑格爾那一代人對中國的詛咒。此時的中國形象讓西方人直接聯(lián)想到的是某種警察監(jiān)獄國家或法西斯集中營。那里的暴虐專政不僅用子彈打碎你的頭腦，而且還以意識形態(tài)宣傳“清洗”你的頭腦。

　　1955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著的《共產(chǎn)主義統(tǒng)治下的中國》，總結了西方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印象。該書出版僅在半年之后，就重印了三次，這是一本學術書，但又具有普及性，它確定了西方關于中國的極權政治形象。書中對中國的政治綱領、機構、經(jīng)濟、文化、外交方面的情況做了介紹、分析，其中“心理控制”與“恐怖”兩部分，對西方讀者觸動尤大�！癝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鎮(zhèn)反)、“Brainwashing”(洗腦)這些詞匯，聽起來形象鮮明，有“中國特色”�！版�(zhèn)反”從肉體上消滅人，“洗腦”從精神上消滅人性。50年代西方有許多這方面的報道，最有趣的是英國福音派傳教士吉奧弗里·布爾(Geoffrey Bull)，寫的《就是鐵門也會被打開》。[10]布爾作為虔誠的傳教士來中國，是準備給中國人“洗腦”的，沒想到從上海到拉薩，他沒有給中國人洗了腦，反倒幾乎被中國的共產(chǎn)黨的宣傳干部（在他看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教士）洗了腦。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他在拉薩被捕，罪名是帝國主義間諜。首先，共產(chǎn)黨干部要求他坦白交待，這在他看來像是強制性懺悔。他毫無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在西藏的傳教活動后，“洗腦”程序進入第二步，從“坦白交待”到“思想改造”。他被轉到青海的一個看管所，那里發(fā)生的一切似乎只有在卡夫卡的惡夢般荒誕的小說中才能找到。布爾描述道：“共產(chǎn)黨將這種機構當作醫(yī)院，所謂犯人，都是一些在思想上被反動哲學與虛偽的社會觀念毒害了的人。他們接受干部們的治療，這些官員就是醫(yī)生。有些病人病入膏肓，已經(jīng)不適應于社會生活了，就消滅他。管教干部、單位領導、各級官員們負責收集病人的病癥，分析病癥并對癥下藥。所謂藥，就是適合他讀的書、特殊的談話、批斗大會、關單人禁閉、上鐐銬，或者‘勞動改造’，這些都在醫(yī)生的處方上�！辈紶柵c其他“學員”們關在一起，有時也被提去審問，他說坐在審判臺后面的三四個干部活像獅身人面像。每個學員都要學習“材料”，不斷自我批評。在這位傳教士的眼里，一切都有些似曾相識，中世紀基督教會的懺悔、苦修生活，似乎怪誕地復活在20世紀。三年以后，他被釋放遣返回國，最不可思議的是，臨行前共產(chǎn)黨的干部還對他說，希望布爾牧師能夠帶著對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美好印象回國！

　　三

　　鎮(zhèn)反只對敵人，而“洗腦”也只對“人民”。這是極權的基礎，對人的精神的專政。洗腦后的人民，將是一個只長著一個頭腦卻有無數(shù)支手腳的怪獸。主張個性自由的西方，可以想象出的最可怕的景象，也不過如此了。吉蘭到中國，處處拿他所知的舊中國與新中國做比較，肯定的方面是，新中國取得了較大的物質成就，否定的方面是新中國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精神荒漠。他所見到的那些“人民”，沒有幽默感、沒有個人觀點，表情麻木、動作僵硬，除了馬克思主義教條外，對世界狀況、中國歷史一無所知。過去街頭熱熱鬧鬧喧嘩的人不見了，到處都是一片沉寂，除非碰上什么游行或慶祝，那也是政府組織的政治活動。過去那些優(yōu)雅、智慧、輕松、幽默的知識分子也不見了。似乎沒有人在思考也沒有人在真正地生活。吉蘭提出一個形象的比喻，叫“藍螞蟻”，這是50－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又一個“套話”。吉蘭說：

　　“中國不管走到哪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我在到中國之前，就知道了；
我從報紙書籍上讀過這些報道。‘從中國回來’的人也說過。但那些旅行者和記者們忘了提到一個事實——這種景象會令人發(fā)瘋！

　　實際上，任何描述都無法再現(xiàn)現(xiàn)實，哪怕只是現(xiàn)實的一個斷片：6億中國人都穿著同樣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驚。這些制服樣式簡單，也比較新，給人的第一印象倒并不壞。清一色的寬大的藍上衣，政治委員式或者叫‘斯大林式’，像軍服一樣豎起的領口一直扣到脖子上，上衣口袋都掛著一支墨水筆；
褲子也是藍布的，還有軟塌塌的藍帽子，每個人都一樣。姑娘也穿著長褲，絕大多數(shù)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樣，只是留著下垂的長發(fā)或扎著農(nóng)民式的辮子，不用口紅也不化妝。永遠是同一種色彩樣式的服裝，毫無變化地不斷出現(xiàn)，讓人很快就看得厭倦了，這種厭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單調的統(tǒng)一。

　　新政權剝奪了人們的個性，人們也盡量避免表現(xiàn)任何個性，對于一位西方人來說，根本分不清張三李四。于是就造成許多可笑的錯誤：人們還以為中國什么都是復制的。最讓人感到不舒服的還是看到一群人，一個個都像是剛從藍墨水中洗過澡出來，一身去不掉的藍色。人性怎能表現(xiàn)得這樣千篇一律，單調乏味？身上的衣服，腦中的思想，難道都已被染成同一種顏色？……今天的中國人已經(jīng)陷入紀律的羅網(wǎng)中了，這是全新的東西。他們被集合起來，混成一團，清除掉任何個人個性的東西，再分類分組，一層一層地被管理起來；
他們越來越柔軟、順從，最后變成一群綿羊，或者說，一座螞蟻山。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令人心痛的，尤其對于我這樣的人，了解過去那段日子，那時候孔夫子還能抵抗斯大林，中國人幾乎人人都是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者。

　　一座螞蟻山，的確如此，他們已經(jīng)變成了螞蟻山——螞蟻，藍色的螞蟻。這一比喻恰好能夠表現(xiàn)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其中的意義，遠比人們可以想到的要深遠。”[11]

　　鎮(zhèn)反、三反五反、洗腦、螞蟻山、極權主義怪獸……一系列新出現(xiàn)的、用來形容中國的駭人聽聞的新詞匯，構成了西方人想象中邪惡可怕的中國形象。這種形象還在不斷地被豐富。某些消息完全是杜撰的，某些消息有些若有若無的依據(jù)，但還是捕風捉影的想象居多。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政治暴虐、經(jīng)濟貧困，人們缺吃少穿，完全是一副活地獄的景象，30－40年代曾經(jīng)負責營造美好的中國形象的大媒體，現(xiàn)在又急于將那一形象涂抹成一團漆黑�！梆嚮摹笔橇硪粍t不斷重復的消息：“紅色中國的饑荒——無疑，中國今年的饑荒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新聞與世界報道》1951.3.16）“事實不容忽視，中國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忍饑挨餓�！保ā稌r代》，1953.6.24）“紅色中國的領導人正在加強控制，準備應付饑荒壓力的措施……”（《時代》1954.5.10）“紅色中國饑荒遍野”（文章標題，《時代》，1956.3.2）“紅色中國的麻煩迅速增多。農(nóng)民逃離集體農(nóng)莊，城市里到處都是饑餓、無業(yè)的流民……（《新聞與時代報道》1958.4.4）這類報道在50年代沒有饑荒的情況下虛構饑荒，在60年代初中國真正出現(xiàn)饑荒的情況下，又會夸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給西方人的感覺是中國正在變成人間地獄。

　　在美國人偏激的想象中，似乎中國共產(chǎn)黨政權所有的政策都是邪惡的、毀滅性的。大躍進造成饑荒。人民公社則是通過暴力手段強行實施的瘋狂的共產(chǎn)主義試驗。

　　美國媒體報道的人民公社，是這樣一種可怕的圖景，所有的男性農(nóng)民被集中在一個大的兵營式的集體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離集中在另一處集體宿舍中，而孩子被統(tǒng)一送到既像監(jiān)獄又像軍校的幼兒園，家庭就這樣被強暴地拆散了，集體勞動、集體生活、集體食堂，一切都是集體的，所有的家庭財產(chǎn)都上繳給公社，傳統(tǒng)中國最重視的家庭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長愛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蘇珊·拉賓在《螞蟻山》一書中描繪了農(nóng)村集體化運動的可怕景象。[12]有的報道甚至說人民公社制度與饑荒將導致農(nóng)民暴動。1959年10月1日，《紐約時報》發(fā)表專題文章名為《10年紅色中國》，文中說：“中國廣大農(nóng)民……追悔莫及，共產(chǎn)黨土改政策最初的誘人的許諾，最后都變成災難。在過去的10年中，他們被剝奪了剛剛獲得的土地，強迫進入集體農(nóng)莊，然后又被迫成立人民公社，中國強制推行公社制度的嚴厲性與殘酷性，連蘇聯(lián)經(jīng)驗都望塵莫及……我們難以理解，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人民像中國人民在過去的10年間被迫從事如此繁重的勞動而又獲得如此微薄的收益……他們遭受的苦難如此巨大，當代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在20世紀極權統(tǒng)治下忍受過如此嚴酷的生活�！盵13]

　　四

　　苦難令人同情、震驚，極度的苦難則令人感到恐怖。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傳媒，極力渲染紅色中國的地獄景象。這種景象幾乎成為西方文明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的一種自虐想象。幾億人長著同一個頭腦，邁著同一種步伐，穿著同一種服裝，說同一種話，做同一種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個頭腦中著魔式地出現(xiàn)某一個瘋狂的念頭，六億人突然之間變成一個難以想象的龐大的怪獸，世界的末日就真正到來了。西方世界對中國除了敵視之外，就是恐懼，對革命與擴張的恐懼。

　　1964年，瑞士記者勞倫茨·斯塔奇(Lorenz Stucki)終于獲得進入中國采訪的簽證，那一年夏天，他在中國呆了兩個月。在這個被有形無形的層層大墻包圍起來的與世隔絕的神秘國度里，他看到貧困的生活、日益膨脹的人口、政治高壓、精神荒蕪、可笑的狂熱與可想的無知…… 回到西方后，他想告訴大家的是，那里不僅是一個怪誕的、邪惡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那里廣闊的土地與眾多的人民，正積蓄著仇恨與敵意，隨時可能以最可怕的方式爆發(fā)出來。在他的《大墻之內的國土》一書的前言中，他寫道：

　　“共產(chǎn)黨中國的人口已達到6－7億之多。換句話說，我們這個時代世界上每出生4個人，就有一個是中國人。這個迄今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在3,76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依據(jù)目前的國土面積，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大國家，僅次于蘇聯(lián)(8,492,000平方英里)與加拿大(3,831,000平方英里)。它比美國和英國加在一起還大。中國擁有2,700,00常備軍，這也是世界上人數(shù)最多的一支軍隊，而且，1964年秋天，它成為第五支核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狂熱的、教條的共產(chǎn)黨政權，已將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國家，世界范圍內武裝革命起義的主要溫床……中國咄咄逼人，我們西方對中國所知的確太少了。在我們心目中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幾乎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在那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神秘的、半微笑半獰笑的面孔，在這副面孔之后，我們想象出各種妖魔鬼怪。中國的象征龍，具有某種深遠的含義；
這種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對面地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一定會令我們驚恐萬分；
它是那么怪誕，那么不可理喻，那么狂暴無常。

　　龍，你究竟是一種什么怪獸？”[14]

　　龍作為中國的象征，對西方人來說一直具有某種神秘的、不可思議的、可怕危險的意味。中世紀晚期歐洲人最初見到中國的龍的圖案時，相信那就是地獄中魔鬼的模樣。因為《圣經(jīng)》中說魔鬼是一種猙獰可怕的古蛇。19世紀以后的象征中國的龍，令人想起一個沉睡、癱瘓甚至死亡的怪物。一種滅絕了的、侏羅紀時代的怪獸。然而，也正是在19世紀，一種關于古龍覺醒的傳說開始流行。那是一種吉兇未卜的、若有若無的預測。沒有太多人認真，認真者也說不清它意味著什么�；蛟S隱約中可以感到某種擔憂。直到紅色中國出現(xiàn)，巨龍終于蘇醒了。盡管西方人早有傳說準備，但現(xiàn)實真正到來時，還是令人震驚，甚至驚恐�！褒�，你究竟是一種什么怪獸？”在西方人眼里，正像伊薩克斯描述的，它給人以“強烈的震驚”�！斑@個蘇醒的怪獸與原來那個沉睡的怪獸判若兩然。它瞪著血紅的眼睛，盤升著，噴著火，光影變幻間，早已改變了它在人們眼中以前的形象�，F(xiàn)在它身上沒有了典雅和精妙，而代之以粗魯和殘暴。他不再麻木呆鈍，而是猛沖猛干，不再被動或順從，而是敢做敢為和不可駕馭�！盵15]

　　紅色中國使西方人心目中的龍，重新回復到最初的魔鬼形象上。似乎沒有什么形象更能說明中國意味的危險與威脅。斯塔奇的這段話，表達出西方對中國的某種深深的擔憂與恐懼。紅色中國孕育著某種危險可怕的力量，它隨時都有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的災難，而面對這場災難，就像歷史上曾經(jīng)面對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蘭擴張與黑死病一樣，西方很可能喪失任何防御的能力。這就是所謂的現(xiàn)代的“紅禍”，它隱藏在那片層層疊疊的大墻包圍起來的神秘危險的國度內，隨時可能爆發(fā)出來，毀滅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富裕、繁榮的基督教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絕大多數(shù)西方人來說，他們感到的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危害中國的，也是威脅西方世界的。

　　首先是某種傷痛，美國人的傷痛表述為所謂的“中國丟失”論。幾十億美元的援助，幾代傳教士、商人、政客與軍人的努力，最終在中國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沒有留下。歐洲人的傷痛盡管沒有美國人體驗得那么劇烈，但似乎更深遠。對美國人來說，這種傷痛只是兩三代人的事，而對歐洲，則是兩三個世紀的事。從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起，西方人就試圖在貿(mào)易、傳教、政治軍事上“打開”中國。但是這個“長城帝國”如此難以“進入”，直到鴉片戰(zhàn)爭開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燒毀圓明園再進駐紫禁城，一切終于如愿了，20世紀初西方人進出中國像主人進出自己的莊園。商人們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顧客，傳教士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信徒，政客、軍人試圖將中國變成帝國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將最后收獲的時候，一場發(fā)自中國腹地的紅色風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沒有留下，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驅趕出去，在中國的財產(chǎn)也被沒收，上帝的福音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紅色中國又像中國歷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樣，對西方無情地關上了大門。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聽起來像乾隆皇帝的詔書中的句子：“天朝無所不有……”實際上整個西方世界，都在或多或少地體驗著一種“丟失中國”的創(chuàng)痛。

　　其次是某種擔憂。中國素來似乎有某種排外仇外傾向。西方人強行入侵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政治“時態(tài)”，卻沒有改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心態(tài)”。中國人不僅從未從心底里欣悅或情愿地接受過外國人，而且還一直深藏著某些屈辱與仇恨。中國的傳統(tǒng)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馬克思主義信仰與有組織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前景就更令人擔憂。紅色中國明確表示它對西方世界的敵視。美國成為它的頭號敵人，英國盡管表示承認中國并建立外交關系，中國政府也不以為然。[16]隨著中國“迫害”在華西方人的恐怖故事傳來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關于世界革命的理論的傳聞，西方人的憂慮也在加重，而且，不久到來的歷史事件，迅速將這種憂慮變成恐懼。中國出兵朝鮮，在那里的美國士兵發(fā)現(xiàn)他們一夜之間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國志愿軍的重圍之中。西方人很少想到他們的軍隊跑到遠隔萬重大洋的朝鮮半島去干什么，只想到中國紅色軍隊已經(jīng)跨出國界，開始入侵別國了。這是“解放全人類”的紅色恐怖或紅禍的開始。

　　最后落實到恐慌。一個富于擴張性、侵略性的“紅色帝國”，在朝鮮戰(zhàn)爭的歷史背景下，終于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喚起了一個久已存在但一度淡忘的惡夢。這一惡夢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1860年美國的西海岸的排華運動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1900年華北的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lián)軍的故事中，如今又以不同的表述，不同的時間地點事件，出現(xiàn)在朝鮮戰(zhàn)爭中�！包S禍”已經(jīng)變成“紅禍”。這一惡夢在種族、文明的傳統(tǒng)意義之外，又加上了冷戰(zhàn)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馬克思一個世紀之前預言的那個幽靈，已不僅在歐洲徘徊，而且還附在野蠻亡命的黃種人士兵身上，在全世界洪水般地漫延。

　　五

　　1950年爆發(fā)的朝鮮戰(zhàn)爭與1900年爆發(fā)的義和團事件，是20世紀中國最讓西方感到恐懼的兩件事。這種恐懼的文化心理原型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事件背景下，表現(xiàn)為“黃禍”與“紅禍”恐慌。義和團事件幾個月之后，英國的赫德爵士曾以形象的語言描述過“黃禍”的真正意義：“中國人是一個有才智、有教養(yǎng)的民族，冷靜、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語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純一，人口總數(shù)約有四億，生活在自己的圍墻之中……這個種族，經(jīng)過數(shù)千年高傲的與世隔絕和閉關自守之后，被客觀情況的力量和外來進犯者的優(yōu)勢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國發(fā)生了條約關系，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一種恥辱，他們知道從這種關系中得不到好處，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十足地強大起來，重新恢復自己的舊生活，排除同外國的交往、外國的干涉和外國的入侵。這個種族已經(jīng)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終于醒了過來，它的每一個成員都在激起中國人的情感——‘中國是中國人的，把外國人趕出去！’”赫德的預言在50年后完全實現(xiàn)了。歷史的可怕不是人們不知道將發(fā)生什么，而是某種預言的可怕景象竟然照模照樣地應驗了。赫德繼續(xù)道：“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武裝起來、經(jīng)過操練、受過訓練而且又受愛國的——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坐下去，將從外國人那里收回外國人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將加重地來報復舊日的怨恨，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xiàn)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這樣就為將來準備了甚至從來沒有夢想過的騷亂和災難。五十年以后，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17]50年后！果真是50年后，朝鮮戰(zhàn)爭證明了赫德爵士整整50年前的預言，絲毫不差，那個“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鮮半島！

　　恐慌是對中國覺醒的恐慌。它不僅產(chǎn)生于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也產(chǎn)生于某種特定的心理原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直接喚起西方人關于“黃禍”的記憶�！爸袊�是中國人的，把外國人趕出去”，這是第一步。從19世紀中葉起，西方就開始討論所謂“中國的覺醒”的問題，這個問題源于拿破侖皇帝的那個咒語：中國覺醒，全世界都會為之震驚。關于中國之覺醒，西方人的心理頗為復雜。一方面，從道義上講，西方人認為他們?yōu)橹袊鴰�去現(xiàn)代文明，中國從停滯到進步，從半文明或半野蠻變成文明國家，這是令人欣慰的；
另一方面，從情感上講，對于一個進步的，具有現(xiàn)代文明的中國的出現(xiàn)，西方人更感到某種擔憂與莫名的恐懼。中國在西方的想象中，從來都是一個神秘的龐然大物。近代西方挾著堅船利炮與鴉片煙膏進入中國，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邪惡”行徑已經(jīng)將某種仇恨埋在這個龐然大物的心里。如果他依舊沉睡癱瘓，不會有什么危險，一旦覺醒，具有了挑戰(zhàn)西方的工業(yè)與軍事能力，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國之覺醒”對于西方，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恐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黃禍”論，有雙重意義，第一層是對某種“龐然大物”的恐慌。這個“龐然大物”過去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現(xiàn)在只是失去國家政治軍事能力的“龐大的人口”。第二層是對這個龐然大物掌握了西方文明的恐慌。第二層意義，如果說在1900年還是某種預測，到1950年，則成為現(xiàn)實。德國、蘇聯(lián)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了中國人的思想，美國、德國的武器又武裝了中國人的軍隊�！包S禍”變成了“紅禍”，就更令人恐懼。它有西方文化心理的“黃禍”原型，又有現(xiàn)實歷史事件的證明，50年代初出現(xiàn)的“紅禍”比半個世紀前的“黃禍”更令人震驚。

　　恐怖如期發(fā)生。志愿軍出現(xiàn)在朝鮮美軍陣地后不久《生活》雜志報道：“20年前還是一群烏合之眾的中國紅色軍隊，已經(jīng)被建設成為一支具有威脅的、蘇聯(lián)化的善戰(zhàn)力量……”[18]朝鮮戰(zhàn)爭與10年后的越南戰(zhàn)爭一樣，是20世紀讓美國人感到恥辱的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損失近2000架飛機，聯(lián)合國部隊傷亡人數(shù)多達50余萬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國人，而美國受傷的士兵則接近10萬。[19]這場殘酷的戰(zhàn)爭前后進行的時間，幾乎跟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間一樣長。但最終也沒有取得勝利。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建議杜魯門總統(tǒng)往中國東北投30至50枚原子彈，杜魯門卻撤換了麥克阿瑟。接替麥克阿瑟的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最后在板門店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他說：“美國將軍在一個沒有打勝的停戰(zhàn)書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朝鮮戰(zhàn)爭對美國政治軍事經(jīng)濟的影響還不如它對美國文化心理的影響。它將美國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的喜悅與自信中驚醒。而這種喜悅與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灣戰(zhàn)爭才得以恢復。就美國的中國觀而言，它也意味著某種根本的轉變。龐大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渡過鴨綠江與美國軍隊正面遭遇。這是難以想象的事。一個素來被西方人想象為愛好和平或軟弱無能、熱愛自己的家園但又守不住自己的家園、一再被征服的人民，突然變得強大好斗，將自己的軍隊開赴到他國的領土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開戰(zhàn)。西方人心目中軟弱和順的中國形象，突然變得強大兇惡了。中國龐大的人口已經(jīng)變成龐大的軍隊，令人想起當年的成吉思汗，似乎黃禍的預言再次應驗了。美國軍隊在月光下那片冰天雪地的半島上，被“淹沒在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的黃色大潮之中”。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預示著可怕的末日。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國革命在中國從農(nóng)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也將溢出中國，從中國包圍世界。

　　傳統(tǒng)的“黃禍”恐慌已變成新的“紅禍”恐慌。朝鮮戰(zhàn)爭是造成這種“紅禍”恐慌的最重要的事件。它留給西方，尤其是美國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人數(shù)十分龐大，野蠻亡命、盲目服從的、舉著紅色旗幟，握著蘇式?jīng)_鋒槍的黃種人軍隊。伊薩克斯在談到朝鮮戰(zhàn)爭對美國的中國形象的改變時說：“迄今為止，中國軍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軟弱無力和無能的烏合之眾，然而在突然之間他們變?yōu)閺娪辛Φ奈ｋU敵人。事實上說，微小的美國及其同盟軍隊吞沒在以欺騙手段的技巧隱藏起來的巨大中國軍隊之中，拿馬歇爾上校的話說，這種欺騙手段‘適合于東方人的本性’。結果是以混亂的無序方式混亂地撤退。戰(zhàn)場的新現(xiàn)實十分殘酷無情，但它很快地與隨時可拿來使用的古老神話結合在一起，例如，在馬歇爾上校對一次交戰(zhàn)的描述中，就隱含著上述神話中所有難以名狀的恐懼。[20]那次戰(zhàn)役中，一支美國軍隊‘淹沒在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的黃色大潮之中’。在朝鮮的‘黃色大潮’，席卷了各種各樣的古老記憶。‘新的’形象得以迅速建立，它不僅來自于新敵人的現(xiàn)實，還來自于長期處在時間和記憶深處的素材。蒙古游牧部落又一次出現(xiàn)了�！盵21]

　　朝鮮戰(zhàn)爭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殘暴、兇猛、洪水猛獸式的充滿危險富于侵略性的“紅色游牧部落”印象。除了這場可怕的戰(zhàn)爭之外，似乎還有更多的事件發(fā)生、可以證明西方的“紅禍”恐慌。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在西方人看來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隊強行征服了一個香格里拉式的地方和那里純潔、善良、虔誠的人民。他們認為這是中共擴張與侵略的開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誰也不去想這一事實，即使在1950年之前的美國出的世界和中國地圖上，西藏也屬于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中國在西南解放西藏，在東南進逼臺灣，美國盡管對蔣介石一再失望，但依舊認為蔣介石是西方文明在中國的代表，盡管蔣介石當時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但西方依舊認為臺灣是自由世界的前哨。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隊要解放臺灣，就是入侵自由世界。

　　共產(chǎn)主義運動具有國際性，中國的政治口號又包括解放全人類與世界革命。這一切時時刻刻提醒著一種迫在眉睫的“紅禍”恐慌。朝鮮半島的戰(zhàn)爭結束10年以后，中國似乎又與美國軍隊在支那半島遭遇了。越南戰(zhàn)爭是朝鮮戰(zhàn)爭的某種繼續(xù)。中國盡管沒有派出志愿軍奔赴越南，但中國政府對北越政權的支持像當年對北朝鮮政權的支持一樣。美國家庭相信，他們的孩子被派到越南是去“維持和平”的，沒想到在那里的叢林中卻被共產(chǎn)黨軍隊“屠殺”。絕大多數(shù)生活在小鎮(zhèn)上的典型的美國人，就是這樣感受“紅禍”的威脅的。他們感覺“紅禍”正像死亡的瘟疫一樣在全世界漫延，他們還從傳媒上聽說，中國共產(chǎn)黨政權已開始援助非洲的反政府武裝與社會主義國家，周恩來總理在訪問非洲時公開宣稱，非洲人民的革命時機已經(jīng)成熟了。“紅禍”的恐慌在不斷加強，它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tài)，具有強大的感染力也容不得反思。其實所有美國與中國的沖突，都不是中國到美國去，而是美國軍隊來到中國邊境�！凹t禍”與“黃禍”一樣，都不是現(xiàn)實威脅，而是心理恐慌。

　　六

　　西方人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他們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奪取政權，是繼中國歷史上許多次外族入侵之后的又一次外來勢力的入侵。這種勢力精神上來自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物質上來自于蘇聯(lián)。他們想象這種外來勢力不僅征服了王龍夫婦與蔣介石夫婦代表的那個傳統(tǒng)中國，還將有可能征服世界，建立一個20世紀的蒙元帝國。毛澤東的政論與詩詞，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的歷史，似乎都暗示著紅色中國的擴張前景。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緊閉國門，對西方世界采取敵視與對抗的態(tài)度，就更令人緊張。中國對內施行的獨裁將人民變成極權勢力的工具，瘋狂的工業(yè)化運動又增強了中國的軍事實力，再加上人口膨脹導致的資源危機，中國對外擴張，威脅西方勢力，似乎已經(jīng)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國著名記者哈里森·索斯伯里在他的《中國軌跡》一書中說：“中國……只要我一想到北京政府的言論與行為，我就禁不住地感到后背梁透過一陣寒氣。這是一種種族遺傳的恐懼。現(xiàn)在再談什么‘黃禍’，似乎已經(jīng)不時髦了。的確如此，‘黃禍’就像是某種遙遠幼稚的時代的回聲，老羅斯福，大白艦隊與義和團暴動時代的回聲。然而，為什么中國今天還在號召黃種人、褐色人種與黑人聯(lián)合起來呢？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沙文主義種族主義？難道這只是一種政治宣傳嗎？我不這樣認為�？植勒�籠罩全世界，它從亞洲——東亞聚集起烏云�！�…”薩里斯伯里1966年從香港進入中國采訪，他說他想了解這種中國恐怖，不管是黃禍還是紅禍，究竟是什么意義，有多大威脅。他的結論似乎是，中國恐怖的真正意義是共產(chǎn)黨終將人民變成馴服的、沒有思想與個性的暴力工具，而人民的數(shù)量又不斷增長。而人口的壓力終將“點燃中國侵略的火焰，中國領導人將不得不對周邊國家實行沙文主義，收復故土式的侵略主義與冒險主義……”[22]

　　在西方人離奇的想象中，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征服毀滅了中國，也將征服毀滅世界。用費正清的話說，中國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極權主義的怪獸”(totalitarian monster)。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關于中國的邪惡形象，有諸多特征，諸如內部大屠殺，洗腦或思想改造與精神迫害，經(jīng)濟危機，饑餓與死亡，中國是一個由沒有靈魂沒有個性的機器般的暴政工具組成的大監(jiān)獄，是一個由野蠻、狂暴、好戰(zhàn)、殘忍的士兵組成的大兵營……這些特征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本書可以概括總結出來，但這些特征又與大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緊密聯(lián)系起來，如果此時進行民意調查，尤其是在美國，不同的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上述一些與中國形象相關的特征或印象，他們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想到的并不全面，但匯集起來大家的印象，似乎又沒有什么人可能對其中某幾點有異議。

　　一個邪惡危險的中國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得到大范圍內的普遍認同，尤其是在大眾中，這種印象就更加強烈。正如亨斯曼（C.R. Hensman）在《中國：黃色威脅或紅色希望》一書中有關西方對紅色中國的“黃禍”恐慌的分析：“西方對中國的傲慢與封閉的指責，遠不如對中國的侵略與擴張的指責來得認真。據(jù)西方報道，中國對臺灣與東南亞的美國人，對俄羅斯、對印度、對他的那些鄰國，對錫蘭、印尼，對澳洲、非洲，對古巴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對西歐與北美，都是充滿敵意的。如果中國繼續(xù)這樣發(fā)展下去，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將會是安全的。

　　仔細分析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和其他相關專業(yè)權威人士有關中國外向性發(fā)展的野心、侵略與擴張的論述，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往往在具體細節(jié)上意見并不統(tǒng)一。有一小部分觀察家認為，黃禍之說純屬捕風捉影，他們希望排除對中國擴張主義與侵略的指責。但他們的意見很少得到傳播。除他們之外，絕大多數(shù)人的觀點還是相對統(tǒng)一的，而且有一個清晰可辨的普遍模式。他們都認為中國威脅的確存在，而且形式與特征也很明顯。

　　首先，人們認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意欲在相當長的時期上建立一種‘超級霸權’(super-power)，用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先生的話說，就是‘全球霸權’。有證據(jù)表明，中國認為除了戰(zhàn)爭之外，意識形態(tài)宣傳、外交等手段，都可以顛覆現(xiàn)代世界的財富與權利中心——西方。中國代表的‘農(nóng)村’將包圍西方代表的‘世界城市’。他們的具體步驟是宣傳、派遣代理人、輸送武器，挑起亞、非、拉丁美洲那些知足幸福的人民暴動。中國人還在利用反帝、反殖的理論，乘機占領鄰國的土地。中國人口正在飛速增長，這些人要吃穿，要舒適的生活，而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又遠遠跟不上這種需求，因此，經(jīng)濟方面對資源的需求也會使中國領導人有超級大國的野心�！盵23]

　　亨斯曼概括了西方的“紅禍”恐慌的基本意義。他認為盡管相關說法總有細節(jié)上的出入，但基本意義是相同的。傳統(tǒng)的黃禍與現(xiàn)代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構成西方恐慌的“紅禍”的主要內容。對冷戰(zhàn)的西方人來說，世界被分為基督教、民主、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與馬克思主義、獨裁、社會主義的專制世界。前者被認為是正義的，受到威脅的，后者被認為是邪惡的、侵略性的。在二個世界之間的冷戰(zhàn)中，50年代以后中國逐漸取代了蘇聯(lián)，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人眼里，成為最邪惡的代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四分之一世紀中美國進行的幾場主要戰(zhàn)爭，都是直接或間接敵對中國的。中國代表的“紅禍”，是西方，尤其是美國20世紀中葉最大的惡夢。

　　在西方人的觀念中，狹義的“黃禍”或“紅禍”，僅指軍事上的威脅，而廣義的“黃禍”或“紅禍”，還應包括道德與文化意義上的威脅。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黃禍”說，就包括中國對西方的道德破壞。中國代表著某種東方式邪惡。抽鴉片、裹小腳、虐待女性、欺詐以及種種墮落的享樂活動，都會毒害西方社會。傅滿洲系列小說將這種意義表述得非常明確。所謂“真正的中國威脅是道德上的中國威脅”，是西方一種普遍的關于“黃禍”的看法。隨著20世紀中葉“黃禍”變成“紅禍”，道德文化威脅的內涵也有所變化。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獨裁暴政對人性的摧殘，動搖了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整個道德文化體系。所以，中國政府施于中國人民身上的暴政，也同樣施于普遍人道身上。從這一角度上看，中國內政的極權暴行，從政治屠殺到思想專制、從對個人自由的摧殘到對家庭生活的破壞，從剝奪私有財產(chǎn)到集體饑荒，都可以作為威脅人道的邪惡納入“紅禍”范疇。羅伯特·艾利根(Robert S. Elegant)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提出的最終的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黃禍終于出現(xiàn)了，盡管并不像霍莫爾·李和威廉·魯?shù)婪颉ず账固刈畛躅A測的那種形式。中國的苦難引起了人道主義問題，挑戰(zhàn)著普遍的人性……成千上萬的成年人在痛苦與死亡中掙扎，又有成千上萬的兒童因為饑餓而發(fā)育不良，疾病纏身。即使這種災難完全是由他們自己的政府造成的，其他富裕的國家難道就可以坐視不管，任那里的人忍受饑餓？……這是人道主義的問題，沒有人可以逃避，中國的災難也會導致世界的災難。所謂人道主義的困境，掩蓋的是非常實際的問題。是否在道義上可以容忍這種罪惡與苦難存在。事實上黃禍的確存在，中國不僅從自身的災難威脅著這個世界，而且他們在自身的災難迫使下，還可能鋌而走險地侵略征服這個世界�！盵24]

　　具有多重含義的“紅禍”恐慌，流行于整個50－60年代的北美與西歐，已變成一種大眾神話，沒有人認真地追問或分析它究竟有多少真實性，更少有人意識到或提出懷疑。各類傳媒，從民間到官方，自覺不自覺地都在重復這同一個可怕的傳說。20年前費正清將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稱為“我們的中國傳說”�；蛟S從來都是傳說，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可愛的還是可怕的。因為不久西方關于同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這種面目全非的轉化，使我們懷疑的不是某一個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及其產(chǎn)生這種形象的方式與特征，而是西方的中國形象構成的本質，懷疑西方文明認識異邦的客觀能力本身甚至有關客觀認識的假設是否得當�；蛟S所謂客觀的認識這一假設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們分析不同時代西方關于中國形象的變異與極端化表現(xiàn)，并不是希望證明某一個時代西方的某一種中國形象錯了而另一種就對了，或一種比另一種更客觀或更真實，而是試圖對其二元對立的兩極轉換方式進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結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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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48, PP310-312. 這段話僅見于1948年這一版本。1959年以后的修訂版中，費正清刪去了這段話。

　　[2]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By John King Fairban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p268.

　　[3]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y Jack Belden, PP71、83-89.

　　[4] 參見China Shakes the World, pp463-513, Part XIV: Chinese Horizon, 59 Power, 60 Property, 61. Liberty.

　　[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6]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By Richard L.Wal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4.

　　[7] 參見Letters From Peking, By Pearl Buck, London: Methuen, 1957.

　　[8] 參見“600 Million Chinese” By Robert Guillain, Trans. by Mervyn Savil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Inc. 1957, pp1-18, 111-124. Chapter 1: the Chinese Are no Longer the Same, chapter 8: Blue Ants.

　　[9] New York Times, 10 October, 1955.

　　[10] When Iron Gates Yield, by Geoffrey Bull, 有關該書的相關評論，見Guy Wint: “Spotlight on Asia”, Penguin Books Ltd, 1955, PP108-112. 引文亦出自此Guy Wint這本書中對中國的論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西方50年代較有代表性，影響也較大。

　　[11] 600 Million Chinese, p121-124, 該書的另一個英譯本書名就叫《藍螞蟻——紅旗下的六億中國人》“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Secker & Warburg, 1957.

　　[12] The Anthill: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y Suzanne Labin, Trans. by Edward Fitzgerald,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60, P100.引文系張美芳譯。

　　[13] 轉引自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p157.

　　[14] Land Behind Walls: A Journey to China, By Lorenz Stucki, Neue Zürcher Zeitung, Zurich, 1964, P7-8.

　　[15] 《美國的中國形象》，第290－291頁。譯文參照原著略有改動，見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By Harold R. Isaac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8, P209。伊薩克斯寫作時粗略地翻閱了美國有關中國方面的出版物，發(fā)現(xiàn)從1890到1940年間，就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的標題中，用了蘇醒的龍這一意象。

　　[16] 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法律上之政府”，并于1950年上半年開始與中方舉行建交談判。具體歷史情況參見《20世紀的中英關系》第8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英關系”。

　　[17] 轉引自《2000年西方看中國》，周寧編著，下卷，團結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915頁。

　　[18] Life, November 20, 1950, 轉引自《美國的中國形象》，第327頁。

　　[19] 參見Century of War, By Gabriel Kolko,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404.

　　[20] 《鴨綠江夾擊》，紐約，1953，第210頁，斜體補充。里格斯在他對中國紅色軍隊的研究中，通常稱他們?yōu)椤棒魃�人群”——原書注�?/p>

　　[21] 《美國的中國形象》，伊薩克斯著，第321－322頁。重點號系引者所加。

　　[22] Orbit of China, By Harrison E Salisb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P3-4, 171.

　　[23] China: Yellow Peril? Red Hope? By C.R. Hensman,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8, P17-18.

　　[24]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By Robert S. Elegant, London: Methuen, 1964,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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