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四川的地震悲劇，也許有助于驅(qū)散一些我們舊有的偏見：新一代的中國學生都是唯物質(zhì)論者，而且很自私。

　　自從2004年開始我就在清華大學教授政治理論。我發(fā)現(xiàn)，基本上每個學生都被做有助于社會的動力所激勵著。所以當我看到地震的消息剛剛傳來的時候，數(shù)以百計的清華學生們徹夜不眠的在紅十字血站排隊獻血，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而更有些學生，已經(jīng)趕赴了遠在1000公里以外的災區(qū)，去分發(fā)救援物資。

　　現(xiàn)在我希望這場悲劇能夠驅(qū)散另外一種虛假的印象：中國的年輕人都是盲目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管好與壞，都為這個國家歡呼。

　　清華是中國最有聲望的大學之一，而其自身擁有很強的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胡錦濤主席就是這所學校的畢業(yè)生，而很多的我的同事都是共產(chǎn)黨員，學生中黨員的數(shù)字也為數(shù)不少。

　　但是清華的氛圍卻并不是保守的。最受歡迎的是那些傾向于公開批評當代中國的課程。在私下里，學生們深受審查之苦。在課堂上，學生們的問題大多帶著批判性色彩，而我為了平衡甚至不得不引入一些“政府是正確的”觀點。

　　三月份的事件發(fā)生以后，我恰好講課講到洛克的保守民主思想的部分。有學生問 “反抗的權(quán)力”是否能夠給當下事件增添正當性，考慮到課堂時間的寶貴，我不得不強行終止了這樣的討論。而下一周，當我們討論以賽亞柏林的自由概念的時候，有學生提到了一本的德國雜志上面有關(guān)中國奧運的負面插圖。又一次，為了不讓這一切失控，我不得不站在奇怪的去終止學生討論的立場上，

　　當四川地震剛剛發(fā)生之后，有學生告訴我這場災難是來自老天的懲罰，而政府要去作出補償。另外一個則指責當?shù)卣�府瞞報新聞的態(tài)度。

　　而幾天以后，我按計劃講授約翰羅爾斯的公正理論。這時候中國的地震災情已經(jīng)明晰，而整個國家的情緒也已經(jīng)轉(zhuǎn)向。上課之前，有學生們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希望我能夠用更多的有形的例子講述原理。所以我絞盡腦汁的思考。

　　最后我找到了一個。根據(jù)羅爾斯的理論，國家首先要考慮到共同體中最底層的人們。但 “共同體”的含義是什么？國家對于這些人的援助義務是不是已經(jīng)超出了國家應該遵守其內(nèi)的邊界？舉例來說，緬甸的風災造成了比中國的地震更多的死亡。中國還應該幫助緬甸風災中的受害者們嗎？即使這意味著將減少中國的救援力量？

　　當我結(jié)束的時候，課堂出人意料的平靜。我明確感受到了敵意。最終有學生說，中國政府當然應該首先幫助中國人。但是為什么？我問。另外一個學生說，這很明顯啊，受害者是中國人啊�！暗�是為什么？為什么應該首先幫助中國人？”我問，請給我理由。

　　一些學生開始大聲起來。根據(jù)羅爾斯的公正理論，并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機構(gòu)可以承擔分發(fā)救援的責任。中國人向中國政府納稅，所以國家對于他們有特殊的義務。所以中國政府不能夠把更多的精力給緬甸人民，即使它想這么做。

　　我回答說，緬甸政府在幫助人民的時候做的并不好。而中國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施加影響。一個學生評論說外國的自由主義理論也許并不適應于中國。我本來想說的是，儒家也有證實幫助那些被壓迫的外國人正當性的理論。但很遺憾，下課了。而且這一次，我看起來并不那么受歡迎。

　　當我回家以后，我意識到了我闖進了敏感的領(lǐng)域。中國的電視中全是有關(guān)地震的災難景象，軍人們費力的跋山涉水趕去災區(qū)救援受災者。而即使是談話中人們也依舊關(guān)心受害者們。我為自己的“執(zhí)迷不悟”向?qū)W生們發(fā)了一封電郵道歉，“清華學生們的支持地震受害者們十分令人佩服，而我也不是執(zhí)意的要讓我們在兩場悲劇中做出選擇。

　　一個學生回信說，“你說這個例子不是你執(zhí)迷不悟。只是我們有著清晰而且深厚的認同感。”這看起來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尤其是在災難的時候，人們關(guān)心自己身邊的人，這是很正常的。我自認為對于中國人并不是一無所知，但我仍不能夠有效的把握住他們看問題的方式。

　　或者這只是有關(guān)時機的問題吧。想象一下，一位在紐約的教授，911之后問學生們捐助是用來救助此次災難中的受害者還是用來救助國外戰(zhàn)爭中的災民會起的作用更大。他可能也被咆哮著趕出了教室。但一年之后，這個問題就是可以被討論的了。我猜我面臨的問題是，從現(xiàn)在起一年之后，我和我的學生們是否還會去爭辯中國的全球義務這個問題。（編譯：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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