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需要區(qū)分的詞

　　在英語學界中，現(xiàn)在至少有兩個詞可以被用來界定勞苦大眾的身份。一個是underclass，一個是subalternate groups。前者在嚴格意義上應該譯為“下層階級”，后者則通常被譯為“底層群體”，在很多時候，也可簡稱“底層”（subaltern）。在中國社會學界，很多人認為“下層階級”和“底層群體”、underclass和subaltern這兩個詞沒有什么實質(zhì)的區(qū)別，因而是可以相互替換的。

　　然而，事實上，無論是在價值取向上，還是事實判斷上，這兩個詞都截然不同，每個詞都有約定俗成的意義和預設，由此推導出的政策取向也大相徑庭。

　　Underclass，從字面上就能看出來，它由under和class兩個部分組成。Class這個后綴告訴我們，這個詞歸根到底仍然屬于社會學“階級分析”（class analysis）的范疇——盡管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你可以把它翻譯為“階級”，在韋伯主義的意義上翻譯為“階層”；
而under這個前綴則表示，它是一個低于××階級的階級，說白了，是一個比工人階級還低的（新）階級。

　　說到這里，就有必要講一下underclass這個詞的由來。這個詞很早就被“發(fā)明”出來，但真正引起廣泛討論是在1970年代末。在此之前，那些沒有技能和文憑的工人階級的子弟即使“不好好學習”，也仍然可以謀得一份“工人階級的工作”。要知道，隨著戰(zhàn)后福利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近兩百年的工業(yè)化進程，工人階級已不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繪的工人階級，而是一個福利和組織水平大大提高、有著共同經(jīng)歷和意識的“階級”。但到了1970年代末，去工業(yè)化（de-industried）和制造業(yè)資本轉(zhuǎn)移的浪潮席卷歐美，市場上已不能再提供充足的“工人階級的工作”。于是，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情況，那就是大規(guī)模的青年長期失業(yè)。這些長期失業(yè)的青年人，沒有技術，也沒有文憑，更糟糕的是，他們整日里吊兒郎當，甚至偷雞摸狗、違法犯罪，或者寧可依賴公共福利和社會救濟，也不去做那些“臟亂差”的活，讓來自第三世界來的移民“搶”去了工作——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簡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的社會渣滓。于是，下層階級（underclass）這個詞就被專門用來指稱那些缺乏技能和訓練，經(jīng)歷過長期失業(yè)或不能成為勞動力的人，包括那些參與街頭犯罪和其他形式越軌行為，并且其家庭長期遭受貧困或需依賴福利供給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被看作了一個單獨隔離開來的、處于傳統(tǒng)的階級分類模式之外的“新階級”。關于這個階級的成因，各種版本的“下層階級議論”（underclass talk）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一個觀點是，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貧困的文化”或“下層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使他們不求上進、自甘墮落。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選擇的，該為他們這種境況負主要責任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或機構(gòu)。

　　Subaltern代表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取向。從詞源上說，葛蘭西是最早在“底層”這個意義上使用subaltern一詞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資本主義對底層的統(tǒng)治必須通過底層自身的認可才能夠?qū)崿F(xiàn)，從而將“支配”、“霸權(quán)”這樣的因素納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之中。后來的學者從葛蘭西那里借用了這個詞匯，并把它應用到范圍更加廣泛的社會分析中去。其中最為有名的，是以查特吉、斯皮瓦克、查克里巴蒂等人為代表的南亞“底層研究”學派。這個學派主張底層群體生活在一個與精英完全不同的場域，有著自己的行動邏輯和政治空間，簡單地移植那些分析精英的概念和方法來分析底層是缺乏解釋力的，且往往導致嚴重的誤解。

　　事實上，南亞“底層研究”學派并不是唯一使用這個術語的學術流派，英國的伯明翰學派、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也更喜歡subalternate groups一詞而不是underclass。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條就在于，subaltern不像underclass那樣，預設那些最貧困的人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品行、道德和稟賦問題而自暴自棄、自甘墮落，相反，研究這些人的行為，一定要關注他們自身的經(jīng)歷和體驗，強調(diào)結(jié)構(gòu)性因素與個人的主體性因素之間所發(fā)生的復雜的互動。

　　二、中國的現(xiàn)實是“下層階級”還是“底層群體”？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面對中國目前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青年，我們究竟是用下層階級，還是底層群體這個概念來界定他們更為合適呢？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失業(yè)青年幾乎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那些失業(yè)青年的翻版，使用下層階級一詞來概括他們似乎沒有太大的爭議。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推敲，就會發(fā)現(xiàn)兩個嚴重的問題。首先的一點就在于，我們不可能像西方學者主張的那樣，認為先有一個工人階級存在，再將這些失業(yè)青年看作是一個位于工人階級之下的新階級或新階層。的確，中國確實曾經(jīng)有過一個高度組織化的、享受良好福利待遇的“工人隊伍”，但這已經(jīng)是一個歷史名詞，他們留給現(xiàn)在的城市青年的，不是西方發(fā)達工業(yè)國家里工人階級留給其子女的工人階級文化，而是對于做工人這回事的可怕的社會記憶�，F(xiàn)在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中國的工人階級正在經(jīng)歷一個“階級再造”的過程，傳統(tǒng)的工人階級已經(jīng)解體，新的工人階級尚在發(fā)育；
另一方面，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不管是在工廠里做流水線的工人，還是在所謂“非正規(guī)經(jīng)濟”中謀生，或者處于長期失業(yè)的狀態(tài)中，他們的生計和生活都是脆弱的和不確定的，而且，這幾種身份之間的轉(zhuǎn)換也及其頻繁。換句話說，在中國，那些被排斥在雇傭工作世界之外的、處于社會邊緣的人，不管他是長期失業(yè)、間歇性失業(yè)，還是依賴黑色收入維生，都并沒有成為一個新的什么階級，而是與在勞動力市場上出賣體力的勞動者一道，構(gòu)成了正在形成的“底層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有的人是“弱勢群體”，失去生活來源的陰影就像齊脖的洪水，隨時會將他們淹沒，有的人則不能歸入此類——底層更像是一個自我維系的生態(tài)圈，人們有分化和分工，也有互惠和共生，但他們都無法突破這個被封鎖的世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正如我們在前面介紹的那樣，由于將道德墮落、婚姻不穩(wěn)定、違法犯罪視為下層階級的標志性特征，underclass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被“污名化”了。如果政策的制定者像主張下層階級理論的學者那樣，也認為年輕人和下崗工人不去就業(yè)，是懶惰和喪失市場能力，從而主張減少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提高救助的門檻，以逼迫他們走向市場，甚至在打擊青少年犯罪和鎮(zhèn)壓社會運動中推行“零容忍”的政策，那么結(jié)果可能恰恰會適得其反。失業(yè)者的行動邏輯絕不能僅僅從文化、品性、稟賦這樣的因素中去尋找。英國1980年代教育改革的失敗教訓就表明，忽視了教育對象自身的感受和體驗，不去改革那些制造歧視和分化的制度及教學規(guī)范，即使那些大力推行職業(yè)技能培訓的政策帶有提高下層階級“參與市場的能力”的良好意愿，也不會被人們所接受，人們會抵制它、逃避它，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國家設計的套路去謀生；
而發(fā)生在法國的騷亂和大罷工，則再一次讓我們看見了政府忽視底層力量、漠視底層訴求，將失業(yè)青年當作社會渣滓來對付所導致的惡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底層研究”學派所提倡的視角和方法，將比“下層階級理論”帶給我們更多的啟迪和幫助，而這，也將比我們僅僅糾纏于是使用underclass還是subaltern這樣的詞匯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始終要記住的是，詞匯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那些預設所可能把人們引導到的那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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