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一貫堅決反對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本文所指的“兩個中國”的概念，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 一切旨在將臺灣分裂出中國的企圖和活動。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曾指出：“兩千年以來，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一直是達到大一統(tǒng)之下的所有中國人的團結(jié)。西方關于‘兩個中國’的概念實際上受到從周恩來到蔣介石的每一個中國人的譴責。真正的問題并不是‘兩個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獨立的臺灣的問題。獨立的臺灣仍然是我們1949年以來對華政策的主要果實。”[2] 的確，雖然“兩個中國”的概念有種種翻版，例如“一個中國，一個臺灣”、“一個中國，兩個政府”、“臺灣地位未定”、“臺灣獨立”等等，中心問題卻只有一個，即是否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對于中美關系中這個實質(zhì)性問題的來龍去脈，迄今為止美國出版的有關論著或者是輕描淡寫，或者是遮遮掩掩。本文主要利用美國近年來銷密的一些政府檔案材料，說明從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美國政府一直以將臺灣分裂出中國作為其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美國搞“兩個中國”的活動盡管時隱時現(xiàn)，卻一直是精心策劃的。

　　一

　　對于1948年底至朝鮮戰(zhàn)爭前夕那一時期的美國對臺灣政策，資中筠同志做了透徹的揭露和分析，[3] 這里僅僅做一些補充。當時的杜魯門政府考慮過以各種手段阻止新中國政府控制臺灣和澎湖列島，因為它們在美國人眼中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價值。然而從新中國成立到1950年初的幾個月里，以國務卿艾奇遜為代表的主張對臺灣“撒手不管”的意見暫時占了上風，美國政府文件和杜魯門聲明都承認臺灣屬于中國。但是，只要國民黨勢力還沒有被消滅，美國就不準備完全拋棄它。新中國剛剛成立，“兩個中國”的概念就出現(xiàn)在美國官方文件上。1949年10月2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題為《美國關于亞洲的立場》的報告宣稱，“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盡一切努力防止承認共產(chǎn)黨政權為中國的唯一政府。承認在部分中國領土上的共產(chǎn)黨政權，又繼續(xù)承認在非共產(chǎn)主義的中國領土上的另一個政府，這種可能性應當探索�！盵4] 這個提法，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兩個中國”這冊的最初方案。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美國統(tǒng)治集團中，特別是在軍方，存在著一股相當有影響的勢力，對于即使是勉強承認臺灣為中國領土的意見也堅決反對。例如，當時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的喬治·凱南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首先，我從來就看不到把臺灣歸還中國的正當理由，……我還在1949年建議，我們應當重建盟軍最高司令部（在日本的美軍司令部—譯注）對該島的權力，并且在能夠做出滿意的安排之前控制住它�！盵5]

　　事實是，1947年7月凱南向政府建議派遣美軍去阻止國民黨軍隊撤退到臺灣。他希望讓臺灣留在日本占領之下，在當時也就是由美國控制。[6]

　　如果說凱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國政府中主張優(yōu)先考慮歐洲，貶低中國的重要性，對蔣介石政府較為反感的人，那么麥克阿瑟關于臺灣的觀點更加引人注目。麥克阿瑟已蔣介石的堅定支持者著稱，主張優(yōu)先考慮亞洲，然而他心底里并不支持國民黨政權撤到臺灣。在1949年12月的一次秘密談話中，他聲稱在法律上臺灣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國民黨政府不過是為同盟國政府代管臺灣。他還說：雅爾塔協(xié)議以來的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了如此的變化，以至于沒有義務把臺灣交給中國國民政府；
相反，應把它建成一個獨立的自治國家。[7]

　　當麥克阿瑟的觀點被匯報給杜魯門時，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中共軍隊將于1950年底之前攻占臺灣。美國政府此時感到無能為力，決定由杜魯門于1950年1月5日親自發(fā)表關于不干涉臺灣的聲明。美國統(tǒng)治集團內(nèi)以武力占領臺灣的主張暫時受到壓制。

　　為了說服國會內(nèi)保守勢力接受杜魯門聲明，艾奇遜于聲明發(fā)表的幾小時之前約見“院外援華集團”的兩個頭面人物——參議員諾蘭和史密斯。艾奇遜在臺灣問題上不愿公開干涉的目的，正如他向兩個參議員所解釋的，是想趁蘇聯(lián)影響在中國立足未穩(wěn)時，改善美國在中國的形象，制造中蘇分裂；
[8] 也正如他在此之前所透露的，“如果我們想要使當前對臺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須小心掩蓋想使臺灣脫離大陸控制的意圖。”[9] 然而到了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時，正是這個艾奇遜第一個提議派遣第七艦隊進占臺灣海峽。

　　就在杜魯門聲明發(fā)表的半個小時前，還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當聲明草稿被散發(fā)給最高層領導人征求意見時，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要求對一段關鍵性語句做出修改。這段草稿原文是：“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無掠奪的野心。美國無意在臺灣獲得特別權力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或使臺灣脫離中國�！盵10] 布萊德雷對于“或使臺灣脫離中國”這幾個字表示關切。他認為，當共產(chǎn)黨力量向南方挺進的形勢出現(xiàn)時，美國人可能想讓臺灣脫離中國。杜魯門就此同艾奇遜商議，艾奇遜同意將這幾個字刪去，雖然他本人寧愿保留原文不動。[11]最后杜魯門宣讀的聲明中，“或使臺灣脫離中國”的字句消失了。

　　與此同時，布萊德雷的另一條意見也得到了采納。他建議在“美國無意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一句中加進“目前”一詞。杜魯門告訴艾奇遜，布萊德雷“希望加入此短語，因為一旦爆發(fā)戰(zhàn)爭，我們也許必須在臺灣取得基地�！盵12]

　　對讀魯門聲明草稿這一加一刪，就為日后美國在臺灣海峽的武裝干涉埋下了伏筆。以上事實不僅表明美國政府早在朝鮮戰(zhàn)爭之前就準備必要時以武力使臺灣脫離中國，而且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美國外交的決策過程，特別是在有關戰(zhàn)略問題的決策過程中總統(tǒng)、國務院和軍方的相互牽制關系。冷戰(zhàn)時期兩大陣營的緊張對峙，加上美國國內(nèi)反共浪潮的高漲，使軍事戰(zhàn)略方面的考慮在美國外交中常常處在優(yōu)先地位，從而使美國軍方勢力在外交決策中具有相當大的發(fā)言權和影響力。

　　美國軍方眼中“臺灣的戰(zhàn)略重要性”，促使政府決策機構提出除同新中國進行全面戰(zhàn)爭以外的種種方案，以求控制臺灣。上文引用的1949年10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見一成立一個包括臺灣當局在內(nèi)的反共的“太平洋聯(lián)盟”。該文件還提出，“美國應該取得對臺灣和澎湖的所有權，并將它們轉(zhuǎn)交太平洋聯(lián)盟托管”；
為此目標應采取三個步驟：第一，“應在一個和平協(xié)議中從日本取得（對臺灣和澎湖）的所有權，通過同國民黨中國的談判使得中國放棄要求；
” 第二，通過聯(lián)合國進行托管；

第三，設法使美軍在戰(zhàn)時能使用臺灣作為基地。[13] 以后發(fā)生的事實證明，美國政府正是在這三個方面進行活動，企圖使臺灣脫離中國的。

　　二

　　從表面上看，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美國對臺灣的政策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zhuǎn)彎：1950年1月5日的杜魯門聲明說“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臺灣）現(xiàn)在的局勢”，[14] 而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
1月15日的聲明明確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6月27日杜魯門卻宣稱，“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jīng)由聯(lián)合國的考慮”，[15] 制造了“臺灣地位未定論”。

　　如果對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美國關于臺灣的一些列活動和有關文件做一番考察，不難看出美軍封鎖臺灣海峽并非美國對華政策上的“急轉(zhuǎn)彎”。實際上，以前美國政府在強調(diào)臺灣戰(zhàn)略地位的同時之所以沒有進行武裝干涉，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提到的艾奇遜等人在政治上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軍方領導人感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能力有限，在臺灣海峽動武，恐怕會顧此失彼。朝鮮半島上的沖突使政府中主張對臺灣采取“堅決措施”的人為美國進行軍事干涉找到了機會和借口。[16]

　　盡管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的美國政策存在著內(nèi)在的連續(xù)性，朝鮮戰(zhàn)爭畢竟嚴重影響了中美關系。特別是在侵朝美軍遭到中國志愿軍的沉重打擊之后，美國統(tǒng)治集團對新中國的仇恨達到了頂點。中美的直接軍事對抗，打破了艾奇遜等部分美國決策者原來懷有的使中蘇疏遠的模糊的希望。麥卡錫主義更加猖獗，主張對新中國采取現(xiàn)時態(tài)度的人士遭到迫害。同朝鮮戰(zhàn)爭前相比，臺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統(tǒng)治集團眼中由一股令人煩惱、絕無希望的殘余勢力，變成世界反共斗爭中必不可少的馬前卒，即由包袱變成了工具。維持蔣介石集團的生存并進而把它扶植成為對新中國政權的有力威脅，變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在朝鮮戰(zhàn)爭前的幾個月內(nèi)曾被看成對美國安全并非利害攸關的臺灣島，這時成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安全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但在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政府一直宣傳新中國政權“不得人心”，“危機四伏”，暗中卻不得不承認，在可預見的將來北京政府不大可能垮臺或被推翻，而國民黨“反共復國”成功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新中國的鞏固是美國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xiàn)實。在這種背景下，“兩個中國”的政策處在醞釀之中。

　　美國在朝鮮戰(zhàn)爭時期策劃“解決臺灣前途的問題”的第一次公開活動，是在1950年秋天聯(lián)合國大會召開期間進行的。9月中旬艾奇遜向英法兩國提議成立一個聯(lián)大委員會，研究臺灣地位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杜魯門也通知聯(lián)合國秘書長，美國將“歡迎聯(lián)合國考慮臺灣問題�！盵17]

　　美國在這個時機要求聯(lián)合國就臺灣問題采取行動，是有其緊迫感與明確動機的。美國出兵朝鮮打的是聯(lián)合國的旗號，它武裝干涉臺灣卻是單獨干的。假如聯(lián)合國能調(diào)查臺灣局勢并通過決議支持美國插手，美國就容易找根據(jù)未自己的軍事干涉辯解，中國對美國侵略的指責，也容易轉(zhuǎn)移到聯(lián)合國頭上。一句話，美國企圖操縱聯(lián)合國，使其對中國內(nèi)政的干涉“合法化”。

　　同年10月，杜勒斯提出四點綱領，作為美國在聯(lián)合國立場的基礎，并得到了艾其遜的同意。第一點涉及臺灣人民的意愿。杜勒斯承認，在開羅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達成的協(xié)議確認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時得到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歡迎；
但他又說，從那以后中國大陸上出現(xiàn)了一個新政府，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協(xié)定不應該被用作把大陸政府“強加”給臺灣本地居民的工具。第二，杜勒斯提出臺灣在歸回中國后“自治”的可能性。第三點是關于臺灣“永久中立化”的問題。第四，美國希望臺灣保持同日本的密切的貿(mào)易關系。[18]

　　但是，美國在聯(lián)合國關于臺灣的活動很快就擱淺了。11月15日杜勒斯主動要求無限期推遲辯論。因為10月下旬以后朝鮮戰(zhàn)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美軍出乎意料地遭受中國志愿軍的猛烈打擊而潰退，證實了志愿軍的規(guī)模和戰(zhàn)斗力，美國開始考慮同中國進行全面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可能性。因此杜勒斯說，由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急劇和大規(guī)模地擴大干涉”，朝鮮半島的局勢已經(jīng)“使整個地區(qū)可能被侵略戰(zhàn)爭所淹沒”。[19] 但就臺灣問題而操縱聯(lián)合國，顯然已經(jīng)不是美國的當務之急了。在杜勒斯看來，“若在此討論臺灣未來的前途，將是帶點學究氣的”。[20]

　　美國國務院要求聯(lián)大推遲辯論臺灣問題，也是考慮到其他不利因素的結(jié)果。首先，美國和英國同為提議向臺灣派遣聯(lián)合國觀察團的提案國，但兩國在提案所要達到的目標上看法不一致。英國已經(jīng)承認新中國，美國疑心英國會由于想同中國就香港問題達成諒解而不顧美國在臺灣的利益，至少有可能在辯論中不明確支持美國的立場，造成尷尬局面。其次，臺灣當局對美英提案和美國企圖撕毀開羅宣言十分不滿。國民黨駐聯(lián)合國“代表”蔣廷黻找杜勒斯談話，提出派聯(lián)合國觀察團去臺灣將會損害國民黨的利益，一方面會造成國民黨只不過是“流亡政府”的印象，另一方面限制其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的自由。美國不得不考慮臺灣當局的立場。

　　此外，杜勒斯等人也擔心在聯(lián)合國辯論臺灣問題會使杜魯門政府同許多共和黨人的分歧尖銳化。杜勒斯認為，擬議中的聯(lián)合國提案會被共和黨右派解釋為放棄美國對臺灣前途的單獨控制，進而加以攻擊，而這個時候正需要避免國會插手這一“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有爭議的問題”。[21]

　　美國利用1951年9月簽訂的對日和約再臺灣歸屬問題上做文章，造成的后果遠遠超過在聯(lián)合國的試探性舉動。美國在簽訂對日和約時的主要設計師和談判代表是杜勒斯。他原先設想過同時邀請蔣介石的代表和新中國的代表參加對日媾和會議，但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打消了這個想法。[22] 者對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都被排斥在合約之外，合約就是不完整的，因為畢竟中國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和重要的抗日力量。另一方面，無論是那一方的中國人出席舊金山會議，美國制造“臺灣地位未定”的做法都達不到目的，因為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在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問題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立場都是堅定不移的。

　　在舊金山會議的準備工作中，杜勒斯率先反對新中國的代表出席，借口是美國同中共在朝鮮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而且美國仍然承認國民黨當局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臺北代表出席。為解決這個矛盾，杜勒斯接受了英國提出的一個妥協(xié)方案：在同盟國監(jiān)督對日占領的遠東委員會中，如有2/3以上的成員國贊成哪一方代表中國參加會議，就邀請哪一方。12個成員國（中國被排斥在外）的表決結(jié)果是一半對一半。[23] 于是新中國代表和臺灣當局代表都未出席舊金山會議。

　　美國和英國于1951年6月起草的關于對日和約的聯(lián)合聲明草案，提議“日本放棄其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而“該條約的本身將不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歸屬”。[24] 結(jié)果，舊金山對日和約包括了一個條款，規(guī)定日本放棄它在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權利和特權，該條約卻沒有一處明確聲明這些是中國的領土。同時，杜勒斯還告訴日本政府，只有日本同臺灣國民黨當局單獨簽訂一個條約，美國參議院才能批準對日和約。[25] 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只得同意照辦。[26]

　　蔣介石此時的處境也十分困難。杜勒斯要求臺灣當局盡快同日本簽訂一個雙邊“和約”，其有關臺灣歸屬問題的條款要同舊金山對日和約一致。蔣介石政權不能冒喪失美國保護的風險，只得吞下這個苦果。美國私下進行的活動和授意簽訂的這些條約，旨在給制造“臺灣獨立”的種種方案開綠燈，進一步暴露了美國政府對臺灣政策的目標。

　　杜魯門政府就臺灣的“法律地位”問題所進行的有計劃的活動沒有在華盛頓引起什么爭論。但是在對臺政策的其他方面，政府內(nèi)部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意見。在1951年和1952年，以國務院為一方，國防部和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為另一方，經(jīng)常出現(xiàn)策略上的分歧，其范圍涉及整個對華政策。

　　在艾奇遜任國務卿期間，他一直期待出現(xiàn)并且企圖制造中國共產(chǎn)黨人同蘇聯(lián)的嫌隙，并以此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同時他還指望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部出現(xiàn)分裂。艾奇遜在1951年5月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說，他真正想要做的，是不讓臺灣落在一個不友好的中國手里，如果出現(xiàn)一個對美國友好的中國，那么臺灣的地位問題就可以重新考慮。[27] 因此，它對于要求無限度地增加國民黨實力的政策主張持批評態(tài)度。1951年5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的48/5號文件反映了艾奇遜的意見。該文件說，“出現(xiàn)一個既控制中國又控制臺灣的非共產(chǎn)黨政府將符合美國利益”，并且建議，“美國的支持應分別給予臺灣及大陸上的反對力量�！盵28]

　　同艾奇遜的意見相對立的，是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從軍事戰(zhàn)略出發(fā)的主張。他們堅持說：“軍事觀點應當壓倒一切，應當統(tǒng)帥美國（對臺）政策。”[29] 1952年3月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128號文件強調(diào)臺灣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極端重要性”，還提出了三點政策主張：第一，在必要時采取單方面行動，確保臺灣能用作美國軍事基地；
第二，第七艦隊繼續(xù)行使保護臺灣的使命；
第三，發(fā)展臺灣的軍事潛力。[30] 事實上美國軍方一直把臺灣國民黨軍隊看作是美國“可利用的人力的最好來源”。[31] 在許多美國高級軍人看來，美國甚至應該動用自己的軍隊去支持國民黨軍隊進攻大陸�？偟恼f來，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杜魯門政府更加強調(diào)臺灣對美國“戰(zhàn)略重要性”，而軍方在決策過程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美國對臺政策上的政治考慮往往讓位于軍事考慮。

　　三

　　當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任用杜勒斯為國務卿后，美國共和黨政府在對華關系上的第一個舉動就是1952年2月宣布的“放蔣出籠”政策。在艾森豪威爾的首次國情咨文中，他下令“不要再使用第七艦隊來屏障共產(chǎn)黨中國”。[32] 意即不再限制國民黨軍隊進犯大陸。艾森豪威爾在它后來寫的回憶錄里說，他當時發(fā)表慈祥聲明的真正意圖，僅僅是警告中國共產(chǎn)黨人，壓中國在朝鮮停戰(zhàn)談判中讓步。[33] 盡管艾森豪威爾聲稱他的命令并不表示美國對中國有侵略意圖，他的行動只能使中國人民相信，在支持臺灣當局反共、阻撓中國統(tǒng)一方面，它比他的民主黨前任走得更遠。

　　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剛剛簽字，美國政府和臺灣當局就開始舉行關于協(xié)防臺灣問題的談判。在此期間，美國同西太平洋地區(qū)的國家簽訂了一系列雙邊軍事協(xié)定，特別是成立了具有強烈反共色彩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同時，美國增加對臺灣的軍事援助，國民黨軍隊加強對大陸沿海地區(qū)的騷擾。針對這種威脅，中國解放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連續(xù)展開。1954年12月，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正式簽訂。

　　從美國方面說來，“共同防御條約”是企圖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永久化的重要步驟。通過該條約，美國不但承擔了繼續(xù)向國民黨軍隊提供援助，提高其作戰(zhàn)能力的責任，而且得以在需要時動用美國的軍事力量阻止大陸同臺灣的統(tǒng)一。該條約使美國得到的好處是正式完成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zhàn)略部署，從日本北部開始，經(jīng)南朝鮮、琉球群島、臺灣、澎湖列島、菲律賓，南下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形成了一條“島嶼鎖鏈”，而臺灣是這條鎖鏈上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但是，對于簽訂“共同防御條約”，艾森豪威爾政府不是沒有顧慮的。同西太平洋地區(qū)的一系列軍事條約簽訂之后，美國希望暫時維持現(xiàn)狀，鞏固已取得的戰(zhàn)略地位，不愿在朝鮮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不久就輕易大規(guī)模動武。美國決策者一方面堅持“不讓臺灣落入共產(chǎn)黨手中”的戰(zhàn)略考慮，另一方面又擔心蔣介石會利用同美國的條約把美國拖入一場新的內(nèi)戰(zhàn)。美國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特別是一些軍方領導人，確實主張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戰(zhàn)爭手段來推翻中國政府。但是杜勒斯私下表示，美國政府不愿承擔支援國民黨軍隊進攻大陸的義務。在簽訂“共同防御條約”的同時，美臺雙方交換了由杜勒斯和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簽署的照會，其要旨是，在未經(jīng)美國允許的情況下，臺灣不得對大陸主動采取軍事行動。[34] 事實證明，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等主要決策人物在親蔣反共的叫囂后面，實際上認真考慮并作為長遠目標的，是“兩個中國”的方案。

　　1954年8月，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島之前，杜勒斯就暗中計劃在聯(lián)合國搞“兩個中國”。他向艾森豪威爾報告說，他找了一個國際法專家來研究修改聯(lián)合國憲章的可能性，使之“把中國排除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杜勒斯希望這樣做之后，能夠出現(xiàn)“在聯(lián)大接納兩個中國的可能性”。[35] 另外，杜勒斯還找過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和印度總理尼赫魯進行試探，企圖讓印度取代聯(lián)合國安理會里的中國席位，讓中國大陸和臺灣都參加聯(lián)合國大會。[36] 1954年10月，杜勒斯在一份遞交給艾森豪威爾的秘密文件中建議：“我們對中國和臺灣采取的政策，應當同我們正在德國和朝鮮奉行的政策屬于同一類型，”表示他希望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分裂轉(zhuǎn)臺長期繼續(xù)下去。[37]

　　杜勒斯心里清楚，美國對華政策的幾個目標是相互矛盾的。他面臨的困境是：美國既想制造出一個“臺灣獨立國”，又覺得為了美國利益非保住蔣介石政權并把它說成“中國合法政府”不可，而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這一矛盾在1954至1955年的臺灣海峽緊張局勢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建立“獨立的臺灣”需要迫使臺灣當局放棄他們所控制的沿海島嶼，而維持蔣介石的統(tǒng)治又需要守住這些島嶼。

　　在美國領導人眼中，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與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國際地位”是不同的，因為沿海島嶼從來沒有割讓給日本。美國人一直在制造臺澎的“國際地位未定論”，卻無法否認沿海島嶼是中國領土。要在國民黨控制的領土上建立“獨立國家”，就必然牽涉到沿海島嶼的歸屬問題。杜勒斯意識到，沿海島嶼是“同共產(chǎn)黨人發(fā)生摩擦以及同我們的盟友產(chǎn)生不和的一個根源”。[38] 美國如果卷入一場因爭奪沿海島嶼而發(fā)生的沖突，更會被世界輿論譴責為干涉中國內(nèi)政。從軍事上說，美國官員一般認為沿海島嶼對臺灣本身的防衛(wèi)可有可無；
單靠國民黨軍隊恐怕抵擋不住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但為守住這些小島而動用美國軍隊又代價過高，相反，假如國民黨肯放棄沿海島嶼，就給“兩個中國”的計劃掃清了一大障礙。杜勒斯曾經(jīng)設想通過“共同防御條約”中美國保護臺灣的承諾，來換取國民黨保證在美國要求時能撤出沿海島嶼。因此，美國政府沒有應臺灣當局的要求，明確將沿海島嶼包括進條約規(guī)定要共同防御的地區(qū)之內(nèi)。

　　但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發(fā)現(xiàn)蔣介石不但拒絕按美國意圖撤出沿海島嶼，而且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守衛(wèi)它們。在蔣介石的堅決態(tài)度面前，艾森豪威爾妥協(xié)了。在1953年3月給英國首相丘吉爾的信中，艾森豪威爾寫道，如果蔣自愿撤離金門、馬祖，他將很高興，但他不愿為迫使蔣撤軍施加太大的壓力，因為他擔心國民黨“可能在絕望之中放棄整個斗爭�！� 艾森豪威爾考慮的是，守衛(wèi)臺灣的主力畢竟是國民黨的地面部隊；
況且蔣撤退會打擊臺灣軍隊的士氣，同時也降低了美國在亞洲反共國家面前的信譽。[39]

　　在這個杜勒斯稱之為“可怕的進退兩難”之中，艾森豪威爾哀嘆道，有“一千零一個復雜因素”妨礙著沿海島嶼危機的解決。1955年2月間她甚至咒罵：“這些該死的小小沿海島嶼，有時我真恨不得讓它們沉下去�！盵40] 他要求國會授權總統(tǒng)在他認為對沿海島嶼的進攻關系到臺灣當局存亡的時候，使用美國武裝力量。同時，他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黨政權能滿足于“流亡”臺灣，這樣沿海島嶼的重要性就會降低，“兩個中國”的計劃便可推出。

　　艾森豪威爾政府想搞“兩個中國”，在美國國內(nèi)遇到的阻力不大。統(tǒng)治集團的頭面人物中，沒有一個人主張美國從臺灣地區(qū)撤走，也沒有一個國會議員對“臺灣主權問題應由美國來解決”這一觀點提出異議。1955年初國會就“共同防御條約”和“國會授權總統(tǒng)在臺灣海峽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這兩個問題投票表決的結(jié)果，說明絕大多數(shù)議員支持共和黨政府的對華政策。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喬治，在辯論中始終支持總統(tǒng)的立場。在討論“共同防御條約”時引起爭論的主要問題，在于該條約是否實際上起了承認蔣介石政權對臺灣和澎湖列島擁有主權的作用。喬治代表參議院外委會解釋說，他們在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后，決定不在條約中就臺灣主權問題釋疑，臺灣的所有權仍未給予任何國家。[41]

　　不少參議員對“臺灣地位未定論”公開表示贊同。曼斯菲爾德的論調(diào)是：開羅宣言是個承諾，而不是條約，它不曾在國際法意義上將臺灣的所有權移交中國。因此，“現(xiàn)在我們的盟國有同樣大的權利來宣布這些島嶼的前途應如何決定。在我們的手中，集體掌握著決定澎湖和臺灣最終歸屬的最終權利�！备徊假囂卣J為曼斯菲爾德的解釋澄清了形勢。[42] 更有甚者，參議員莫斯竟說：“中國國民黨政府單方面使臺灣和澎湖成為中國一部分的合法權利， 并不比我們使德國成為美國一部分的合法權利更大�！盵43] 值得注意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人都是對“院外援華集團”持批評態(tài)度的所謂溫和派參議員。

　　如果說美國統(tǒng)治集團內(nèi)的各個派別在支持政府為美國戰(zhàn)略利益而控制臺灣方面顯示出一致意見的話，那么當問題轉(zhuǎn)移到沿海島嶼時，分歧就顯而易見了。國會內(nèi)外的所謂“臺灣幫”堅決要求美國象對臺灣那樣，承擔保護金門、馬祖的責任。他們所擔心的，是沿海島嶼的失手可能導致蔣介石政權的崩潰。他們構成了艾森豪威爾政府公開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的國內(nèi)障礙。

　　在臺灣海峽的危機達到高潮時，美國官員明確地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要以“兩個中國”的想法為基礎解決臺灣問題。1955年2月，杜勒斯在同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的會談中，堅持說存在著兩個中國，正如同存在著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兩個越南一樣。[44] 3月，杜勒斯跑到臺灣告訴蔣介石，美國把臺灣同中國大陸之間的沖突看成是國際戰(zhàn)爭而不是內(nèi)戰(zhàn)；
美國政府支持聯(lián)合國在臺灣海峽實現(xiàn)停火的努力，[45] 此外，杜勒斯還拒絕保證在聯(lián)合國運用否決權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席位。[46] 4月，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和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雷福德訪問臺北，試圖說服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47] 但蔣介石堅決反對改變他的既定方針。他告訴這兩個美國官員，“兩個中國”的概念是他始終不渝地反對的。[48]

　　此時，杜勒斯等人關于“兩個中國”的想法看來已完全成熟了，美國開始有人公開兜售“兩個中國”。1955年4月8日出版的《外交季刊》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外交政策與臺灣”的文章。作者亞瑟·迪安是國際法專家，也是參加過朝鮮停戰(zhàn)談判、當過杜勒斯助手的資深外交官。

文章發(fā)表前兩個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寫信征求杜勒斯對臺灣“法律地位”問題的意見，說他提出的論點提供了可行的解決辦法。杜勒斯立即復信說，是否馬上發(fā)表這些論點還值得考慮，但是以后發(fā)表也許是有益的。[49]

　　以后發(fā)表的迪安的文章，實際上是他給杜勒斯的信中所提觀點的詳細論述。文章從幾個角度將“兩個中國”政策的依據(jù)和盤托出。文章首先承認中國共產(chǎn)黨對中國大陸的控制是一個不可推翻的事實，然后提出美國對華政策的三種選擇方案。第一方案是將臺灣“交給”中國，讓蔣介石流亡海外。但是臺灣在戰(zhàn)略上、象征意義上和心理上對美國太重要了，美國不能放棄它。第二方案是堅持把新中國當作“罪犯”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的立場。這個方案也不實際，因為許多事實已經(jīng)證明美國不能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必須同它打交道。第三方案就是英國也建議過的“兩個中國”。作者認為，推行第三方案就能說服“兩個中國”都“忘記它們相互吞并領土的計劃”，從而避免另一場戰(zhàn)爭。然而建立由臺灣本地人統(tǒng)治的“獨立臺灣”不具備現(xiàn)實條件，所以美國仍然應該接受蔣介石政權。文章還說，如果美國利益需要采取“兩個中國”的政策的話，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并不構成法律障礙。作者獻策說：“要達到兩個獨立的中國的政治結(jié)果，一個十全十美的合法途徑是：承認共產(chǎn)黨中國是從中華民國分離出來的新國家，同時承認中華民國通過占領取得了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權利，……擁有一定人口、一塊確定的領土和一個主權政府中華民國，將繼續(xù)滿足國際法所規(guī)定的作為國家的條件，……”[50]

　　文章最后提到了中國同蘇聯(lián)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暗示放棄孤立中國的政策，代之以“兩個中國”的政策，應能使美國和中國達成某種諒解，進而造成中蘇分裂，達到4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國務院一直追求的目標。可以說，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反映了當時美國外交界相當一部分人在對華政策上的指導思想。

　　1955年4月23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鄭重聲明，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臺灣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問題。當中美大使級會談于同年8月在日內(nèi)瓦開始舉行時，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已經(jīng)有所緩和。但是，雙方是帶著完全相反的目的來到談判桌前的。中國要求美國停止對中國內(nèi)政的干涉，美國卻企圖通過同中國討論臺灣局勢問題，把中美兩國在臺問地區(qū)的國際爭端同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國內(nèi)問題混淆起來，要求中國承認美國控制臺灣的現(xiàn)狀，放棄對臺灣的主權，實際上就是要搞“兩個中國”。雙方都沒有在基本目標上讓步的余地，會談長期處于僵局是不可避免的。

　　四

　　從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到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的5年時間里，美國為阻撓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統(tǒng)一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驟，標志著“兩個中國”政策的逐步形成。第一，美國政府于1950年6月派遣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杜魯門聲明臺灣“未來地位”取決于對日和約或聯(lián)合國決議。第二，1950年秋美國企圖操縱聯(lián)合國決定臺灣的“國際地位”。第三，在美國策劃和指使下簽訂的對日和約及日本同臺灣當局的雙邊條約都故意把臺灣的歸屬問題擱置起來。第四，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把美國與國民黨當局共同防御的領土限定為臺灣和澎湖列島，同時美國參議院聲明該條約并不影響或改變條約所適用的領土的法律地位，這樣美國既能繼續(xù)在臺灣地區(qū)保持軍事力量，又未明確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最后，在1954年到1955年臺灣海峽出現(xiàn)緊張局勢時，艾森豪威爾政府力圖說服蔣介石撤離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使國民黨統(tǒng)治的地區(qū)縮小到臺灣和澎湖列島，以便美國打著聯(lián)合國旗號裁奪其“國際地位”。雖然美國政府沒有公開宣布“兩個中國”政策為自己的既定方針，這一系列旨在割裂中國領土的行動顯然是蓄意的，有長遠目標的。

　　為什么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如此處心積慮地堅持阻撓中國統(tǒng)一的政策呢？首先，在冷戰(zhàn)的國際背景下，美國統(tǒng)治集團把臺灣看成是由西太平洋一系列島嶼組成的“弧形防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成是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抵御國際共產(chǎn)主義擴張”的前沿陣地。其次，新中國政府一旦統(tǒng)一了全中國，美國在其盟國中的政治威信便會大大下降，它在亞太地區(qū)組織一個親美反共的政治軍事聯(lián)盟的計劃就更沒有希望成功。再次，美國需要利用臺灣當局為自己的政治和軍事目的服務。美國決策者認為臺灣的國民黨人還能吸引一批東南亞有影響的華僑、華人，擔心臺灣當局一旦垮臺之后，這些人就會心向新中國，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就會被削弱；
美國決策者還把臺灣的國民黨軍隊看成他們戰(zhàn)略棋盤上的一枚棋子，準備必要時派往“危險地區(qū)”。此外，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極右勢力猖獗一時，諾蘭等“院外援華集團”分子雖不參與最后決策，但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都不敢低估其政治能量。

　　美國政府之所以沒有公開宣布推行“兩個中國”政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對于美國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陰謀，中國政府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經(jīng)過在朝鮮戰(zhàn)場和臺灣海峽同新中國的軍事和政治較量，美國統(tǒng)治集團不得不重視中國的堅定立場。另一方面，面對美國多次試探，臺灣國民黨當局在公開場合和秘密會談中，都曾堅決抵制“兩個中國”的主張，[51] 使美國政府有所顧忌。在美國國內(nèi)，政府不能忽視與國民黨當局關系密切的共和黨右派的態(tài)度；
在國際上，美國如公開主張“兩個中國”，將會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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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文為英文(“The Origins of America’s ‘Two China’ Policy,”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9）原載于由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編：《中美關系史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哈佛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77頁。以后再版時將此段話刪除。

　　[3] 資中筠：“歷史的考驗—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臺政策”，《國際問題研究》1982年第3期。

　　[4] “美國關于亞洲的立場”(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1949年10月25日，杜魯門圖書館“總統(tǒng)秘書文件”(PSF)，第207箱。

　　[5] 喬治·凱南：《1950—1963年回憶錄》(George F·Kennan, Memoirs, 1950--1963 )， 小布朗公司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54頁。原文中的福摩薩譯為臺灣，下同。

　　[6] 約翰·加迪斯：《遏制戰(zhàn)略》(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頁。

　　[7] “國防部長約翰遜致總統(tǒng)的備忘錄”(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Louis Johnson)，1949年12月15日。杜魯門圖書館“總統(tǒng)秘書文件”(PSF)， 第177箱。

　　[8] 題為“臺灣問題”的談話備忘錄 (“Formosa Proble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圖書館“迪安·艾奇遜文件”(Dean Acheson Papers), 第35箱。

　　[9]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4次會議上國務卿關于臺灣問題的說明”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3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Formosa Problem), 1949年3月3日，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集》，以下簡稱《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年第9卷，第295頁。

　　[10] “聲明草稿”(draft Statement), 杜魯門圖書館“總統(tǒng)秘書文件”(PSF)，第173箱。

　　[11] “談話備忘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0年1月5日。同7。

　　[12] “同總統(tǒng)的會見”(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1950年1月5日。同7。

　　[13] 杜魯門圖書館“總統(tǒng)秘書文件”，第207箱。

　　[14] 《中美關系（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1頁。

　　[15] 《中美關系（文件和資料選編）》，第234-235頁。

　　[16] 拉薩爾·布海特：《1945—1954年美蘇在亞洲的關系》(Russell D. Buhi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 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頁。

　　[17] 勞倫斯·亞茨，《杜勒斯與1944—1952年的兩黨政治》（博士論文）(Lawrence, Yate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Bipartisanship, 1944-1952 (Ph. D. dissertation)), 第393—398頁。杜魯門圖書館藏，1981年。

　　[18] 勞倫斯·亞茨，《杜勒斯與1944—1952年的兩黨政治》，第393—398頁。

　　[19] 美國《國務院公報》(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50年12月4日，第23卷，第911頁。

　　[20] 同上。

　　[21] 勞倫斯·亞茨：《杜勒斯與1944—1952年的兩黨政治》，第393—398頁。

　　[22] 福斯特·杜勒斯：《1949—1969年美國對共產(chǎn)黨中國的政策》(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托馬斯·克勞威爾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25頁。

　　[23] 吉恩·肖和麥克爾·維頓斯基主編：《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政策含義》(Gene T. Hsiao and Michael Witunski, eds.,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布格雷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頁。承認新中國的六個國家是：蘇聯(lián)、英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荷蘭；
承認國民黨當局的六個國家是：美國、法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

　　[24] 《文件集》(FRUS), 1951年，第6卷，第1分卷，第1134頁。

　　[25] 《吉田茂回憶錄》(The Yoshida Memoirs), 格林伍德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第253頁。

　　[26] 吉田茂：《激蕩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70—76頁。

　　[27] “就國家安全委員會第90次會議給總統(tǒng)的備忘錄”(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9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51年5月3日。杜魯門圖書館“總統(tǒng)秘書文件”(PSF), 第220箱。

　　[28] “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政策和行動路線”(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1951年5月17日，《文件集》(FRUS) 1951年，第6卷，第1分卷，第56—57頁。

　　[29] “國防部代部長福斯特致國家安全委員會執(zhí)行秘書雷伊的備忘錄”(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foster)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52年3月22日�！段募�集》(FRUS) 1952—1954年，第14卷，第1分卷，第21—22頁。

　　[30] “國防部代部長福斯特致國家安全委員會執(zhí)行秘書雷伊的備忘錄”《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1分卷，第21—22頁。

　　[31] “就國家安全委員會第80次會議給總統(tǒng)的備忘錄”(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8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51年1月18日。

　　[32] 《中美關系（文件和資料選編） 》, 第275頁。

　　[33] 艾森豪威爾：《受命變革》(Dwight D. 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 達布迪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181頁。

　　[34] 美國國務院編：《1951—1955年的美國對外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1-1955), 1957年版，第1卷，第948—949頁。

　　[35] “同總統(tǒng)談話備忘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1954年8月17日。艾森豪威爾圖書館“杜勒斯文件”(Papers of John Foster Dulles), 第1箱。

　　[36] 南�！に�克：
《孤立中國：第一屆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亞洲政策》（1986年稿）(Nancy B. Tucker, To Isolate China: The First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in Asia), 第31頁。

　　[37] 杜勒斯：“對共產(chǎn)黨中國和臺灣的政策”(Dulle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nd Formosa), 1954年10月11日。艾森豪威爾圖書館“杜勒斯文件”(Dulles Papers), 第2箱。

　　[38]杜勒斯：“對共產(chǎn)黨中國和臺灣的政策” 艾森豪威爾圖書館“杜勒斯文件，第2箱。

　　[39] “艾森豪威爾致丘吉爾”(Eisenhower to Winston Churchill), 1955年3月29日。艾森豪威爾圖書館“艾森豪威爾日記”(DDE Diary Series), 第10箱。

　　[40] 托馬斯·斯托爾伯：《中國、臺灣及沿海島嶼》(Thomas E.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沙普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頁。

　　[41]、42、43 《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 第101卷，第1分卷，1955年1月24日、2月9日，第1381、622、1393頁。

　　[42] 見41。

　　[43] 見41。

　　[44] “顧維鈞文件”(Wellingtong Koo Papers), 第195箱。轉(zhuǎn)引自沃倫·科恩主編《美國與東亞關系的新領域》(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頁。

　　[45] “顧維鈞文件”(Koo Papers), 第168箱，第151頁。

　　[46]托馬斯·斯托爾伯：《中國、臺灣及沿海島嶼》，第103—105頁。

　　[47] 鄒讜：《關于金門的紛爭》(Tang Tsou, 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 猶他大學1959年版，第26頁。

　　[48] 福·杜勒斯：《1949—1969年美國對共產(chǎn)黨中國的政策》，第160頁。

　　[49] 迪安致杜勒斯 (dean to Dulles) 1955年2月1日；
杜勒斯致迪安 (Dulles to Dean), 1955年2月6日，艾森豪威爾圖書館“杜勒斯文件”(Dulles Papers), 第2箱。

　　[50]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1955年4月號，第373頁。

　　[51] 例如，葉公超公開對記者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建議。見1955年1月23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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