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觀察自2003年以來經濟增長與通脹的運行軌跡，到目前為止可以說已經發(fā)生了三次轉變，2003～2006年是高增長、低通脹，四年平均的經濟增長率是11％，CPI年均上漲率是2•1％，這是第一階段；
2007年經濟增長率為11•9％，通脹率上升到4•8％，開始轉入高增長、高通脹，這是第二階段；
2008年初以來，通脹率最高已達8•7％，經濟增長率則出現了走低的趨勢，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個百分點，同期內，貿易順差負增長，實際投資從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開始顯露出低增長、高通脹的趨勢，這是第三個階段的開始。從增長與通脹的運行軌跡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是一條從高到低的曲線，而通脹率是一條從低到高的曲線，由此產生出增長與通脹格局的三種組合。

　　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說明，在高增長時期一般都會伴隨著高通脹，為什么在中國會出現高增長、低通脹現象？這是因為中國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在90年代后期深入到產權改革階段后，在本輪經濟增長中極大地釋放了改革效率，也顯著改變了分配關系，分配關系的改變導致社會收入向少數財富階層集中，形成了強大的資本積累機制，為投資提供了來源，而且不僅可以滿足國內投資需求，還有剩余產品可供出口，這集中表現在消費率從2002年的59•6％下降到去年的49％，同期凈出口比重從2•5％上升到8•9％，但同時由于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消費需求受到抑制，社會總供求從短缺向過剩轉變，由此壓抑了物價上漲，形成了高增長而低通脹的格局。

　　2006年四季度通脹率開始抬頭，原因并不是收入分配關系有所改善，而是由食品短缺和輸入型通脹所推動的。首先，2006與2007年消費率仍在持續(xù)下降，說明分配關系仍在壓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其次，雖然中央出臺了大量扶持農業(yè)的政策，農業(yè)生產也出現了連年豐收，但糧食總產量直到去年仍低于九年前的水平，人口卻增加了7300萬，人均食品消費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了，這樣就拉開了食品供求差距，導致食品漲價成為消費品漲價的主因。第三，自2006年以來國際石油、鐵礦石等價格上漲愈加猛烈，2007年7月以后，隨著美國次債危機爆發(fā)，國際熱錢從金融市場大量涌向大宗產品市場，導致國際初級產品與原材料市場價格全面上漲，從而對我國這種加工出口產品導向的經濟，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升力量。輸入型通脹主要表現在PPI指數的上升，2006年PPI指數為3％，2007年12月上升到5•4％，到今年4月份已上升到8•1％。2003～2006年，下游的加工產業(yè)物價上漲率平均為PPI總水平的1/4，去年已上升到64•5％，到今年4月份又進一步提升到74％，說明生產領域內成本推動物價上升的因素已開始向消費領域傳導。

　　本輪經濟增長的主要需求動力是投資和出口，從投資看，由于目前已接近本輪投資周期的末尾，新上項目投資已出現了顯著負增長，投資完成額也出現了明顯回落，由投資所貢獻的需求動力正在逐步回落。從出口看，由美國次債危機所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才剛剛開始，中國出口增長的衰退和貿易順差的縮減也不可避免，因此至少在今、明兩年由出口貢獻的需求增長會極其微弱，甚至是負值，而在分配矛盾未獲顯著改善的時期，消費始終仍會是投資和出口的應變量，即會隨投資與出口回落而下降，所以經濟增長率在今、明兩年將會持續(xù)走低。

　　從通脹趨勢看，食品供求仍是推動消費物價上漲的主要國內動力，因為今年將進入“十一五”時期的人口增長高峰，去年中國人口增加了681萬人，今年預計將增加1800萬人，而且明、后兩年仍將維持在1700萬人左右的水平，但今年的糧食播種面積卻比去年減少了0•4％，主要減少的是秋糧面積，所以今年夏糧雖獲豐產，但全年糧食總產可能只能維持在去年水平或是略有增長，糧食產量持平而人口大增將是到從目前到2010年推動食品價格與消費物價總水平持續(xù)走高的主要原因。從國際因素看，由于發(fā)達國家金融市場的資本容量是數十萬億美元級，而國際期貨市場的資本容量目前僅是萬億美元級，兩者極不對稱，所以美國次債危機所導致的國際資本從金融市場向大宗產品期貨市場轉移的浪潮，將繼續(xù)推動石油、糧食等大宗產品價格走高，推動輸入型通脹繼續(xù)發(fā)展。根據有關演講，目前輸入性因素在通脹中占15％左右，今后這個比重肯定會是持續(xù)提升的，所以中國通脹率在內外兩方面因素推動下，不會低于8％，很可能逼近10％。

　　綜合以上分析，目前已經開始露頭的低增長、高通脹格局至少會持續(xù)3年，在此期間，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都有可能破“8”。即經濟增長率下降到8％而通脹率上升到8％以上，中國就是真正進入了“滯脹”格局。

　　宏觀調控方針必須根據增長與通脹格局的轉變進行重大調整。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是最理想的經濟增長格局，宏觀調控方針應當保持“雙穩(wěn)健”，即既不擴張，也不放松。高增長、高通脹格局預示著有過熱的可能，實行從緊的方針，適度加息和提升存款準備率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危險和發(fā)生宏觀調控誤操作的可能就發(fā)生在從高增長、高通脹，轉向低增長、高通張的拐點。之所以可能發(fā)生危險與誤判，是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通脹的發(fā)展，使各主要經濟指標的名義增長率越來越多地被物價上漲所支撐，因此當實際需求水平已經開始下降的時候，名義需求增長率仍會繼續(xù)維持在較高水平，從而形成了需求增長率仍然很高的假象。比如，從2003～2006年投資名義增長率年均為26•1％，而同期投資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率為2•7％，所以同期實際投資年均增長率就是22•8％。但是到今年前4個月，投資名義增長率雖然比上年同期還高出0•2個百分點，可扣掉投資價格指數后的實際增長率已經只有15•7％，已經下降了7個百分點以上，而同期新上 項目投資已經下降了5•1％，扣除價格指數后更是大幅度下降到12•4％，這也預示出未來投資增長率的大幅度下滑。再看出口需求，今年前4個月的出口增長率雖然仍保持在21•5％的較高水平，但是同期出口價格指數為9•4％，因此扣除價格指數后的實物增長率只有13•2％，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9個百分點。由于出口企業(yè)最終獲得的是人民幣，如果考慮到同期人民幣升值因素，今年前4個月以人民幣計算的出口增長率就只有0•9％，已經接近“零增長”，這就難怪今年以來沿海大量出口企業(yè)已經瀕臨停產倒閉的邊緣了。

　　還必須指出，目前的消費高增長也可能有物價所導致的假象，前4個月的消費增長率雖然高達21％，扣除物價指數后也有12•5％，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2個百分點，但是國家統(tǒng)計局對一季度6•4萬戶城鎮(zhèn)居民的入戶抽樣調查卻說明，一季度城鎮(zhèn)居民的實際消費支出僅增長了2％，與同期12％以上的城鎮(zhèn)消費增長率竟差出10個多百分點，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分析文章也指出，由于中國的統(tǒng)計選樣沒有覆蓋量大面廣的私營部門，所以中國的CPI統(tǒng)計可能沒有能夠反映出物價上漲的真實情況。若果真如此，則目前消費需求的下降情況可能也已經很嚴重了。

　　由于目前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實際增長率指標，而投資、消費和出口都是沒有扣除物價的現價增長率指標，而至少自1996年以后的十年中，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低通脹時期，甚至還經歷了1998、1999和2002年三年的通縮，因此在過去十年中，三大現價需求指標與實際指標間的差距是很小的，由此也使人們習慣了用現價需求指標來直接判斷需求增長形勢。如果沒有發(fā)生從高增長、高通張向低增長、高通張的轉折，投資和出口的名義增長率都是“兩位數、2打頭”，而消費增長率也上升到“兩位數、2打頭”，當然是經濟仍處在高增長階段的標志，但是隨著高通脹時期的到來，人們仍然沿襲以前的習慣思維方式來作判斷就會出錯了，就看不出經濟增長的軌跡正在向“滯脹”格局轉變，從而把由高通脹所支撐的名義需求高增長，誤判為經濟仍處在高增長階段，由此耽誤了宏觀調控方針從緊到松的寶貴轉軌時機，甚至為了防止已經不存在的經濟過熱，仍然繼續(xù)實施力度更大的宏觀緊縮，導致宏觀調控誤操作的出現。

　　第二，伴隨著高通脹的高增長一向以來都被看成是不好的經濟增長形態(tài)，人們喜歡高增長但厭惡高通脹，所以從宏觀層面看，就會作出把保物價放在首位的選擇，通過緊縮宏觀需求來抑制通脹的發(fā)展，并且會把由宏觀緊縮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脹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這樣就極易把經濟的內生增長率下降與宏觀緊縮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長率下降混淆起來。

　　經濟增長格局之所以會走到從高增長、高通脹轉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拐點，其原因是內生的。所謂“內生”，是指由投資周期結束和外部國際經濟衰退等原因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動進行的宏觀緊縮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當已經出現了內生性經濟減速趨勢的時候，仍然把保物價而不是保增長放在首位，仍然實施宏觀緊縮，就是典型的宏觀誤操作，其結果就是使經濟增長加速進入“滯脹”格局。

　　當然，由成本推進型通脹所導致的滯脹，是一個國際性的新現象，也是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新課題。最近已經有許多人在把目前已出現的滯脹苗頭與美國70年代出現的滯脹相類比，并且提出應當用美國當年的辦法來解決滯脹，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美國當年“滯”產生的原因與中國目前情況類似，即由于分配矛盾產生了嚴重生產過剩，導致最終需求嚴重不足與經濟增長停滯，“脹”則是由于采取了宏觀擴張政策，財政與貨幣雙放松，結果是經濟增長起不來卻引出了嚴重通脹。到里根時代，采取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用減稅來刺激供給，用極高的利率來抑制通脹，才走出了滯脹格局。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不一樣，主要區(qū)別是“脹”的動力來自成本推動而不是過多的貨幣需求拉動。前面分析已經說明，在未來中長期內人口要增加，耕地要減少，而宏觀緊縮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減少人口，所以是無效。同時，美國資產泡沫的崩潰導致國際投資資本大量向商品期貨市場轉移，從而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輸入型通脹，這也是中國一國的國內貨幣緊縮政策所不能改變的。

　　在這樣的國內國際新經濟環(huán)境下，中國的宏觀調控應當怎樣應對，就需要有新思維。我所認為的新思維主要有兩條：

　　首先，在成本推進型通脹難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長放在第一位。因為經濟增長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基礎，只要這個基礎不動搖，對付通脹就有了收入保障。反過來說，如果為了物價穩(wěn)定而犧牲了經濟增長，導致居民的收入增長顯著低于通脹率，其結果就是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從中國目前情況看，經濟增長率在10％以上，通脹率在10％以下，經濟增長率是超過了通脹率。反觀西方國家，美國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是0•9％，CPI是4•3％，通脹率是經濟增長率的4倍以上；
歐元區(qū)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是2•2％，通脹率是3•5％，通脹率比經濟增長率高出60％。通脹率高啟而經濟增長率緩慢，這才是嚴重不利的宏觀形勢。在發(fā)展中國家，目前越南的經濟形勢很不穩(wěn)定，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雖然還有7•4％，但同期通脹率已經超過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脹率也已經比增長率高出兩倍。所以，要把握好通脹與增長的關系，在高通脹時代構造出一個較為有利的經濟增長格局，則可能應當把增長與通脹的關系控制在經濟增長率≥通脹率，這可能還是一個理想指標，如果把通脹率控制在比增長率高出25％，即增長率在8％的時候，通脹率為10％，從中國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歐元區(qū)目前雖然已感到通脹的壓力，但還沒有被逼到要加息的地步，如果通脹率比增長率高出25％，例如增長率在2•2％的時候通脹率為2•75％，恐怕歐洲央行長特里謝就會大唱贊歌了。

　　其次，在全球通脹的背景下，各國通脹率的發(fā)展就是各國商品和資產相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保持穩(wěn)定甚至有所升值，則中國國內通脹的發(fā)展就是中國的商品和資產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升值，尤其對資產價格來說，這是一件好事情，對國際熱錢來說，則構成了吸引力。越南目前醞釀的金融危機，其國際背景是越南已經出現了持續(xù)貿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續(xù)貶值，再加上嚴重的通脹，就構成了金融危機的條件。但中國很不同，不僅有能力保持長期貿易順差，更以產業(yè)結構向重制造業(yè)升級的強勁勢頭吸引著全球產業(yè)資本的新一輪流入。同時，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為標志，全球貨幣資本已經開始了向物質產品的回歸，中國以龐大的物質資產規(guī)模和全球制造業(yè)中心的地位，正在成為吸引全球貨幣資本流入的一個中心區(qū)域，這才有了4月份單月外匯儲備增加745億美元、前4個月新增外匯儲備2284億美元現象的出現。所以，只要在通脹過程人民幣不貶值，中國就不必擔心外資大規(guī)模流出而導致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從這個角度看通脹、增長與匯率的關系，只要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0，較高的通脹水平就不會對經濟增長構成大的威脅。

　　言至于此我的觀點是，中國的宏觀調控方向到目前已經必須轉軌了，這個轉軌是因為經濟增長與通脹關系的格局已經進入了轉變點，已經開始轉向“滯脹”階段了。而宏觀調控轉軌的核心是貨幣政策，目前現價GDP對廣義貨幣M2的比率，已經從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在6月6日央行進行今年第五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后，估計二季度這個比率還會下降，而這個比率的下降，意味著貨幣供給在滿足由成本推進型通脹所構成的貨幣需求后，已經極大壓縮了實際經濟增長所形成的貨幣需求，在現行生產流通和資本市場運行中，也的確已經發(fā)生了資金供應的全面緊張情況，如果繼續(xù)緊縮貨幣，就會加快滯脹的發(fā)展速度。

　　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供給不足，必須靠制造金融泡沫產品來與其他國家交換實物產品，但是目前金融泡沫破了，物質產品的供給鏈就斷了。中國則是物質產品供給過剩而需求不足，只要能創(chuàng)造出需求，經濟增長就沒有問題。所以，中國目前的問題，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如說是宏觀調控的問題，只要宏觀調控得當，中國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經濟衰退過程中保持“一花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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