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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唯:周作人與北平大學區(qū)風潮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對于周作人來說,1928至1929的兩年間是其寫作欲望甚為低落的時期。據(jù)他自述:近來大懶散,久不寫文字,下筆板滯,甚不自滿意,以至“1929年幾乎全不把筆”,而他的“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如同古寺一般”。然而,正是在此期間,北方學界面對南、北政權(quán)更迭,以至圍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shè)置引發(fā)一波又一波風潮,紛紜擾攘,久難平息,可謂多事之秋。周作人親歷其事,在與好友江紹原的私札往來中多有議論,其中涉及對所謂北大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的不予認同、人事變遷的取舍態(tài)度以及郁結(jié)于胸的學界派別意識等等。由此可以窺知“改朝換代”之際周作人這類知識分子的微妙處境和彷徨心態(tài)。關(guān)于此節(jié),現(xiàn)有周氏譜、傳尚無載述。

  北平大學區(qū)風潮的遠因,可回溯到1927年夏季奉系勢力入據(jù)北京,強行合組國立九校為“京師大學!(校長劉哲),致使北京大學在名義上一度不復存在。珍視北大傳統(tǒng)的人們扼腕痛惜,但曾經(jīng)為“五四健將”的周作人卻另有所見:合并國立各校,“我雖未必贊成,覺得這樣辦亦無妨,因我也覺得北大或其他各大學之毀壞殊不甚足惜”。在他看來,北大的光榮傳統(tǒng)乃屬子虛烏有,該校近十年來所從事的幼稚的新文化運動實無功罪可言,胡適諸人高自標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殊屬過獎”,不足置信。此語出自曾經(jīng)參與新文化運動且與北大關(guān)系非淺的周作人,不免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在他卻是并非沖動的“冷靜之言”。秉此認知,周作人其后在北平大學區(qū)風潮中與堅持護校的北大學生的立場大相徑庭。不過,可能是為了“少幾點鐘的功課”,周作人未曾接受“京師大學!卑l(fā)來的聘書,一度淪為“自由人”,而這恰恰成為他后來蔑視“前恭后倨”的護校學生們的一種心理優(yōu)勢。

  僅僅一年之后,奉系勢力退往關(guān)外,國民黨的北伐軍進入北京。原北大師生謀求復校,恢復校名?墒请S著北京易名為北平,加之教育行政高層意見不一,“京師大學!备姆Q中華大學,合校體制未作任何變動,北大復校的努力遭受頓挫。出任中華大學校長者為李石曾,此人一向與“現(xiàn)代評論派”不睦,當年為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而力主北大脫離教育部,與周氏兄弟屬于同一營壘。顯然,周作人對李石曾北來出掌校政心存期待:“聞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想中華大學可以漸漸組織起來,惟現(xiàn)代派諸君子似因此有點灰心,無再來北平重整旗鼓之勢。”此時的周作人,面對“改朝換代”之際朋友們多已高升,而自身仍為“布衣”的處境竟也處之泰然,所想望者乃是“回歸”大學實現(xiàn)組建“日本文學系”的夢想;
同時又能夠避開筆戰(zhàn)雖過而余怨未消的現(xiàn)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們”。稍后他又聞知李石曾校長籌得經(jīng)費50萬,寒假前可無短絀之虞,便愈加露出謹慎的樂觀。

  然而,李石曾無視教育界的反對意見,執(zhí)意在北方推行大學區(qū)制,改中華大學為北平大學,進而涵蓋平、津、冀、熱(河)四省市,設(shè)立北平大學區(qū)。當1928年冬他北上實施這一宏大計劃時,卻遭到原北大學生的武力抵制,引發(fā)一場震動學界的大風潮。周作人對學生的舉動十分反感,頗有譏議:“北平大學在籌備開門,惟北大學生尚在反對改組,此輩劉哲時代的順民到此刻忽然扛出‘北大光榮’的牌子來要保存整個的北大,未免可笑”。當學生武力護校與強行接收的大學區(qū)當局發(fā)生沖突,進而沖擊李石曾住宅后,周氏更加痛責學生:“此輩以重打趙家樓自豪,其實乃五四精神之敗類,北大前途因此未可樂觀”。其實,無論是奉系合并各校,還是李石曾設(shè)置北平大學區(qū),就管理體制而言,均非忽發(fā)奇想,而是其來有自。從民國初年始,即有大學區(qū)的劃分,袁世凱時期制定《教育綱要》,擬分全國為四個大學區(qū),湯化龍出長教育部后,增至六個,范源濂任教育總長時,將全國分為七個大學區(qū),如第一大學區(qū)為直、魯、豫三省,分科大學設(shè)在北京。當然此類分區(qū)僅限于籌議,遠未全面實施。不過,1922年間,蔡元培、胡適等曾議及“第一大學區(qū)(北京)國立各校合并”事宜。可知,試行大學區(qū)制亦非毫無基礎(chǔ)。那么,李石曾何以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對?這顯然與人事糾葛有關(guān)。

  周作人在此次風潮最激烈之時曾有一番議論:學生們“反李(石曾)而擁蔡(元培),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學辦法亦系蔡在任所時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現(xiàn)在又已提議停止青年運動,不知何以如此為學生所看中也?聞北大護校一派人對于所謂語絲派、猛進派均欲打倒,惟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此雖亦是流言,或不無幾分真實”。據(jù)此看來,人事因素構(gòu)成此次風潮的主因。有一種較為通行的說法,三十年代的教育界,蔡元培的“北大系”和李石曾的“中法系”并立,不時摩擦,此消彼長,而發(fā)端即始自北平大學區(qū)設(shè)置前后。實則蔡、李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頗多一致或相近,曾長期合作,私誼可稱洽契,不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二人身后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guān),齟齬摩擦,蔡、李于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試行大學區(qū)制,本是蔡、李力主所致,然涉及北方教育權(quán),二人又各有主張,難以協(xié)調(diào)。李石曾得到南京政府中樞護持,雄心萬丈,志在必得,而蔡元培居于少數(shù),退處下風?墒抢钍显诮逃绮簧蹑谌送萌似亓舴ㄒ慌,示人以不廣,胡適對李即一向不大看重,其日記稱:“十年以來,無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如此種種,當北大師生探知教育行政高層對設(shè)立北平大學區(qū)存在分歧(蔡主張慎重),出現(xiàn)“反李擁蔡”的風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顯然,包括李石曾在內(nèi)的“南京諸公”對蔡元培在北大的精神影響力估計不足。

  豈止“南京諸公”,身處北方學界的周作人對“北大師生至今尚迷信蔡公”同樣困惑不解,連連稱奇:“惟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為說明”。在此,周氏對蔡施以貶意已顯而易見。蔡元培與周氏兄弟有同鄉(xiāng)之誼,當年魯迅進教育部,周作人任職北大,均系蔡氏延攬。在北大期間,蔡與周氏兄弟時相過從,為影印鄉(xiāng)賢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蔡曾委托周作人代管具體事宜。在校政方面,蔡一向比較依重歐美派學者,周氏相對顯得冷落。1926年暮春,周作人致函歸國后滯留南方的蔡校長,勸其北上履職,函稱:“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于教務(wù)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guān)系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那時,周對蔡尚滿懷熱望。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蔡不得不“棄職”北大,以至連胡適對此亦大為不滿,周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此后蔡元培反對階級斗爭的言論和參與“清黨”的舉動,使得此時已經(jīng)激憤起來的周作人難以容忍,遂公開撰文抨擊,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于清黨”,蔡、吳(稚暉)等元老難辭其咎。尤其令周氏頗感刺激的是,蔡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列名提出停止青年運動議案,周后來慨嘆:“觀蔡公近數(shù)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jié)之不易保守”。不妨說,周作人對北大光榮傳統(tǒng)的不予認同,某種程度上是對蔡元培等深感失望之后的一種逆反。因此,大學區(qū)風潮當中,周與北大學生幾乎反其道而行之,自稱“反蔡而不擁李”。不擁李略嫌空洞,反蔡倒有幾分真實。

  周作人的“反蔡”還與他拒斥胡適等“現(xiàn)代評論派”的隱秘心理有關(guān)。風嘲中學生們的“擁蔡”立場與“惟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其他各派均欲打倒”的流言,無疑牽動了周氏那根敏感的神經(jīng)。前不久還在暗自慶幸現(xiàn)代派諸君子無來北平重張旗鼓之勢,而今他們的“幽靈”又在北方學界游蕩了,如何叫周氏不警覺?周作人與胡適諸人曾一度“謬托知己”,后來因“女師大事件”反目成仇,勢若水火,雖已事過境遷,終是心存芥蒂。他身在北方,卻始終關(guān)注“論敵”們的后續(xù)動態(tài):北伐后不久,“聞現(xiàn)代派諸公在東南甚得法,新月書店又已開張,喜可知也!殊令人有蔣總司令的革命乃是為他們而革的之感”。這大概就是他晚年撰寫《知堂回想錄》憶述“北伐成功后,所謂吃五四飯的都飛黃騰達起來,做了新官僚”的初始印象。蔡元培出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長,堅邀胡適充任大學委員會委員一職。對此,周氏這樣議論道:“在北方的人看去,他(胡適)似乎是太上院長”。學界向有“蔡、胡一體”之說,周作人對此確乎深信不疑。

  正當北大學生護校高潮趨向平息,有關(guān)各方協(xié)商“善后”之際,胡適于1929年1月忽有北平之行。此行本為參加協(xié)和醫(yī)學院董事會議,且屬于公開活動,但周作人卻疑其與北大校事有關(guān):“聞胡博士秘密來平,不知何作”,“目下情形似陳公辭后,以博士繼任也”。即揣測胡適接替陳大齊出長為保持北大獨立性而特設(shè)的“北大學院”。胡適南返后,周作人仍疑慮重重,認為“別一方面也可以派自己的人來接任,如胡博士!辈浑y看出,周氏的警覺始終未曾放松。魯迅對北平大學區(qū)風潮亦嘗有所議論,他在致章廷謙、李霽野的函中稱:“聞北京各校,非常紛紜,什么敢死隊之類,亦均具備,真是無話可說也”!拔铱幢本⿲W界,似乎已經(jīng)和現(xiàn)代評論派聯(lián)合一氣了”。這分明是說,北大等校拒李風潮與現(xiàn)代評論派難脫干系。周作人對此說法的反應是“疑信參半”,他承認,北大此次風潮“原因頗復雜,吾輩雖站在旁邊,有時亦莫測高深”。周作人與胡適關(guān)系的“解凍”,是后來胡因“人權(quán)問題”與國民黨大起沖突之時,周主動去函,勸胡北返,雙方自此重修舊好,此乃后話。

  北平大學區(qū)風潮的余波持續(xù)到1929年的上半年,繼北大學生“武力示威”之后,又有北師大學生的第二次沖擊,加之女子學院問題、教員索薪活動,使北平大學區(qū)實際主政的李書華焦頭爛額,最后只得一走了之。周作人斥其“頑鈍”,對北平大學現(xiàn)狀明顯表示不滿。此時他不僅“歸隊”仍做國文系教授,還曾一度代理系主任之職,然其消極低調(diào)則日甚一日。他不時抱怨:“北大開學才一個月,而經(jīng)費似就有問題”,“北平一切如故,北平大學無錢亦如故”,“近來頗想購書而不敢花錢,想作文而又不能靜心,每日馬馬糊糊過日子而已!苯(jīng)濟上如此,精神上亦復“消沉”,比較《語絲》時期的盡性發(fā)抒,已然不得不強自內(nèi)斂。其自述:年來經(jīng)驗日多,世故漸深,對時事絕不妄評,惟旁觀而已,“可惜因此亦缺少執(zhí)筆之興,即別的文章也不大作”。國民黨“革命”政權(quán)向北方的擴展,起初曾造成傳統(tǒng)知識界的內(nèi)心緊張。略微夸張一點說,周作人1929年的“幾乎全不把筆”,似乎蘊涵著時代即將轉(zhuǎn)換的某種預感,他的所謂“民國十八年的新覺悟”一說恰恰與其寫作狀態(tài)低落相互對應,且透露出內(nèi)心隱憂:“我覺得現(xiàn)在世界上是反動時代的起頭,低文化的各國多趨于專制,中國恐亦難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xiàn)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tài)度為宜!彼^隱逸態(tài)度,蓋“閉戶讀書”之類是也。

  同年6月間,北平大學區(qū)宣布撤消,北京大學終于恢復?墒蔷驮诖撕蟛痪茫茏魅送蝗幌蚪B原表示:“近來很想不做教員,只苦于無官可做,不然的確想改行也”。此語的虛實尚待考究,不過社會政治變動時期,北方高等學府中頗不乏“棄學從政”的升遷之士,一向恬靜閑適的周作人其內(nèi)心偶爾也不免躁動不安。看來知堂先生標榜的“隱逸功夫”還遠未純熟,需要繼續(xù)修煉。

 。◤埻、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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