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30年的專欄至今為止，多數是嚴肅沉重的話題。今天我愿意選一個稍微輕松的角度，談談“自由”與“幽默”的關系。就像毛澤東常引用成語教導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張一馳”。

　　我最早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在美國讀書時。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l）剛被哈佛大學聘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曾被提名諾貝爾獎，盡管沒選上，他的學術影響還是很大的。著名的“軟約束”、“短缺經濟”概念都出自他。

　　那時，科爾奈開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蘇聯陣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就能經常聽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生帶來的政治幽默。比如，“宣傳部手冊上的問答：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會制度下不會出現的種種困難。”

　　我對蘇聯東歐的學者很欽佩，他們之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顧一下，整個中東歐范圍內，在19-20世紀，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絕不是偶然，一切均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二十世紀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來自這里。

　　相比之下，因為語言障礙，中國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后，效果遠比不上蘇聯東歐的幽默譯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笑話，并請教老一輩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亞工作期間，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猶太人，他研究蘇聯東歐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習慣，收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幽默。他常與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歲，政治笑話比我多得多。

　　有了這個經驗，刺激我產生開一門《政治文化與政治幽默》課的念頭，我還真的開始著手準備了。但后來發(fā)現這個課很難，難的是語言，因為幽默的東西在母語中不用解釋，就能刺激人。一旦譯成別種語言，效果差得太多。

　　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我也沒那么多的錢請高手翻譯幾個國家的資料，所以這門課到現在也還沒開。但在備課過程中，我還是收集了不少資料，有很多心得。

　　過去兩年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國，所以有了與我在1984年出國前的中國一個強烈的對比。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傳的廣度，是該國自由度的一個敏感指標。這很像弗洛依德所說：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對“性”的態(tài)度上。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有幾個主要的體會——

　　一個國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剛剛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非常深重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過程。第二個條件，是這過程至少要經歷兩代人才行；
如果太短，人們可能還沒達到反思荒謬和醒悟的階段，它就已經過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治幽默得要一個微妙的自由空間——它必須是在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剛剛喘過一口氣，并且對黑暗時代已經產生了一些距離——因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壓抑。只有在剛走出那個陰影之時，幽默感才有閑暇得以發(fā)揮。同樣，若無一定的自由空間，幽默也難以流傳。

　　而吊詭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產生于一個太自由的國家。這是最有趣的現象：一個國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當然流傳不出；
但一個國家太自由，也無助于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為如果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憲法保護的批評自由，并有獨立的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抗議等等，就會進入正規(guī)的渠道去，而用不著以幽默的方式表達。這是我的觀察中最有趣的一點。

　　下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我以前為了備課而收集的。有些資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夠反映那個特定時代、那個國家特定的狀況通過政治幽默的絕妙體現。

　　中國在毛時代尤其在文革期間，經歷了嚴酷的大規(guī)模和持續(xù)的政治動蕩與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國的封閉狀態(tài)以及對文化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覺得中國的文化這下完了。在毛剛去世時，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才有機會訪華。當他們一有機會跟中國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級官員接觸時，發(fā)現中國人還是有幽默的——這一點讓他們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國遇到幾位，他們說，當他們得到這些幽默后，發(fā)現中國傳統中那些博大精深的東西，還沒被完全毀掉。我就問他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覺？于是，兩個人跟我講了兩個幽默，都產生于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第一個大概以1977年為背景。那位美國人第一次去中國，中國人看到他一個白人帶兩個小孩，就問：這兩個孩子怎么長得這么胖，這么壯，他們吃什么？那時中國經濟很困難，中國人普遍營養(yǎng)不良，所以很好奇這兩個孩子這么胖。那位白人父親回答：“我這兩個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媽媽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個詞表達：milk。而那個中國人就認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為他也想把孩子養(yǎng)胖。結果大吃一驚，“哇，他太太還能產牛奶吶！”

　　另一位是教政治學的教授。他第一次訪華是在1964年，那時中國人到哪兒都講一套官話。文革結束不久，他又去中國，專門去了一趟山東，上次他曾來過這里。一位陪他的官員告訴他，林彪一倒臺，中國就開始“批林批孔”，山東當地的農民走上講臺憤怒申討林彪。一位農民發(fā)言：“你這個林彪，你披上馬列主義的外衣！馬列主義的外衣，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披，你這個林禿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較寬松的氛圍下，類似的幽默才能出來，否則會有大麻煩。1970年我們那兒一位姓王的大隊書記曾想幽默一下，卻為此被抓了起來。那時，林彪在“九大”后被黨章規(guī)定為接班人，這位王書記在對群眾講話時說，“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林副統帥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現在就用實際行動向林副主席學習。林副主席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喜歡吃黃豆，給女兒取名叫林豆豆。我王書記最喜歡吃大魚大肉，所以從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兒改名為王魚魚，把我兒子改名為王肉肉——用實際行動向林副統帥學習。”王書記旋即被抓，被關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頭。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個國家嚴酷的政治經濟的現實中“發(fā)酵、窖藏”，也就是足夠的沉淀，它的釋放需要一個因素才行，即官方宣傳已被大部分人認識到是謊言。這種宣傳在最初時，老百姓還認識不到。只有經過足夠長的時間，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來后，優(yōu)質的政治幽默才能產生。

　　斯大林時代的殘酷史無先例。三十年蘇聯的“大清洗”，七百多萬人被捕，三百萬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蘇共老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被殺。斯大林在世時，人們不敢傳播政治幽默，到赫魯曉夫執(zhí)政后，它們就出來了。

　　一個是講斯大林時期，工廠上班是早上8點。有的工人為了表現積極，7點半就到了。誰知一進廠門，就被克格勃帶走�！盀槭裁次姨崆鞍雮�小時來上班，要抓我？”工人納悶地問�！澳闾崆鞍胄�時，肯定是趁大家還沒到，進廠里來搞破壞�！笨烁癫�回答。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對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遲到8點15分來上班。沒想到也被抓起來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點鐘上班，你們八點一刻才到，這不是消極怠工、破壞社會主義嗎！”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準時來上班。結果，又被抓了起來。工人申訴：“我們準時上班，怎么也給抓起來？”克格勃回答：“你們到得這么準時，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國手表——蘇聯國產的手表哪有這么準？你們是走私犯！”

　　這個政治幽默把那個制度的殘酷不講理，以及蘇聯產品的低劣都凸現出來。另一則是，一批工農代表到克里姆林宮向斯大林致敬。接見結束后，斯大林發(fā)現他的煙斗不見了，就懷疑有人順便拿走了。他打電話給克格勃主席貝利亞：“剛才那些代表，不要讓他們把我的煙斗帶走�！钡搅讼挛�，斯大林忽然發(fā)現煙斗在他的辦公桌上，壓在一大疊報紙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電話給貝利亞：“煙斗不用找了，讓他們走吧。”貝利亞回答：“煙斗已經找到了。”“已經找到了？”斯大林很吃驚。貝利亞高興地報告：“所有那些人，經過我們刑訊室審問后，都承認偷了煙斗——現在我已經找到20多把煙斗了……”。

　　朝鮮則是一個對比的例子。迄今為止，這個國家已經歷兩代的家族統治，成為地球上最嚴酷閉塞的國家。但至今很難收集到來自朝鮮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們還沒有起碼的自由。僅有的一個帶點初級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兩年才流傳出來。一位金日成大學的教授問學生，世界上現存多少種政治經濟體制？學生答：“有三種，一種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是我們朝鮮的社會主義的，還有一種就是中國的既有資本主義又有社會主義的混雜的。”教授接著問：“那么這三種體制，哪一種最優(yōu)越？”學生說：“這個問題難回答�！苯淌诓粷M道：“怎么會難？再清楚不過，我們朝鮮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優(yōu)越的，它一定會征服亞洲和世界，推動全世界的發(fā)展�！� 那個學生就說：“我們的制度確實是最優(yōu)越的，只是我擔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們取代了，那么誰給我們糧食救濟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這門政治幽默的課開起來。它們反映的社會現實及人間苦難，是留給后代的遺產。聯合報前社長張先生是臺灣最早訪問大陸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經過頗多周折才進入大陸。他覺得中國大陸的人特別幽默，在北京的一個大國營商店里，他赫然發(fā)現墻上貼著《優(yōu)秀售貨員守則》，有十幾條，其中一條是“不隨便打罵顧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點，即便打罵了顧客，也能夠當上國營商店的優(yōu)秀售貨員。

　　黑格爾有句名言，在東方專制主義制度下，全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沒有。這從政治幽默上也可以體現出來，比如說，文革期間，誰敢“幽”當時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國有一個人可以隨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國國務院新解密的一份檔案中，收有一條。1973年2月17號，毛接見基辛格，對他說：“我們現在兩國之間的貿易少得可憐，中國是一個窮國，東西不多，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很多，就是女人多�！被�辛格也很聰明，立刻就玩笑地說：“你們中國如果向美國輸送婦女，我們可以免關稅�！泵�馬上表示：“在我們國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們都送到你們美國去，就給你們制造災難了——你們負擔就會很重了�！泵�講了這話后，他身邊的女翻譯唐聞生等非常尷尬。毛見此，馬上講，他關于中國婦女的這些話，都是胡說八道，但他不在乎傳出去。

　　毛之后，中國人的自由程度雖然沒達到高級階段，但還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產得既多又好。我認識很多在中國各界做事的人，常發(fā)來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層干部發(fā)來的一個說，最近幾位中國院士經過研究，得出一個新的重要結論并獲科技成果獎，就是屁股比臉蛋更優(yōu)秀。理由有幾條：一光滑，不起皺紋；
二細膩，不長粉刺、水痘、雀斑；
三節(jié)儉，不用花錢保養(yǎng)美容；
四美觀，造型簡潔時尚；
五莊重，大氣且福相；
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真誠，不會皮笑肉不笑、兩面三刀；
七謙虛謹慎，深藏不露；
八辯證，既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
九高尚，忍辱負重，經常代人受過挨打；
十踏實，既能連坐連戰(zhàn)，也不怕壓成阿扁。

　　這個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國基層干部的苦處總結出來，又把最近兩岸之間的政治互動也概括了進去。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有了越來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規(guī)，這恰巧是產生優(yōu)質政治幽默的黃金時代，我們真是生逢其時！在這個有著悠久豐富文化傳統的國家，民間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雖不能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得以表達，但至少能通過私人間流傳的政治幽默體現出來。相信再過若干年，如果把這個時代中國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來出版，傳給后世，一定是個了不起的文化遺產。

　　200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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