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隨著中國成為美國在東亞的主要對手，美國東亞遏制戰(zhàn)略最終形成。阻止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傳統(tǒng)貿易往來，并促使日本經濟與東南亞經濟進行整合，成為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之一。美國東亞戰(zhàn)略政策的確定決定了日本只能以東南亞為對象開展經濟外交。

　　[關鍵詞]日本；
東南亞；
經濟外交；
目標選擇；
美國因素。

　　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后，日本通過戰(zhàn)爭賠償而展開的對東南亞經濟外交是日本在戰(zhàn)后第一次重大外交舉措，也從此拉開了戰(zhàn)后日本經濟外交的序幕。有關日本戰(zhàn)后經濟外交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戰(zhàn)前以出口工業(yè)制品、機械等，進口農產品、糧食、礦產原料為主要內容的對華貿易，曾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視為“生命線”，不惜以國家的存亡為賭注進行保護①。戰(zhàn)后初期日本對中國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恢復和發(fā)展，而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則幾乎完全停止。日本為何舍易求難，放棄有巨大利益和潛力的中國市場而選擇東南亞為對象開展經濟外交？在這一問題上，美國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主導作用。如果說新中國剛成立之后的一段時期內，美國對中日貿易問題還持有限范圍內的支持的態(tài)度的話，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無疑改變了整個形勢。隨著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形成，阻止中日經貿往來，促使日本開展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被納入為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一環(huán)。日本戰(zhàn)后的貿易模式，甚至整個東亞、東南亞的戰(zhàn)后經濟發(fā)展模式都隨之而改變。

　　一

　　戰(zhàn)后初期美國政府關于遠東的戰(zhàn)略構想依然沿襲羅斯福戰(zhàn)時關于世界秩序的設想，即將中國作為其在遠東的基地和戰(zhàn)略支撐點。然而1949年蔣介石的敗退與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打破了美國的這一戰(zhàn)略構想，使得日本在美國東亞戰(zhàn)略中的地位陡然上升。扶植日本，使其盡快恢復與發(fā)展經濟并成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友，成為美國遠東戰(zhàn)略的重心。但是，作為一個資源極其匱乏且喪失了所有海外領土、殖民地(占全部領土面積的45%)、半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國家，毋庸諱言，原料產地與產品市場的保證是日本恢復與發(fā)展經濟的前提條件。1950年初，杜勒斯在經過研究后認為，除非美國能提供必需的經濟替代市場，否則日本將不能保持對美國的忠誠。杜勒斯及其繼任者堅信“世界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蘇聯(lián)能否通過非戰(zhàn)爭形式控制西德與日本”②。

　　在日本經濟恢復與發(fā)展模式上，美國政府內部存在以艾奇遜為首的美國國務院所主張的“日本—中國—美國”模式與以五角大樓為核心的美國軍方所主張的“日本—東南亞—美國”模式的對立。前者體現(xiàn)在NSC48/1文件中，認為“日本經濟若不與中國進行相當數(shù)量的貿易，就不能恢復自主的基礎”，應允許日本同中國大陸開展除戰(zhàn)略物資之外的有限度的貿易，進口必要的資源，通過這種貿易，還可從經濟上誘使中國保持對蘇聯(lián)的獨立③。后者是以東南亞在美國戰(zhàn)略中地位的上升為前提的，也自有其政治背景。1949年3月喬治·凱南曾提出建立日本、東南亞的垂直分工體系的構想：美國應該致力于在“垂直分工”的基礎上發(fā)展“作為原材料產地的東南亞”與“作為制成品產地的日本、西歐和印度”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④。促使日本的國際貿易體系與結構的自由化還將有助于日本的民主化進程，強化美國遏制共產主義的東亞聯(lián)盟⑤。NSC48/2文件繼承了這一思想，主張應該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援助，發(fā)展亞洲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實力，在亞洲大陸上遏制共產主義。為此，必須斷絕中共與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聯(lián)系，不論直接性、間接性的戰(zhàn)略物資，一律禁止向中共出口，將東南亞作為日本的替代市場。這不僅事關日本經濟復興，而且還將影響著日本未來的政治傾向及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成�、�。

　　這兩種政策在中國大陸、東南亞與日本經濟復興的關系上誰主誰從這一問題上各執(zhí)一端。從1949年秋到1950年3月，美國政府采用的是艾奇遜的主張，規(guī)定美國對中日貿易的態(tài)度及對華經濟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體制下，鼓勵日本恢復與發(fā)展與新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但必須避免日本在食品和關鍵性原材料需求上過度依賴中國。除了對戰(zhàn)略物資進行限運外，非戰(zhàn)略物資允許自由流通。換而言之，也即有限范圍內的支持。這一做法也符合此時期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與東亞戰(zhàn)略需要。當時美國對華政策主要是誘使中共“脫離蘇聯(lián)政策軌道”，經濟被認為是“對中共政權的最有效武器”，通過“恢復日本、西方國家與中共政權之間的互利貿易關系，而使這一關系逐漸變得對中共更為重要”“就有助于產生一個獨立的中共政權”⑦。同時，支持中日貿易不僅有利于日本經濟的恢復與發(fā)展，且能逐步減少美國對日本的援助，幫助日本經濟自立。1950年美國援助日本達2.7億美元，通過中日兩國正常貿易，這個數(shù)字到1955年就可以減少到2500萬美元；
沒有貿易，則每年援助不會低于1億美元。

　　二

　　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加快了美國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東亞遏制政策正式確立的步伐，戰(zhàn)前美國國務院所主張的“日—中—美”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隨著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當然變得不合時宜，促使日本發(fā)展與東南亞的經濟關系并對華展開嚴格的禁運成為美國的既定政策。

　　盡管美國不得不承認從長遠來說，中日貿易對于提高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⑧，但出于遏制中國的目的，中國被排除在日本的貿易對象之外。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美國開始對中國實行包括石油、軍火及其他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商品的禁運。1950年7月，美國政府宣布巴統(tǒng)管制制度適用于中國，11月宣布對華實行全面禁運，12月東京盟軍統(tǒng)帥部指令日本政府中止對華貿易(當年中日貿易額達5900萬美元)，不僅迫使日本加入了巴黎出口控制協(xié)調委員會的中國小組，而且使其同意了一份列有400多項禁運品的清單。1951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巴特爾法》，不僅正式規(guī)定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禁運物資種類清算，而且規(guī)定了美國向日本提供軍事援助的條件。也就是說，日本要獲得美國的援助，就必須依從這些規(guī)定。

　　為了將日本更加緊密地納入其冷戰(zhàn)體系及平息日本國內高漲的要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呼聲，以杜勒斯為首，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策劃了美日經濟合作計劃。“經濟合作，即用軍需訂貨和對東南亞進行援助的方式對日本經濟進行刺激和提供美元逆差補助，以換取日本對美國東亞政策，特別是對華不承認政策的支持和跟隨”⑨。其中，日本與東南亞的經濟一體化是整個計劃的重心。1951年5月8日美國NSC48/5號文件將“促使亞洲各有關國家的發(fā)展，以使任何國家或聯(lián)盟都不能威脅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安全保障”作為美國亞洲政策的當務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對遠東的安全保障與穩(wěn)定做出貢獻”定為對日政策的中心課題，要求在對日媾和中與對日媾和后都援助日本的經濟復興，使其能夠從事為美國和亞洲非共產主義地區(qū)的穩(wěn)定所需要的商品生產、軍需生產和勞役。6月27日美國向日本提出的美日經濟合作計劃更明確地確立了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陣營共同防務生產體系之中日本與東南亞的關系，即美日經濟合作計劃的目的是“使日本與歐洲其他南半球各國一樣，參加美國的緊急籌措計劃”，具體項目包括出口到東南亞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這是為了當“現(xiàn)在正盡全力從事軍需生產的國家不能自給”的時候，“把日本的工業(yè)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東南亞的原料生產和增強其工業(yè)力量”⑩。為了使日本政府接受這個計劃，美國政府威脅說：“如果日本因某種理由不能對這個國際計劃給予協(xié)助，對于確保為了維持國內消費水平所需的原料和糧食將有影響。”[11]

　　美日經濟合作把日本置于以美國為中心的共同防衛(wèi)體制之中，并且作為共同防衛(wèi)生產的重要的一環(huán)，初步確立了日本與東南亞的關系，也在實際上將東南亞規(guī)定為日本展開經濟外交的對象。

　　三

　　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后，日本得以恢復主權，但此時的日本仍不想輕易放棄具有重大利益與潛力的中國市場。1951年10月28日吉田茂在回答參議員提問時表示：“日本將必須從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民主國家的立場決定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政府正在考慮同哪個國家開啟貿易關系以及在上海設立商務辦事處的問題。”[12]

　　面對日本猶豫搖擺的態(tài)度，在舊金山和會結束后第四天，即9月12日，56名美國國會參議員聯(lián)名上書總統(tǒng)，聲稱“如果日本承認北京政權，并與其進行兩國間接觸，是違背日美兩國國民最佳利益的”。如果日本不選擇中華民國，參議院就將不批準媾和條約。舊金山和約生效關鍵在于取得美國參議院出席參議員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票，美國參議院堅持一定要等到日本政府在與哪一個中國政府談判媾和有明確態(tài)度后方舉行投票。1951年12月10日，杜勒斯作為特使飛往東京，說服吉田茂與臺灣當局締結媾和條約。盡管吉田茂一再申訴“將中國從蘇共政治局的控制下解脫出來，日本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應信任日本，讓日本作為自由國家的先鋒，擴大同中國的接觸”。但杜勒斯仍然強調：“日本為同臺灣政權締結和約而進行談判是符合日本最佳利益的”，并以對日和約不獲批準，日本的主權就不能恢復的理由相要脅。同時將一封寫好的信交給吉田茂，讓其簽字后還給自己，這就是有名的吉田書簡，保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共政權締結雙邊和約”[13]。吉田茂對杜勒斯的這種做法很不滿意，但被迫最終在這份文件上簽了字。

　　美國在努力迫使日本放棄與新中國媾和的同時，積極探討阻止中日貿易、促進日本發(fā)展與東南亞經濟關系的途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52年發(fā)布NSC125/1號文件、NSC125/2號文件，1953年1月至6月又接連發(fā)表NSC125/3號、NSC125/4號、NSC125/5號、NSC125/6號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詳細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艾森豪威爾甚至大聲疾呼：“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幫助其謀生的話，那么日本連生存都不能，更何談留在自由世界之中�，F(xiàn)在，如果我們不給其援助、不與其進行貿易、不讓其與共產主義國家進行貿易，也不去保護其親密的貿易伙伴東南亞，那么在日本將發(fā)生什么？它將倒向共產主義�！痹谑�去日本之后，“美國將被逐出太平洋地區(qū)，太平洋將成為共產主義的內湖”[15]。

　　隨著1952年4月28日《日華和平條約》(即《日臺條約》)的簽訂，中國大陸被徹底排除出了日本的經濟復興計劃，中日官方貿易被強迫中止。在此情形之下，東南亞成為日本在亞洲進行貿易的唯一現(xiàn)實選擇。1953年6月16日，第五次吉田內閣公布施政方針，宣布“由于無法過多寄希望于中國貿易，所以將協(xié)助開發(fā)東南亞”，并以戰(zhàn)爭賠償為契機，展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1972年之前的六位日本首相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國所規(guī)定的方向，面向東南亞發(fā)展經濟關系的。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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