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說說經濟危機。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在新的形勢下，全球一體化情況下的經濟危機。中國是物品輸出國，美國是輸入國，美國那邊出了問題，全球經濟就循環(huán)不起來了。美國的問題出在消費環(huán)節(jié)，對消費的金融支撐方面出了體制性的問題，是過度消費造成的問題。有國家過度消費就必然有國家過度生產。本來美國過度消費，中國過度生產，從全球來說是平衡的；
現在美國過度消費不下去了，我們過度生產就沒有買家了。美國經濟危機和中國經濟危機不一樣，這一點是最明顯的。

　　第二點，美國和中國還有一個時間差。美國是在信用制度、信貸制度非常發(fā)達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他們要解決這個全新的問題。而中國就像立平說的，與1930年代的美國情況類似，生產過剩問題沒有解決。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差。這是我對目前中國經濟危機的判斷。

　　這個問題怎么樣聯系到社會潰敗呢？中國實際上還是要走一段美國的老路。在能源問題上，在環(huán)境問題上，克林頓夫人前幾天也說了，中國不要走美國的老路，但是在經濟機制和社會機制的建設方面，中國還是要走一段美國的老路。比如說，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政府公開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統的信用度，這是中國要繼續(xù)走的路，不走的話就上不了立平所講的耐用消費品的經濟臺階。為什么中國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來呢？就和社會潰敗有很大的聯系。

　　立平提出“社會穩(wěn)定——社會動蕩”、“社會健康——社會潰敗”兩組概念，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對中國未來發(fā)展影響最大的不一定是社會動蕩，社會潰敗本身就會嚴重制約中國的發(fā)展。

　　“潰敗”這個概念立平已經定義了。我是學生物學出身的，我認為“潰敗”是很準確的說法。光是局部性的潰瘍還好辦，這兒也潰瘍，那兒也潰瘍，最后形成了敗血病，就嗚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還要反復推敲“潰敗”這個詞，是因為在“草泥馬”和“河蟹”兩族對峙的情況下，要考慮它能不能在最廣泛的范圍內通用的問題。

　　下面我想談的題目是《行政潰敗與社會動蕩》。行政潰敗是社會潰敗核心的東西，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現行體制下的國家，社會潰敗首先是由行政潰敗開始。我分三個小節(jié)來談，首先是“中性政府與行政潰敗”。

　　姚陽最近在紀念改革3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這個概念沒有怎么引起討論，倒是有一點奇怪。實際上這個很有討論的必要。我和姚陽觀點不一樣。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中性政府是這30年的創(chuàng)舉；
我認為中性政府是中國一千多年政治傳統中的一個優(yōu)點。中性政府是老傳統，不是新創(chuàng)造。

　　中國的科舉制、官僚制（韋伯意義上的），乃至中央集權制，在中世紀曾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制度。相應的制度在西方的出現要晚幾百年、上千年。中性政府是一個文明比較成熟的產物。有這樣的中性政府，也是東亞經濟、東亞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比較順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為什么說是中性政府，我們要和別人比較才能更清楚。比如在西歐領主制下，法官、行政官員都是領主的子弟，所以說，西歐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不是中性的，行政機構完全是為了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服務的。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期，由于當時實行高額納稅人才有選舉權，這樣的政府表現不中性，偏向于富人，也是很自然的；
要隨著選舉權擴大到工人、窮人、黑人之后，才能逐漸往中間靠。非洲國家很多都是部落主義的，一個總統上去了，就把本部落的人弄上去當官，雞犬升天，也沒有什么中性可言。

　　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多年來有一種說法，中國皇權制度下的政府是地主階級的代理人。對于這個說法，秦暉和高王凌給予了有力的批駁。秦暉指出：正如“階級”理論本出自近代社會，“階級代表”說也本是近代代議政治下的行為邏輯。傳統時代并無代議政治，統治者“提三尺劍，化家為國”，“某之產業(yè)，孰與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階級天下”。高王凌在《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中講了很多的例子，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在地主與佃農打官司的時候，政府并不是總是站在地主一邊。那時候有回避制度，官員不能在家鄉(xiāng)當官，這就使他比較容易處在中立的地位。有些地方該打擊地主就打擊地主，有些地方該向著農民就向著農民。這是相對其他國家的制度而言。在理論上，中國的儒家傳統是強調“民本”、“民貴君輕”的，但實際上很難做到，實際上還是皇權本位、官本位的，但并不是地主階級本位。

　　傳統的中國政府確實是比較中性的。這么好的制度怎么到了后來會被西方國家趕上來呢？有一個弊病一直沒有解決，就是行政潰敗。行政潰敗在一千多年歷史當中是反復出現的。行政潰敗導致社會潰敗，最后就出現社會動蕩，導致社會生產力大倒退。新朝代的開國之君是比較精明強干的，重新建立起中性政府，然后又出現行政潰敗、社會潰敗，如此循環(huán)往復。雖然西方國家建立強有力的行政系統比中國晚，建立中性政府就更晚，但他們找到了解決行政潰敗的一套有效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從政府內部來說，實行三權分離，代議制，司法獨立，互相制約；
外部有一個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在私法保護下法人的成長，實際上就是對行政權的一種約束。正是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衰敗和社會衰敗，使西方國家得以超越曾經領先于它們的中國。

　　第二節(jié)談一談，為什么當前的行政潰敗達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在東亞國家和地區(qū)，不論是在蔣經國時期，還是樸正熙時期，行政潰敗的嚴重程度都沒有當下中國這么嚴重，怎么會出現這這種情形？這需要從30年前的轉變談起。

　　因為中國有過一個毛澤東時代，有過一個以官僚制（韋伯意義上的）為敵的烏托邦構想，實際上想建立“皇權之下的群眾專政”，想要完全擺脫劉少奇、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官僚集團。文革開始的時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敗了。又引入了軍隊，用新的力量代替原來的黨政官僚，幸虧出了林彪事件，毛澤東后來也覺得不能搞軍人專政了。如果長期搞下去，就會變成緬甸今天的體制。毛時代試來試去不要行政官僚的烏托邦構想失敗后，導致了官僚集團和官僚機制的大反彈，大復辟。

　　現在回想80年代，我覺得我們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壞的方面，有些事情我們當時還看不透。有“兩好一壞”。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任仲夷、項南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擊迫害，使他們接觸到底層百姓，他們有民本意識，他們執(zhí)政的時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這批好官逐漸被劣幣淘汰掉，現在已經凋零。二是當時體制內的改革派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學習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潰敗的措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到89年也失敗了。壞的方面是官僚體制、集團、利益的膨脹，比毛澤東文革之前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還要厲害。

　　在皇權和威權制度之下，對行政潰敗的控制有兩個主要的機制，第一是權力要高度集中，當權者還要親政勤政；
第二是當權者要有耳目，信息通暢。80年代中國這兩條都做不到了。

　　當時權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書長”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權力分割，黨和政也是分開的，胡耀邦、趙紫陽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既不親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橋牌。80年代許多社會弊端苗頭出現的時候，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當權者采取措施，“中梗阻”越來越厲害，基層政權越來越失控。第一個機制被破壞了。

　　第二個機制，過去中樞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統，必須把耳目與爪牙分開，否則爪牙就不服從大腦，為自己謀利益了。沒有耳目，獨裁者也會被架空，無法了解社會實際情況了�；蕶鄷r代有御史臺、東西廠、蔣介石時代有中統、軍統。眼下正在播電視劇《紙醉金迷》，戲中軍統一出手，行政官員嚇得要命。這個機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壞了。最明顯的就是，“紀委——監(jiān)察”系統屬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負責的耳目沒有了。過去，新華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指出：現在倒退了，難多了！過去總社記者可以下去寫“內參”，分社記者也可以跨地區(qū)寫“內參”，現在不行，總社記者下去寫的“內參”也必須分社社長簽字才能上報。涉及地方高官的內容，分社社長一般是不簽發(fā)的。新華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慮跟地方領導的關系啊，要地皮蓋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長和省市自治區(qū)的黨政領導是穿一條褲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沒有了。

　　傳統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棄了，行政潰敗發(fā)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可怕的是，當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敗、癱瘓、潰敗的信心和愿望。

　　第三節(jié)談談“社會動蕩與社會潰敗”。最近二十年來，當局把“社會穩(wěn)定”當成了緊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會動蕩”來嚇唬人。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覺被洗了腦，也跟著說社會動蕩如何如何可怕。我們來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夠導致社會動蕩，社會動蕩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先要有社會分裂的形勢，才可能有大的社會動蕩。我認為，社會分裂有三種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疤K東波”之后共有九個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轉型——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蒙古。只有前兩個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導致國家分裂。這兩個國家是有共性的，蘇聯核心民族俄羅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爾維亞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蕩，算是理性離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31%。還有6個國家沒有分裂，這些國家也是有共性的，波蘭族占人口98%，阿爾巴尼亞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國人口的91%（其中喀爾喀蒙古人占80%，杜爾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馬扎爾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羅馬尼亞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亞族占人口的85%。這些國家都沒有分裂。由于計劃生育的原因，中國漢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數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滿族現在都超過了一千萬，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統，就算少數民族。中國和上述六國一樣，有一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所以不存在國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戰(zhàn)亂和分裂來說事兒，對中國是無效的。

　　二是執(zhí)政黨自身分裂連帶造成的社會分裂。眼前就有兩個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兩個司令部”對立所造成的。毛澤東個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員會中是少數，后來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半數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沒能參加會議。毛澤東為了把“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黨，鋌而走險去發(fā)動紅衛(wèi)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軍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檔事，官方結論也是黨的分裂。關鍵是誰分裂了誰。趙紫陽、胡耀邦、胡啟立、萬里、習仲勛、田紀云、芮杏文、閻明復的黨與陳云、李先念、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黨長期處于對峙狀態(tài)，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緊要關頭站在后者一方，導致了最終的破裂。前者有黨內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軍隊等要害部門。所以調動十幾個集團軍進京，主要不是對付學生，而是對付黨的合法的領導機關——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書記處，中央書記處幾乎是全軍覆沒。因此，這是用軍事政變來分裂黨。僅僅是局部的群體性行為，包括像學生運動這樣的群體性行為，并不會導致大的社會動蕩，只有執(zhí)政黨自身分裂才能造成這種動蕩。

　　三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動蕩引發(fā)機制，官與民的徹底分裂，行政潰敗、社會潰敗導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對于這種可能性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術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秦兵還是用銅兵器，農民用鐵農具造反，還是很厲害的�，F在武器不對稱了，農民起義的可能性減少了。但是還有另一方面，近年來出現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趨勢。毒品集團、走私集團裝備現代化超過了官家，海關的緝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團的“大飛”，販毒集團的偵察技術裝備有時候比公安局還強�！端疂G傳》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當現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現，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時候，傳統的社會動蕩模式也有可能再現。

　　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但是我們要說，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公民團體和公民自治活動、群體性維權活動、解決行政潰敗的種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舉措，都不是誘發(fā)社會動蕩的因素，而是抑制社會動蕩的因素。

　　現實的最大危險是行政潰敗和社會潰敗。在行政潰敗的情況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紫禁城。比如“非公經濟36條”，貫徹得下去嗎？92年以后開始搞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來是對行政潰敗的一種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下，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yè)處處設卡，牢牢把控住市場準入環(huán)節(jié)，民營企業(yè)家還是要搞賄賂才能進入市場。也就是說，行政潰敗必然導致全社會的潰敗。

　　從短期來說，社會潰敗是社會信用制度的溶解劑，沒有社會信用，經濟就上不了立平所說的一個新臺階。從長期來說，社會潰敗是社會創(chuàng)新的腐蝕劑，沒有民間活躍的自主創(chuàng)新動因和自組織機制，中國還會走過去一千多年的老路，無法趕超歐美發(fā)達國家。而且，社會潰敗本身也會誘發(fā)社會動蕩。所以，社會潰敗是比社會動蕩更現實的危險，是阻礙中國發(fā)展的最大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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