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制度，當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社會狀況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時，政治體制也要相應改革，不然就會制約和延緩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然而，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是統(tǒng)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統(tǒng)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難重重。面對這種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會“先易后難”，總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體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多少彌補明顯已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之弊。這種思路自有其合理之處，不過，晚清兩次裁撤無用政府機構(gòu)與冗員、將功能相近的部門合并成幾大部門的“行政改革”，并冀此代替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卻以你死我活的政壇惡斗——先是光緒被囚、康有為逃亡，后是袁世凱幾被圍毆、慈禧甚至想要跳湖——而失敗告終。這段“行政改革史”，實在引人深思。

　　第一次是戊戌變法期間的 “變官制”。正是這項行政改革的“變官制”，成為鎮(zhèn)壓維新派“戊戌政變”的直接導火索。

　　眾所周知，維新派的興起肇因于只要西方船堅炮利、回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因此，維新派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國富民強之道。雖然他們對近代憲政民主的理解不盡準確，他們的主張也有種種矛盾含混之處，但大體而言，在真正開始維新變法的“百日維新”之前，建立君主立憲制是其基本政治綱領(lǐng)。但就在他們鼓吹“開議院”、“興民權(quán)”的同時，又對中國此時的國情民情能否立即實行憲政不無懷疑，他們進而認為，“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shè)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騄等五大臣代光緒帝問康有為“宜如何變法”，康答曰：“宜變法律，官制為先�！绷簡⒊�也曾明確提出“變法必先變官制”這種行政改革優(yōu)先、行政改革導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維新”期間，維新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康有為等人的主張更加謹慎、現(xiàn)實，絕口不提君主立憲等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涤袨樵诔式o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中明確提出，現(xiàn)在開國會、立憲法為時過早，“民智未開，遽用民權(quán)，則舉國聾瞽，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甚至主張“惟有乾綱獨斷，以君權(quán)雷厲風行”。對于譚嗣同等少數(shù)“激進派”開議院的主張，康有為也“以舊黨盈塞，力止之”。在第一次被光緒皇帝召見時，康有為建議“就皇上現(xiàn)在之權(quán)，行可變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變官制”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而其行政改革的主張也非常謹慎，甚至被批評為“保守”。他認為，許多不合時宜、已經(jīng)無用的舊部門雖應裁撤，但他強調(diào)，如果現(xiàn)在裁撤必將激化矛盾。

　　所以，“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布的新政主要是經(jīng)濟、軍事、文教等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起用了一些新人、新設(shè)了農(nóng)工商總局，他們原計劃對行政改革起關(guān)鍵作用的“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的“制度局”，卻因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根本未能成立。

　　雖然不撤舊部，但舊部官僚明白自己的實權(quán)將因新部之設(shè)而大打折扣，舊軍機大臣怒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表示寧可悖忤皇上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開”。一時“朝論大嘩，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京師甚至謠傳康有為欲“盡廢六部九卿衙門”。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干脆以“不必更立名目，轉(zhuǎn)滋紛擾”為理由，拒絕開制度局。這些“舊臣”得到緊握實權(quán)的慈禧太后的堅決支持，根本不把“日日催之，繼之以怒”的光緒皇帝放在眼中。設(shè)立制度局的主張，終成一紙空文。

　　由于新設(shè)制度局遭到舊部群臣的堅決反對，而各項“新政”又需費孔急，朝廷財政一直困難，左支右絀，于是光緒只能不顧康有為不撤舊部的意見，諭令內(nèi)閣，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錄寺、鴻臚寺、太仆寺、大理寺6衙門，歸并到內(nèi)閣及禮、兵、刑各部辦公。外省裁撤湖北、廣東、云南三省巡撫，以總督兼巡撫事等等。此令一下，朝野震駭，以為此舉“大背祖宗制度”，皆請慈禧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甚至有老臣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所裁衙門奉旨后“群焉如鳥獸散”，如太仆寺的印信、文卷立刻無人過問，甚至門窗都被拆毀無存，猶如經(jīng)歷了一場浩劫，以此作為對裁撤令的抵制和抗議。

　　此外，這些行政改革也使京中的許多內(nèi)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侍，以及地方上的一些督撫、將軍大表反對，他們集結(jié)在慈禧太后周圍，“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使慈禧的政治力量空前強大。一些守舊大臣最終上書慈禧，請?zhí)�后“訓政”。在強大的舊官僚群體支持下，慈禧終于發(fā)動政變，痛斥光緒。隨后，立即將“百日維新”期間 “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悉數(shù)恢復，還恢復了被裁的廣東、湖北、云南三省巡撫，而將新成立的“農(nóng)工商總局”則被廢去。所謂“維新”，也就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還是因觸犯既得利益集團而以失敗告終。

　　幾年后，立憲與革命風生水起，漸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政”，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而且，僅僅過了5天，即9月6日就頒布了改革官制上諭。顯然，無論真假，慈禧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為先、政治體制改革在后這樣一個“先易后難”的“路線圖”了。

　　這次改官制的要角，是掌握 “北洋”大權(quán)、在中央兼參預政務處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督辦郵電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等數(shù)項重職的袁世凱。自戊戌政變后，袁世凱深得慈禧信任，同時他又以巨金賄買了實權(quán)在握的領(lǐng)銜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加之他在北洋的“新政”又頗有政績。此次朝廷諭令包括袁世凱在內(nèi)的14位王公大臣共同制定改官制的方案，袁雖排名最后，但他因有奕?支持，同時在負責官制改革機構(gòu)“編制館”的關(guān)鍵崗位安插了自己的黨羽，所有文件起草和建議方案最后都要由他閱定。

　　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準備，由袁主導的官制改革方案出臺。由于是為 “立憲”預備，所以對官制的改革較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門外，還將原來的內(nèi)閣、軍機處、吏部、禮部、都察院全都撤銷，新成立的機構(gòu)則有資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賢院、大理院、審計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權(quán)在握的“責任內(nèi)閣”以取代軍機處。袁世凱與奕?議定，由奕?出任未來的內(nèi)閣總理大臣，自己則任副總理大臣，各部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薦，而且內(nèi)閣尤其是總理大臣、副總理大臣代替皇帝負責任，皇帝發(fā)布諭旨須經(jīng)內(nèi)閣副署，若未經(jīng)內(nèi)閣副署則不發(fā)生效力。這樣，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權(quán)統(tǒng)歸內(nèi)閣手中。袁氏想掌中樞大權(quán)之野心，幾不掩飾。

　　此案一出，官場風波頓起，眾臣幾乎群表反對。反對主要來自兩方：一方是以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為主角的滿族親貴。取消軍機處，盡管他們可能另外任職，但權(quán)力畢竟要大大削弱。在一次會議上，醇親王載灃竟拔出手槍直抵袁世凱胸前大聲說：“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經(jīng)奕?調(diào)解，方才作罷。由于傳說內(nèi)務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監(jiān)都要裁去，有次袁下朝時百余名太監(jiān)將他團團圍住大聲謾罵，有的甚至揮拳要打，幾成圍毆之勢。袁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過來為其解圍。經(jīng)奕?百般勸解，并保證絕不裁撤太監(jiān)，太監(jiān)們才忿忿而去；
另一個主要反對力量來自以瞿鴻銻、岑春煊、王文韶、趙炳麟等為要角的漢族大臣、御史。他們有的一直與袁爭權(quán)，有的對袁結(jié)黨營私憤怒已久，有的認為改官制是“用夷變夏”，有的則認為這次改制完全是弄虛作假。他們中有人上折慈禧指出，所謂“責任內(nèi)閣”既不對皇上負責又無議院負責，只是統(tǒng)攬了過去皇帝的權(quán)力，而實為袁世凱專權(quán)，“立憲精神全在議院，今不籌召集議院，徒將君主大權(quán)移諸內(nèi)閣，此何心哉！”還有人指出，袁之所以在沒有成立議院時就先成立使皇帝居于無權(quán)地位的“責任內(nèi)閣”，主要是考慮一旦慈禧去世，光緒復出，也無法報戊戌之仇。光緒就曾當面對袁冷冷說道：“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边@樣，從王公親貴、大小太監(jiān)到大臣御史，盡管觀點不同，但幾乎全都反對袁世凱的改官制，不是到慈禧處哭訴哄鬧，就是不斷上折，天天雞飛狗跳。向來濫施淫威、殺伐決斷的慈禧此時居然也寢食難安，向人訴苦道：“我如此為難，真不如跳湖而死�！�

　　而袁世凱可能也過高估計了慈禧對自己的信任，在慈禧召見時，竟然面奏要求朝廷令守舊大臣退休，結(jié)果招致慈禧怒斥，并將參劾他與奕?的彈章交二人同看。此時，袁才知道自己已成眾矢之的，局勢非常險惡，慌忙以檢閱新軍、南北秋操為名請調(diào)出京，以避鋒芒。

　　袁世凱離京后，慈禧命令其余厘定官制的大臣繼續(xù)制定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發(fā)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諭，少數(shù)舊部被裁并，但多數(shù)未動，只是改名，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shè)責任內(nèi)閣。最重要的是，在實際所設(shè)11部的13個大臣、尚書中，滿人占7席，漢人僅占5席，蒙古1席；
以“滿漢不分”的名義打破了“滿漢各一”的舊例，雖然以前的“滿漢各一”也是滿族人掌實權(quán)，但畢竟在形式上滿漢平衡，漢族官員心理上更易接受。而現(xiàn)在是形式上的“滿漢平衡”被打破，漢族官員的心理平衡也隨之打破。幾年后，辛亥革命爆發(fā)，不少漢族督撫宣布獨立，也可能與此不無關(guān)系。

　　這次官制改革，各路權(quán)貴、官員你爭我奪，種種矛盾更加尖銳激烈，導致政壇嚴重分裂。而且，還使人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有立憲派直斥其為“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襲皮相而竟遺精神”，“竭數(shù)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政界之難望，今可斷絕”。遠在日本東京的梁啟超當時寫信給康有為說，清廷宣布準備立憲時革命黨力量即減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黨勢力便迅速擴張，也說明了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與清廷初衷正好相反。事實無情地說明，這次行政改革完全失敗。

　　晚清這兩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動或?qū)�入“憲政”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踐的失敗，正好促人“逆向思維”：原以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變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更容易。其實未必。行政改革將使某些部門和部分官員受益，而另一些部門和部分官員受損，受損部門和官員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強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變，也不足以抵消無權(quán)的損失，對官員來說，權(quán)力大過一切；
要裁撤一些部門和一些官員自然難上加難。爭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體制改革。而實行憲政的政治體制根本性改革，是對從上至下到政府所有部門所有官員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損”，官員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相對小得多。在憲政框架下，最高掌權(quán)者的權(quán)力同樣要受限，其他官員當然就更無話可說。近代以來，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無實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體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價其實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價，則是耽誤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從而導致清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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