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速經濟發(fā)展，導致多元社會利益。但是因為社會群體之間、地區(qū)之間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變成為分化社會。

　　任何經濟體在發(fā)展早期都會經歷一個收入分配差異拉大的階段。收入分配差異對一個社會的政治影響也取決于該一社會的接受程度。在中國，收入差異不僅從客觀上說（即從基尼系數來衡量）已經超過了一般國際水平，更超過了中國社會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會階層對收入分配不公已經從不滿轉向忿恨。實際上，收入分配差異及其造成的政治社會影響也是中國官員多年來關注的焦點。

　　盡管中國政府在縮小分配差異、實現(xiàn)社會公平方面已經作了諸多的努力，但是沒有跡象看到這些努力已經遏制了收入差異的擴大。反之，因為政府還沒有發(fā)展出足夠有效的能力來管治資本，收入分配差異還在繼續(xù)擴大。

　　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更是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沿海地區(qū)，隨著大量的工廠的倒閉，失業(yè)工人隊伍越來越大，尤其是農民工。問題是：這種狀況對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影響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經導致了中國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分化。

　　各種主義，各有支持

　　這里指的是中國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社會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對某一種主義或者意識的認同，而另一部分人則對另一種主義和意識的認同。盡管官方仍然控制著中國的輿論界，但這并不妨礙各種主義的流行。

　　今天的中國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國初年，各種主義一一涌現(xiàn)，例如所謂的“左派”、“右派”、“保守主義”、“民族主義”，還有其他各種從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進口的主義。各種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這個趨勢。

　　意識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各種主義在中國崛起是個常態(tài)。不過中國的各種主義之間并沒有多少直接的爭論和溝通。各種主義都在以各種方式和社會支持力量結合，尋求政策層面甚至政治層面的效應和結果。

　　很多年來，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是經濟自由主義話語。經濟自由主義在推動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經濟自由主義處于一個非常難堪的局面。

　　經濟自由主義很難解釋中國社會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來改變這種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來，經濟自由主義已經淪落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在一些人看來，經濟自由主義現(xiàn)在已經變成了中國進一步改革，尤其是社會改革的障礙。

　　在另一端，一些社會階層成為經濟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犧牲品。他們也看不到未來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來，一些人開始全面否定改革開放政策。他們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開始抱懷疑態(tài)度，要求反思和糾正改革路線。

　　因為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出現(xiàn)了問題，他們往往向后看。無論新老“左派”還是國外稱為“毛澤東派”的社會團體和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這種傾向性。當然，這里也有一些從理想出發(fā)來審視和批判現(xiàn)實的知識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協(xié)政策

　　各種主要的主義都呈現(xiàn)出激進化的趨向。在非理性的情況下，各種主義都可以表現(xiàn)出“民粹”的特點�！懊翊狻蓖�往被用于指向社會低層被動員起來的狀況。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既存在著“左派”民粹主義，其基礎是社會低層和弱勢群體，也存在“右派”民粹主義，其基礎是既得利益和特權階層。

　　雙方面似乎很難找得到妥協(xié)的基礎。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態(tài)是“窮人該死”，他們動員一切盡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計地保護自己已經取得的利益基礎上再擴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層社會層面也越來越難以忍受一個越來越不公正的社會，視既得利益為“不義之財”。他們和他們的代言人當然也要動員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這兩者之間，中國的中間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國的中產階級本來就不大，但現(xiàn)在這個還是弱小的中產階級處于一個困局。因為財富加速從多數人手中轉移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中產階級中的少數一部分人已經通過積累財富和擴張，進入既得利益階層。

　　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貧窮化，成為新窮人階層。盡管經濟的發(fā)展在繼續(xù)制造中產階級，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會很快成長。

　　執(zhí)政黨當然不想看到社會的激進化。官方對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激進化也是有相當認識的。官方在輿論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控制還在繼續(xù)。但因為利益的多元化，這種控制的有效性是相當有問題的。

　　即使在執(zhí)政黨內部也已經出現(xiàn)思想多元化的局面。這使得建立一種各方都可認可的意識形態(tài)重要起來。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強調的是各種利益之間的妥協(xié)。但總體來說，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還是處于一個衰落狀態(tài)。因為長期秉持“不爭論”路線，有關方面傾向于持一種超然的態(tài)度，不時地干預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爭論，但對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并不明確。

　　盡管努力達成個階層利益之間的妥協(xié)，但既看不到妥協(xié)的意識形態(tài)，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協(xié)政策。雖然各社會階層都能看到社會利益妥協(xié)的好處，但對低層社會階層來說，在沒有看到建立能夠造就社會利益妥協(xié)的具體制度和政策之前，還是難以忍受現(xiàn)在的社會不公狀態(tài)。

　　須建立基本社會正義的制度

　　社會意識形態(tài)激進化已經開始表現(xiàn)在社會行動的一些方面。最顯著的是表現(xiàn)在近年來的社會群體事件上。早期的群體事件由具體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所引發(fā)，參與者也更多地表現(xiàn)為對具體利益的爭取。但是這些年來，社會群體事件開始超越出經濟和社會范圍，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認，一些群體事件開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導，就是說社會意識形態(tài)開始在群體事件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達成妥協(xié)，那么最終可能會演變成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盡管有人會說一場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結構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來一個重復。這與革命的愿望剛好相背。

　　中國社會的這種現(xiàn)狀表明執(zhí)政黨要明確確立本身的改革路線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過政府與社會各階層的全面接觸政策而達成改革共識，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氣加快建立能夠促成社會利益妥協(xié)從而實現(xiàn)基本社會正義的制度。

　　要達到社會共識，“不爭論”路線應當得到修正。這個路線如果繼續(xù)下去，只會導致執(zhí)政黨改革話語權的繼續(xù)弱化甚至喪失。當社會的各種力量各自對自己的支持力量擁有了強大的話語權的時候，執(zhí)政黨本身更應當感到迫切的壓力。

　　如何通過大爭論來達到社會的共識，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這應當是執(zhí)政黨宣傳和理論部門改革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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