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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略論中國社會學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一)

  

  1

  

  中國人稱身家國天下。人生各有身,又有家。家之上乃有國,有天下。人生不能離此四者以為生。身家國各有別,天下則盡人所同,故更無駕天下之上者。

  人生乃一會合。身有五官四肢六臟百骸,即是一復雜之組合。惟身之組合皆屬物,可謂乃一自然人。家國天下,則人與人相會合,乃為文化人。凡其會合皆有統(tǒng)。身統(tǒng)于心,實則家國天下亦皆統(tǒng)于心,故人心乃人生最主要一統(tǒng)會。

  所謂家,乃由夫婦組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而父母以上,更可有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以上推于無極。子女下有孫子女,曾孫子女,以下遞于無窮。而其歷代皆可有兄弟姊妹,又各別成家。故中國人言家,則必言族。又婚配之女家為外家。內(nèi)家謂之親,外家謂之戚。家族親戚,關(guān)系牽連,乃成人文一大群。如姬姜兩族通婚,互為外家,家擴大而為國,國擴大而為天下,皆由夫婦之配合始。故曰夫婦人倫之始。夏禹時號稱萬國,其時疆土僅在黃河兩岸。所謂國,蓋僅一部落,古人所謂化家為國是也。

  雖萬國林立,而同有一共同朝向歸往之天子。列國有相爭,每朝向此中央之天子而求其排難解紛,俾列國間常得和平相處。然此為萬方諸侯排難解紛之天子,尚德不尚力,其勢不可久。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眾心朝向之此一中心,則常有代而起者,故中國人又必連稱朝代。唐、虞、夏、商、周相代。商周之際,其時當尚有千數(shù)百諸侯,較之虞夏間國數(shù)大減,亦有兼并,多則和合。故生齒益增,治道益平。周初封建,興滅國,繼絕世,在當時,已有一歷史大傳統(tǒng)之存在,天下觀念則常在國之觀念之上。實即社會觀念常在政府觀念之上。中國乃一宗法社會,每一宗族之團結(jié)融和,則常賴其祖宗之有德者。親親尊尊,以宗族血統(tǒng)建其本。必使每一宗,每一族,凡其祖先之有德,則必使其存有一國而不亡。此乃西周封建之大義,而亦即中國文化大義之所存;脊攀,此一義殆無可疑。

  西周東遷,中央失其眾所朝向之地位,而無與代興,乃有霸者。王霸之別,仍在其道,不在其力。迄至秦代,不再有封建,天下共戴一中央。秦始皇帝之大誤,乃在其以為天子之位可以一世二世以至萬世,永傳不絕,而不知有代興。豈得以一家永在萬家之上,則秦始皇乃對宗法觀念上有誤。但亦終不得以帝國征服之西洋傳統(tǒng)說之,則比較中西史跡而可知。

  秦以下,有朝有代,有分有合。而國之上有天下、國之下有家之一傳統(tǒng)觀念則無變。要之,身家國天下四階層之遞累而上,而人之各自之身則為之本。故中國人觀念,自身以達之天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一以貫之。而中國社會之宗法精神,則始終不變。

  故欲治中國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國之社會史。而欲通中國之社會史,則必先究中國之宗法史。由血統(tǒng)而政統(tǒng)而道統(tǒng),此則為中國文化之大傳統(tǒng)。今人一慕西化,身之上忽于家,國之上又不知有天下,乃惟知有法,不知有道,無可與舊傳統(tǒng)相合矣。

  

  2

  

  中國本無社會一名稱,家國天下皆即一社會。一家之中,必有親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親有尊。推之國與天下,亦各有親有尊。最尊者稱曰天子,此下則曰 王曰君。王者眾所歸往,君者群也,則亦以親而尊。人同尊天,故天子乃為普天之下所同尊。

  人生在天之下,地之上。中國有社,乃土地神。十室之邑乃至三家村皆可有社。推而上之有城隍神。一國之神則稱社稷。稷為五谷神。中國以農(nóng)立國,故稷亦與社同親同尊。中國人觀念,凡共同和合相通處皆有神。故不僅天地有神,山川有神,禽獸草木金石萬物亦各有神。人心最靈,最能和通會合,故亦有神,而與天地同稱三才。則人群社會亦必有神可知。今可謂社會可分天下與地上之兩種。西方社會為地上社會,非天下社會。故多分別性,而少共同性。

  佛法有世界觀。世屬時間,屬天。界屬空間,屬地。故佛教之世界觀近似中國人之天下觀。西歐人獨富地上觀。所居住之地既各別,乃不相親不相尊,故其社會組織有國而無天下,面其國亦各別為小國。近世英法德意,皆僅如中國之一省。其他諸國土地更小,有同一民族而分為異國,亦有異民族合成一國。其國不專以民族為本,亦不專以地理疆域為本,又不專以歷史傳統(tǒng)為本。其立國之本,殊難言;蝰R克思唯物史觀,庶乃近之。

  猶太人不成國,乃似有一天下觀。古代有耶穌,自稱為上帝獨生子,其教徒乃共同尊親上帝與耶穌。近代有馬克思,乃改從地上觀。主唯物史觀,分西方社會為農(nóng)奴、封建、資本主義與共產(chǎn)四階層,其所重盡在地上之物。但專言社會,不言國,雖亦不言神,而與耶穌有其共同相似處。西歐人獨缺一和通共同觀,故耶穌馬克思乃同得西歐人崇奉。但亦多變質(zhì),僅成西歐傳統(tǒng)中之一部分而已。

  中國人之社會觀,乃使天下與地上共融為一,既信有神,亦重有物,而人為之主。如山川社稷,亦皆合天地神物而為一,乃各加祭拜,各加尊親。故人必尚群,而無個人主義。群則本于人之德性。今人好分公德私德?鬃釉唬骸敝居诘,據(jù)于德!庇衷唬骸碧焐掠谟。”韓愈言德”足于己,無待于外”。則德乃私而即公,又何公私可分。中國觀念不僅人有德性,天地萬物亦各有其德性。德性則大同。人之有德,乃知有尊有親,故能尊親其家其群,又必尊天親地,而人群乃可安可樂。此始為中國人之社會觀。故中國人言社會必好言風,此乃一天下觀。又好言俗,此乃一地上觀。言社會,則必言風俗。猶之言人生,則必言天地。天地人三者之會合,即自然與人文之會合。耶穌教徒譏中國崇奉多神為迷信,更有人則譏中國為封建社會,此皆不得中國之真相。

  近人又多稱政府為上層,社會為下層。實則中國乃以社會組成政府,非以政府組成社會。果其政府能知社會之在其上,則其政無不治。若使政府認為其乃高踞社會之上,則其政無不亂。人之于群,中國觀念重職任,非權(quán)位,細讀一部二十五史自知。即如蒙古滿洲以外族入主中國,此乃中國社會暫時承認此兩族之統(tǒng)治,而非此兩族能來改造此社會。顧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毖蕴煜拢椽q言社會,其地位尚遠高出于政府之上,而一士人一匹夫可以直接負其責,而政府之事,可置之于不問。朱舜水流亡日本,亦猶如孔子之周游列國,欲居九夷,思行道于天下,亦猶顧亭林之所謂匹夫有責也。此乃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大義所在,豈僅知有國不知有天下者之所能知。

  近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獨立。但就中國觀念言,個人處大群中,非可有德性外之自由。德有大德小德,知有大知小知,亦非平等。人生在大群中,亦非可有獨立。伯夷叔齊可謂獨立不懼遁世無悶之最高榜樣,但孔子稱之曰仁人。則伯夷叔齊乃在大群中獨立,非離群以獨立也。故中國社會最富和合性、共通性,乃有其大同之理想。大同乃得太平。人處太平世大同社會中,乃各有其自由平等獨立之可言。

  西方人僅知有國際,不知有天下。最近始有國際聯(lián)盟之組織。其下有一教育科學文化聯(lián)合機構(gòu),此三者皆具有天下性。但近世只有國民教育,無天下人教育,此乃教育上一大病。有戰(zhàn)爭科學,無為天下保和平之科學,此又科學上一大病。有民族文化,無天下人之共同文化,此又文化上一大病。因此國際聯(lián)盟下此一機構(gòu),亦仍趨于政治化。所謂政治化,乃仍保國別性,而無天下性。美國人最近乃主退出此機構(gòu)。其實不僅此一機構(gòu)難有實效,即整個國際聯(lián)盟亦然。國際會議亦主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多數(shù)無財力無武力,豈能得少數(shù)服從。中國人則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少助。平天下有道,而其道則實從最少數(shù)之先知先覺者倡之,次多數(shù)之后知后覺者和之,而后絕大多數(shù)之不知不覺者乃相與從之。《大學》謂明明德于天下,此即平天下之道即從少數(shù)之先知先覺者起。曾國藩《原才》篇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币欢诵闹颍思匆欢酥鞯隆t天下大群社會之基本,乃在最少數(shù)一二人之心上。此則為中國最高之社會學。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贝肆x大可深思。

  

  3

  

  中國乃一氏族社會,或稱宗法社會,其本則為家。家與家同處一地,曰鄉(xiāng)黨鄰里,曰都邑。其上有國,有天下。家國天下,皆指人與人之關(guān)系。其關(guān)系或?qū)偬,或(qū)俚兀鯚o社會一名。社會一名,乃傳譯西方語。西方人在社會之下有個人,在社會之上有國,輕視家,又無天下觀。

  中國之家,必有親長。親其親,長其長,乃人之性情,出于自然,亦可謂乃天道;覟閲,其道亦只在親親長長。人之性情同,則道同,可推至于天下,為大同。同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同在大自然中,實無大不同可言。西方則認為個人結(jié)合為社會,社會結(jié)合成為國,皆賴法,其相互內(nèi)在間之性情關(guān)系則較為淡薄。

  中國人為人,始于在家中為幼童時,曰孝曰弟。成年為家長,仍貴不忘其本初。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蓖贫劣诩抑,則曰忠曰信。孝弟忠信,乃中國人為人之大道,處家國天下皆然。

  西方人以個人處社會,不見有孝弟忠信共遵之道,故曰自由,曰平等,曰獨立,實皆為個人言。中國觀念,幼童處家中,皆賴父母親長之教養(yǎng),何得自由,亦不平等,更無獨立可言。若如西方,則待成年而一變,人生割裂為兩截。晚年又成一截。乃謂幼年如在天堂,中年如在戰(zhàn)場,老年如在墳墓。此惟西方社會有此情況。

  今人好分個人與大群,此亦西方觀念。若在中國,一家融成一體,即無個人與群體之分。鄉(xiāng)國天下皆然。人之為人,有為一家之人,有為一鄉(xiāng)一國之人,有為天下之人,獨不得為個人。孟子分圣之任,圣之清,圣之和。但即伯夷之清,亦非個人主義。孔子惡鄉(xiāng)愿,鄉(xiāng)愿亦非個人主義。老子主小國寡民,各安其鄉(xiāng),樂其俗,老死不相往來,亦非個人主義。釋氏主出世,但同樣非個人主義。中國人只稱人生天地間,不稱人生社會中,此猶謂人生大自然中。即太古原始人,其時尚無家,尚無社會,但亦無個人主義。中國人稱人生一家之中,則已為一文化人。必謂人生社會中,乃有個人主義。

  嚴格言之,亦可謂中國初無與西方人相似之社會觀。近代國人,乃將西方人對其社會一切之意見與討論移來中國,則宜其一無是處。尤甚者,莫如謂中國乃一封建社會。但迄今亦無議其非者,其他則復何言。

  

  4

  

  中國社會有兩大義,一曰通財,一曰自治。其見之歷代書籍記載者茲不詳。晚清之末,鴉片戰(zhàn)爭,五口通商,國人震于西化,乃倡實業(yè)建國。而江蘇省之南通無錫兩縣,乃群譽為全國之模范。

  南通主持于張謇季直一人,季直狀元及第,退而在野,提倡實業(yè)。自南通推及于近圍之淮河流域,自煮鹽植棉紡織碾礱創(chuàng)為種種工廠外,又興辦學校,設(shè)置圖書館戲院,以及育幼院養(yǎng)老院等,一縣之文教設(shè)施,幾乎全出張氏一人之手。地方長官承意惟謹,而江蘇一省之督撫藩臬,亦不加干涉。

  同時無錫則并無如張季直其人。其西北鄉(xiāng)多營小鐵工業(yè),在滬設(shè)廠為生。一日,有三四人同游西湖,晚宴于湖濱之樓外樓。席散下樓,夜已深,群丐圍乞賞。諸人一時感動,謂無錫亦有此俗,倘能多設(shè)廠招群丐為勞工,豈非大佳事。乃歸而各設(shè)工廠,或在滬,或在錫。營業(yè)有得,亦各辦私立學校,或在城,或在鄉(xiāng)。一時興業(yè)辦學之風,乃更駕南通而上之。

  余家無錫東南鄉(xiāng)之蕩口鎮(zhèn),鎮(zhèn)上有華氏義莊,其莊主亦興辦一小學,余兄弟皆肄業(yè)于此。義莊始于北宋之范仲淹,一千年來,其風遍全國。此亦尚通財之一例。而通財不僅為濟貧,又兼之以宏教。曰養(yǎng)曰教,皆社會自為主持。而其他一切自治,亦皆由此一意義推擴而來。

  無錫實業(yè)家之興學建校,又不限于小學中學。唐蔚芝以清末郵傳部大臣出長上海之交通大學,老而退休,無錫唐氏某家聘其來創(chuàng)辦一國學專修館,其規(guī)模乃似大學研究所。又特為建宅第。蔚芝昆山人,移家來,人遂誤傳蔚芝亦無錫人?谷諔(zhàn)爭后,無錫榮氏又創(chuàng)立江南大學于太湖之濱,規(guī);趾。共產(chǎn)政權(quán)起,始停辦。

  專就南通無錫兩縣論,其興業(yè)辦學之盛,皆在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時代。果使政治安定于上,則其他縣邑,不乏慕效而繼起。歷數(shù)十年,中國當可早臻于現(xiàn)代化。近代中國,實非社會亂于下,乃政治亂于上。乃政治使社會不長進,非社會使政治不安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亦自有其安定向榮之一途,民初新文化運動乃主盡變其舊,而全國乃無寧靜之望矣。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與馬來亞,乃見海外僑民社會之一斑。其地皆有會館,國內(nèi)以貧窮單身來者,皆得一暫時安身處,并為介紹職業(yè)。此亦社會通財之一端。經(jīng)商贏利,亦競辦學校。新加坡初辦私立大學,群情歆動。教授自外埠來,街上車夫拒不收車費,理發(fā)店拒不收理發(fā)費,店鋪購物則廉價,社會重視教育之風有如此。但司教者則必尚西化,于國人加鄙恥。此誠為近代中國社會一悲劇。新加坡馬來亞,皆在海外,非能受國家之庇護,而歷明清兩代五六百年之久,仍能保持一中國社會之風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非中國社會有自治潛力一明證乎。

  又如辜鴻銘,誕生于檳榔嶼。幼受西教,長而博通西歐文獻。乃宏揚儒統(tǒng),闡申國學,獲西方學術(shù)界之信重。歸國授教北京大學,則為當時新文化運動所湮沒。陳嘉庚兄弟,隨父經(jīng)商新加坡,其父業(yè)敗,其兄弟乃再起。又回國興學,自集美小學中學以至廈門大學,為同時全國各地私家興學之冠。陳嘉庚晚亦傾向共產(chǎn)主義。國內(nèi)社會未能作國外之領(lǐng)導,則國外社會之影響國內(nèi)者,宜其微矣。然如此類人,亦殊值重視。

  其他如泰國,如越南,如美國舊金山,乃及各處海外華僑社會,不遑舉。即如美國紐約之有丁龍其人,豈不更大值重視乎。其他為國人所不知而實值稱道者又何限。孫中山從事革命,得海外僑民之助,甚深甚大。中國古人言,禮失而求諸野。今則民族文化傳統(tǒng)失之國內(nèi),而猶可求之海外之僑民社會,此亦中國社會具自治潛力能通財能宏教之一證。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未可厚非,亦即由此見矣。

  

  (二)

  

  1

  

  中國本無社會一辭,故無社會學,亦無社會史。然中國社會綿延久,擴展大,則并世所無。余嘗稱之曰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或四民社會,以示與西方社會之不同。古代封建制度即從宗法社會來,察舉考試制度即從四民社會來。在中國,政治社會本通為一體,因亦無顯明之分別。

  今論中國社會,應可分四部分,一城市,二鄉(xiāng)鎮(zhèn),三山林,四江湖。古代都邑有城,秦漢后即為一縣,乃政治上一最低單位。西漢全國有一千多縣,即一千多城,同時即是一商業(yè)集中區(qū)。有持續(xù)兩千年,至今大體無變,而日趨繁盛者,如江浙之蘇州、杭州兩城,俗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颊撝袊鐣叵茸⒁馄涑鞘。其次如江蘇之揚州,廣東之廣州,商業(yè)尤旺。揚州為國內(nèi)南北交通商業(yè)集中區(qū),廣州為對海外商業(yè)集中區(qū)。四川之成都,河南之開封,山東之濟南,皆所不如。中國自古以農(nóng)立國,然商業(yè)早興。今國人每稱中國為一農(nóng)業(yè)社會,實不符情實,稱四民社會較為妥當。

  城市四圍為鄉(xiāng)鎮(zhèn)。鎮(zhèn)亦一市區(qū),但無城,在政治組織上隸于縣,其起源亦甚早。如江西有景德鎮(zhèn),河南有朱仙鎮(zhèn),尤著名。鎮(zhèn)之四圍乃為鄉(xiāng)村。大抵村民多聚族而居。余幼年所歷各鄉(xiāng),全如此。即各鎮(zhèn)各縣亦大體如是。故稱中國為宗法社會氏族社會,實歷三四千年而未變。

  城市鄉(xiāng)鎮(zhèn)之外為山林。其重要不下于城市,主要乃為宗教區(qū)。天下名山僧占盡,名山勝地與僧寺結(jié)不解緣。佛教影響中國社會至大,山林為其根據(jù)地。其次為道院,尤其如元代之山東嶗山,影響亦遍全國。儒林中亦有終身在山林者。如東漢初嚴光,隱居富春江上,影響后世千五百年而未已。宋初孫復石介在泰山,亦影響迄今千年。清初有王夫之,亦終身山林,其影響當與前舉相伯仲。其他山林名儒不勝舉。要之,亦可謂中國山林多寓有社會文化精神,與近代所謂觀光游覽區(qū)者大不同。

  又次為江湖。其與山林,地域難分,而情況則別。中國古代有游俠,富流動性。山林人物富靜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動性者,則謂之江湖。其勢時起而時衰,彌后而彌盛。明初小說《水滸傳》,其故事遠起北宋。及宋室南遷,北方民間抗金故事流傳,即《水滸》忠義堂之前影。此乃謂之江湖。此下《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皆是。即如洪秀全楊秀清起于廣西山林中,亦皆江湖。晚清之義和團,亦莫非江湖流派。中國主要乃一靜態(tài)社會,而江湖則為其靜態(tài)下層一動態(tài),其人多豪俠,其名亦多為忠義,而其趨勢則常歸于亂不于治。亦有江湖勢力侵入城市,則如清代之幫會。五口通商后,乃以上海為大本營。中國社會現(xiàn)代之幫會遠自明代運河勞工之組織始,仍是一種江湖義俠傳統(tǒng)精神,與西方工廠勞工團體之結(jié)合仍有其大相異處。當從幫會本身以求其意義之所在,影響之所及。此亦研究中國社會一主要項目。

  《史記》《漢書》有《貨殖》《游俠》《儒林》三傳,《漢書》有《逸民傳》,《貨殖》《游俠》兩傳無繼起。游俠一項轉(zhuǎn)入傳奇小說中。而貨殖一項,則后世甚少稱述。此四項人物,正可代表上述城市鄉(xiāng)鎮(zhèn)山林江湖之四部分。逸民可與儒林相抗衡,而實亦出于儒林,為其別支。故儒林之在城市,亦多慕為隱逸者。惟貨殖人物,則較視為卑下。中國常多連稱農(nóng)工,商人最居四民之次。此正中國城市山林化,而資本主義絕不能形成之一大好說明。

  合此城市鄉(xiāng)鎮(zhèn)山林江湖四者,乃見中國社會之全貌。亦可謂中國社會,乃分別成為此四部分。中國各省府縣之地方志,實亦可當中國之社會史。正史較詳政治,地方志較詳社會。中國人本不為政治社會作嚴格分別。可謂正史則多詳全國性,方志則多詳?shù)胤叫裕锤鞯刂謩e性。方志較晚起,始于宋代。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國,即有十國之志。宋代統(tǒng)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現(xiàn)。其后乃演化為省志府志縣志。今欲搜集地方社會史料,則方志其首選矣。

  亦有鎮(zhèn)鄉(xiāng)之志。最佳之例,當首推吾鄉(xiāng)之泰伯梅里志。僅就前清金匱一縣中,東南方數(shù)十鄉(xiāng)鎮(zhèn),匯記其文物故事,詳其古今演變,而成一書。亦有一山林自成一志者,如廬山志。亦有一寺廟一書院自成一志者。更有專就某一觀點,成為一書者,則如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雖綜合全國,而專就經(jīng)濟觀點各地分別記載成為一書,乃為明代社會史之極佳材料所在。此皆治中國社會史者所當注意。

  中國文化傳統(tǒng)既與西方不同,則中國社會狀態(tài)亦自當與西方有異。今國人乃率據(jù)西方社會學來觀察評論中國社會,則胥失之矣。如言西方為商業(yè)社會,中國為農(nóng)業(yè)社會,不知中國社會之工商業(yè)積兩三千年來,皆遠勝于西方。直至近代西方科學發(fā)達,情況始變。而中國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產(chǎn)生,則為中西雙方文化之大相異處。國人又稱中國為封建社會,則又大謬不然。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工商業(yè)皆極盛,何以終不產(chǎn)生資本主義,此乃一大問題,可自上層政治措施上論,亦可自下層社會情態(tài)上論。如蘇州,乃兩千余年來一大城市,而頗亦趨向于山林化。其城外附近四圍山林人文化之日趨旺盛,姑不論。專就蘇州城內(nèi)言,遠自唐代,近迄清代,其園亭建設(shè)之勝,冠于全國,亦可謂其超出于全世界。清之晚季,日本逼開商埠,乃劃城南區(qū)與之,但蘇州人迄未予以開發(fā)。及滬寧鐵路興建,又在城北辟成一新商業(yè)區(qū),而城內(nèi)舊形態(tài)依然保守不變。果使國人有遠識,能永保此蘇州城內(nèi)之舊形態(tài),則可供全世界人參觀欣賞,當遠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諸城市之上,亦可活現(xiàn)出中國社會自古相傳之一種特有面貌。而惜乎最近數(shù)十年之改變,今已無可期望矣。此誠一大堪惋傷之事也。

  中國文化之最高理想,與其最高精神,乃在通天人一內(nèi)外。以今語言之,則為人文與自然之和合成體,即人文之自然化,自然之人文化。而城市之山林化,乃為中國全社會所同心向往之一事。尤其如帝王首都,中央政府之所在地,如長安、洛陽、開封、余杭、金陵、北平諸城,惟開封一城為自然形勢所限外,其他諸城盡皆城市而山林化。宋都開封,其人文薈萃,則轉(zhuǎn)在洛陽。今此諸城,雖長安洛陽已趨衰敗,而往年景象,猶可依稀訪求。杭州南京北平三城,則景象猶存。即如山西大同之云岡石刻,以及《洛陽伽藍記》之所記載,亦可見當時鮮卑人之華化,亦求其京師之山林化。此真治中國社會史者所更當留意,更當研討者。

  分論各省,則西南諸省如四川廣西貴州云南等,更易體認。而云南一省尤然。以其自然地理與其開發(fā)之較遲,稍加現(xiàn)代條件之修繕,惟求不傷舊狀,即可成為世界一瑞士,而實可為城市山林化之更高象征,亦中國文化理想最高一楷模。所謂天地之化育,此實可作一最佳具體之說明。

  中國社會尤有一值得注意者,則為其有化外之一部分。中國自古即華夷雜居。所謂戎夷,實多與華夏同血統(tǒng),特以人文生活即文化為分別,故曰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也。兩漢廣遷塞外異族入居中國,是即夷狄而欲中國之。明清兩代,西南諸省乃有土司制度。如何以相異民族,而能在同一地區(qū)和平共存,此又為研究中國社會學者一項大值注意之問題。即如臺灣,亦有高山族居民,但無如大陸之有土司制度。而有如吳鳳其人者出,此亦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之特有人物,為其他民族其他社會所未有。

  今國人則專就西方社會學眼光來治中國社會,強異以為同,其不能深入了解往昔中國社會之真相,殆無疑義。專就城市論,中國城市皆求山林化。而西方城市,以中國人觀念言,則可謂乃趨向于江湖化。山林化求靜定,而江湖化則易動亂。西方動亂多起于城市。即如法國之巴黎,最為西方人艷稱,然巴黎亦多見江湖化,少見山林化。西方人之江湖,更擴大而為海洋。西方國際亂源,亦多起于海洋。其實西方各國疆域,亦僅如中國之一省一府而止。西方鄉(xiāng)鎮(zhèn)人群之趨赴大城市,亦可謂其乃趨于江湖化。近代美國人,群喜從大城市遷居附近諸鄉(xiāng)鎮(zhèn),則亦使附近諸鄉(xiāng)鎮(zhèn)同趨江湖化,而轉(zhuǎn)漫失其原有山林之情狀。

  故在西方城市,幾盡屬貨殖人物。政府宗教學校,或可以比中國之儒林,而盡必附屬于貨殖。因西方不重人物,僅重事業(yè),而事皆需財,財則掌于貨殖之手。而貨殖則趨于江湖化,于是曰流動,曰競爭,乃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隱逸一流,則甚少,幾乎無之。西方亦有山林,而無中國之山林氣象,徒供人游覽或探險,亦可謂全成商業(yè)化,江湖化。此誠中西雙方文化大異處,亦社會大異處。

  近代美國人中,有西歐白人,有猶太人,有非洲黑人,有東方中國日本人,亦異族共處,成為西方文化體系下有一嶄新形貌之社會。但其多人雜處,如一大賭場,如一大戲院,各有所求,各有所爭,若在靜定中而不勝其動亂性,縱占富強,亦不易得安定。周濂溪《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又曰:”主靜立人極”。宇宙大自然實為一動,而人文化成則當為動中靜。自然為人文之根,而人文亦可轉(zhuǎn)為自然之根。今可謂西方社會富陽動性,乏靜定性。近于自然現(xiàn)象,而少人文理想。中國社會則在自然陽動中,必求以人文理想之靜定為目標。今則受西方商業(yè)威脅,乃亦失去其靜定性。若求全世界人類同歸靜定,同臻安樂,首當限制資本主義。勿使商業(yè)在其社會中一枝獨秀。中國四民社會,商人最居末。農(nóng)工在其上。亦可謂農(nóng)工在靜一邊,而商則在動一邊。中國社會非無動,而靜為主,故信義通商,終不失人類相處之真性情,遂亦不產(chǎn)生資本主義,此又中西文化之相異。

  中國人認為生產(chǎn)多屬天地自然一邊事。人之從事生產(chǎn),又須分工合作。故不主私,不主專,而有一種通財公產(chǎn)觀。孝、友、睦、姻、任、恤,乃人群相處居心所宜之大道。故在中國不能有農(nóng)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封建在中國,乃一政治制度。西方封建,則仍重在財富之分別占有。馬克思創(chuàng)為唯物史觀,中國當稱唯人史或唯心史,實則乃唯德唯性。西方人生注重在外面物上,中國人生注重在人之內(nèi)在德性上。換言之,西方人用心在物,中國人用心在己,即己之心。西方人亦知有心,中國人亦知有物,惟主客輕重則大不同。

  中西社會有不同。中國社會摶成,不仗財力,亦不仗武力,故中國人無權(quán)力觀。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能仗財力兵力,乃在人與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而成為一體。此種性情之培養(yǎng),則貴在心,貴在先有一段靜定生活。在人則貴在未成年期,在地則貴有一山林生活,此兩者皆屬天。能知此,則知天地人本屬一體,即自然與人文之本屬一體矣。如原始人之洞居,實即山林生活,亦即人類未成年時之生活,此為自然生活。而人文社會之生活,即本源于此。人文社會生活之最后歸宿,則仍應為一種自然生活?傊,人類逃不出物的生活,而以心生活為之主宰。若如西方人,以心生活投入物生活中,物為主,而心為奴,心生活不長進,惟求物生活長進,則與中國為大異矣。

  釋老皆重心生活,但又太輕忽了物生活。惟有儒家,執(zhí)兩用中,心物并重,而又會通和合,融為一體,始為人生之正途。故欲知中國社會,又須兼通中國經(jīng)濟史,并須兼通中國思想史。要之,即須先通中國文化史。若分門別類,專一求知,則中國究為何種社會,誠難以一言盡矣。

  重物,則其大群生活乃自下而上,由分而合。重心,則其大群生活乃自上而下,由合而分。西方社會重多數(shù),中國社會則特重一領(lǐng)導中心,此則必屬少數(shù)。四民首重士,即此意。但此下中國社會中士之一階層將漸消失,重少數(shù)將轉(zhuǎn)為重多數(shù),則心社會自不得不轉(zhuǎn)為物社會。此乃中國當前一大問題。

孫中山先生提倡知難行易,分知為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三階層。行屬多數(shù),先知先覺必屬少數(shù)。易屬多數(shù),難屬少數(shù)。分門別類之知,亦屬多數(shù)。而會通和合之知,則仍屬少數(shù)。社會無一中心領(lǐng)導,此終屬一危途。而此中心領(lǐng)導階層,又如何產(chǎn)生,又如何得大眾之承認,此則為治中國人文史者最當注意研尋之一問題。

  然此事實亦不難。須使人先知心生活重于物生活,則自然尋向上去,識得自己性情,同時即識得人類性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則已把柄在握矣。心生活何以重于物生活,其事亦不難知。反身以求,當下即是矣。中國古人之高瞻遠矚,而又切己體察,此亦執(zhí)兩用中之一道也。吾國人其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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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和好,父子慈孝,即中國之所謂道!吨杏埂费裕骸狈侵恋拢恋啦荒!钡兰茨诘拢钪娲笞匀蝗f物散布,非德則無以凝聚。德又有大小之分!吨杏埂费裕骸毙〉麓鳎蟮露鼗。”川流則猶有形象可尋,如結(jié)為夫婦,生育子女,生命無窮。中國乃一氏族社會,父子祖孫世代相傳,亦即小德之川流。孔子為中國之至圣先師,其道不僅傳于家,不僅傳于魯,并傳于兩千五百年來之全中國,斯則為大德之敦化矣。兩千五百年來,疆土日廓,生齒日繁,同為一中國人,此生同,此心同,乃有同德同道。今日此世界則同有電燈自來水,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同樣生活在此燈水中,而有不可同日生之勢。又如宇宙大自然,渾然一體,本無區(qū)別。此身乃生命一時所附著,其魂氣則可離于肉體,而還歸宇宙大自然之渾然一體中,即其生命之依然存在。乃不朽,非復活。

  宇宙大自然之渾然一體,此乃一大生命。人類生命即由此大生命中分得,中國人謂之德。三不朽以立德為首,德不在身,而在心。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人人之心,皆可同于圣人之心。故圣人之德,亦長在人人之心中。此即中國古人之生命不朽觀。立功立言,則較落于外面形象上,然仍必歸于心,故同得為不朽。是則中國人之生命觀乃在心,心則非器物,無形象。故言靈魂,世人之靈魂觀,仍可有分別。中國言心,則有同然,無分別。如言夫婦父子,自身言,亦各有分別。然夫婦和好,父子慈孝,自其內(nèi)心之德言,則可無分別。

  俗云說法,此法字,亦猶文言所謂之名義。顧名思義,正名定義,一名則必有一義。師出有名,則非無義。即猶俗語每一事必該有一說法,即如登山玩水,亦該有法可說。古代帝王登泰山,行封禪。封禪是一名義,登泰山觀日出是一實情,然實情必當有名義可說。無錫附郭數(shù)里外有惠山,山有泉,稱天下第二泉。蓄泉為池,坐池旁二泉亭,觀池中大紅鯉魚結(jié)隊游泳,品茗玩賞,其樂何如。然人生不該專以登山品茗為樂,仍該有一說法?h人皆于山麓建祖先祠堂,又建歷代名賢祠,如唐代張巡許遠祠等。每逢春秋佳節(jié),縣人登山,先祭拜祖宗祠堂,又瞻拜先賢群祠,乃赴二泉亭。則登山品茗乃有名義,乃有說法。余少年時即喜讀韓昌黎張中丞傳后序一文,反復朗誦不忍輟。及瞻拜張許祠,益增崇敬向往之情。余之于國家民族歷史文化往圣先賢之有其一番真摯深沉之感者,此乃由社會風氣,亦即社會教育之培養(yǎng),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家五六華里外有讓皇山,相傳乃吳泰伯讓國至此。又名鴻山,因東漢梁鴻孟光夫婦亦隱居在此。實只一小土丘,無林泉之勝。而環(huán)繞十華里內(nèi)居民,每逢清明佳節(jié),群來瞻拜。余幼年即隨族中長老前來。余之對國家民族歷史文化往圣先賢有其崇高之敬意,實早由幼年植根。及余初來臺灣,環(huán)游全島,至今逾三十年,記憶猶新者,在臺南拜孔廟,謁鄭成功祠。在嘉義,謁吳鳳廟,感動尤深。古人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此兩者亦同有名義說法,主要則在學為人。余未來臺灣,初未知有吳鳳其人,故其感余心者尤為深厚。三十年來臺灣觀光游覽區(qū)日益開辟,索忍尼辛來,全國上下仰崇,陪其游覽,卻不去吳鳳廟。蓋人心已變,名義說法亦不同。觀光游覽僅為尋開心,同時亦為經(jīng)商贏利。風氣既別,古今人不相及,但其間高下得失實仍堪尋味。中國人言社會,必先問其風氣。西方人言社會,則必論其經(jīng)濟。則又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足云。

  

  3

  

  今日國人爭言知識,此時代亦稱為知識爆破的時代。一幼稚園兒童,其所知,為余九十老翁所未知者亦多矣。然以中國傳統(tǒng)觀念言,則知識中最有意義最有價值者,乃知你自己,所謂”自知之明”是也。又稱”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所謂自知,乃在自知一己之心?鬃邮形宥居趯W,三十而立,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自述其七十年生命中為學之心路歷程。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贝怂⒆繝栍麖哪┯烧,即指孔子,實指孔子之心之德。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亦即如孔子之四十而不惑。中國人之重其心,重自知其心有如此。

  重自知,又貴知己之一家。父母兄弟姊妹夫婦子女,一家相聚,互不知心,他復何言。自家而推之鄉(xiāng),推之國,推之天下,同此人類,實即同此一社會,皆貴能互相知心。故中國人言民情風俗,又言人心天理。若言中國亦有社會學,惟此乃其主要之一端,為最所當知者。

  余幼居蕩口鎮(zhèn),樓下大門旁有一酒釀鋪,酒釀美味,馳名全鎮(zhèn)。鋪主老夫婦兩人,年各六十許,日制酒釀兩大鍋,日未夕,即賣完。有子三人,年在二十上下,每日下午各擔一缸酒釀,分赴鎮(zhèn)上他處路售,亦均未晚即歸。一家衣食已足,樂以悠悠。闔鎮(zhèn)知者,無不稱羨。其鋪最少亦歷數(shù)十年之久。

  及余長,任教蘇州中學。城內(nèi)玄妙觀前一街,最所知名。然一街店鋪最多不過四十家左右。其中有稻香村采芝齋兩鋪,皆賣小食品,乃馳譽全國。余家本在七房橋,距蘇州城四十里,有小航,日開一次。每月必托小航購買兩鋪食品,幾乎全村皆然。至是已逾二十余年,乃知此兩鋪僅皆小門面,一小長柜。不只蘇州人競來爭購,京滬鐵路過客幾乎無不來購。后余轉(zhuǎn)赴北平任教,亦可得此兩家食品。后來香港及臺北,亦仍有此稻香村采芝齋之店鋪。其實此兩家自數(shù)百年前明代已有之。不知此兩家歷代相傳,生齒日繁,生計何以維持。要之,此兩家則依舊一小門面小店鋪,無分店無擴張,則盡人皆知,無足疑者。

  抗戰(zhàn)時,余在成都華西壩任教。一友常在圖書館相候,謂余,君喜治理學家言,當時一理學家日讀書幾何,予等每晨閱報章字數(shù)當已超之,而生活營養(yǎng)又遠遜,健康豈可忽。西門內(nèi)八號花生米,馳名全城。此物富滋養(yǎng),佐飲濃茶,不患不消化。必偕余往購,兩人各一小袋,同坐華西壩溪上品茶暢談,至晚而散。此八號花生鋪,亦如余家蕩口大門前酒釀鋪,大小花生皆裝大袋銷各地散售。其場面當亦歷數(shù)世不變矣。

  及抗戰(zhàn)勝利,余重蒞昆明,乃知昆明有一月餅店,亦播譽全省。在中秋前一月即停售,謂當為他家月餅業(yè)留一地步。在其停業(yè)期間,即航空遠銷京滬。其他月餅店乃亦賴以維持。

  抗日勝利后,余返無錫任教江南大學,乃知無錫肉骨頭,有某街一家特佳。門外設(shè)一鍋,晨十時銷售到午即畢,不再售,需待翌日。傳說此鍋鹵汁必日有留剩,歷數(shù)百年之久,故其味終為他處所不及。適余弟家居此街,故得知之。其味乃為余自幼五十年來屢嘗所未及。然其家亦歷數(shù)百年,仍為一小家。

  以上偶舉飲食一小端,自小鄉(xiāng)鎮(zhèn)至大城市,廣達全國,其業(yè)長有歷數(shù)百年不變者,亦以見中國人一種安足之心情,安常守故,安分守己,知足常樂,安居樂業(yè)。中國人言心安理得,足于己無待于外,此一安字足字,乃寓甚深妙理。吾中華民族之得五千年綿延迄今,廣土眾民一大結(jié)集,一大和合,則亦惟以此一安字足字得來。今日國人則爭相詬厲,斥之曰守舊不進步。則姑舉開新進步者言之,如西歐之古希臘,遞變遞新,而乃有后代之大英帝國,又有現(xiàn)代之美蘇對立。而當前之希臘人又如何,英倫三島人又如何。有新無舊,有進無退,則無安足可言。即如吾家在無錫東南鄉(xiāng)嘯傲涇上之七房橋,亦已自明迄清六七百年一舊家庭,直至最近推行共產(chǎn)主義,始大變,大異其舊。有一美國人讀余《八十憶雙親》一文,大生慕戀,為之傳譯,來書囑余為五世同堂家宅作全圖。又進而通讀《錢氏家譜》,將進而為無錫全縣之研究。中國人言,此心同,此理同。在此同處,亦未嘗無一番妙理,思之而得,則此心自安自足矣。

  近代國人一意慕向西化,治社會學,則必以西方社會為藍本。群謂農(nóng)村必進步為都市,則試問人類豈能僅有都市而無農(nóng)村之社會。故西方之資本主義,必進而為帝國主義,以殖民地為農(nóng)村,乃始可耳。今則帝國主義之時代又已過去,而農(nóng)業(yè)國之購買力則必日退,乃有經(jīng)濟不景氣之新興現(xiàn)象。試問又何從而得解決。

  西方人為學,好分別專門。但政治社會緊密相關(guān),合則兩得,分則兩失。馬克思亦不免此病;蛞蚱淠艘华q太人,無權(quán)過問歐洲白人之政治。上帝事耶穌管,凱撒事凱撒管,馬克思乃專論社會經(jīng)濟,置政治于不顧。則試問共產(chǎn)主義又何得成其為一世界性。列寧借其說,向尼古拉帝皇專制作革命。一共產(chǎn)國家新興,又何得與并世資本主義之富強國家并立。斯大林乃繼列寧,而仍遵帝俄之帝國主義以前進,迄今而核子武裝?哲妭淠顺绹c西歐之上。論其實,則仍是一西方政治大傳統(tǒng)。此豈馬克思提倡社會主義時所知。

  近代吾國人或?qū)V谓?jīng)濟學,或?qū)V紊鐣䦟W,亦每置政治問題國際問題于不顧。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首為民族主義,則不可不顧及五千年來中國之人文大傳統(tǒng)。最后為民生主義,則如余此上所舉蕩口鎮(zhèn)之酒釀鋪以及無錫城中之肉骨頭鍋,此亦民生,而有自安自足之民族心情民族文化之甚深傳統(tǒng)涵其間。豈得與西方社會相比,又豈得以一專家專論經(jīng)濟問題社會問題又必以西方之經(jīng)濟理論與社會理論為準繩,而謂吾民生乃得由此而安而足,而和而樂乎。

  西方傳統(tǒng)中,有兩度加入猶太人思想而得廣為流傳者,古代為耶穌,近代為馬克思。耶穌主上帝事由他管,凱撒事則凱撒管。惟其不管凱撒事,故猶太人終不能立國。而凱撒亦終釘死耶穌于十字架,但耶教則終得流行。馬克思主張剩余價值由無產(chǎn)階級取而分之,則資產(chǎn)階級失其存在。然非謂資產(chǎn)階級乃人類之剩余,而不許其存在,特不許其專擁經(jīng)濟之剩余價值而已。此一百年來,西方資本社會盛行社會福利政策,勞工有罷工之自由,失業(yè)者得公貲撫養(yǎng),此即承馬克思之遺意。馬克思亦并未主張將資產(chǎn)階級斬盡殺絕,而推行無產(chǎn)階級之專政。俄國地處寒帶,又慣受帝王專制之暴政,其性情異于其他歐洲人。列寧創(chuàng)造共產(chǎn)政府,則實非馬克思之初意。

  世人僅知猶太民族乃一經(jīng)商民族,然不知在猶太人中,資產(chǎn)階級乃永能救濟無產(chǎn)階級。馬克思思想實早已存在于猶太民族中,故猶太民族雖永久流亡,而其民族經(jīng)濟則常得旺盛。以色列乃歐洲人代為立國,而在政治上則沾染了西方思想,只求自己立國,不許其他民族亦同樣立國。中東和平,大受干擾。馬克思則僅一經(jīng)濟思想家,非一政治思想家。亦如耶穌僅一宗教主,非凱撒,亦非一政治思想家。故原本屬一專門者,即不宜輕易擴大為通義。必認清馬克思共產(chǎn)思想非一政治思想,其流弊乃可減。耶穌教亦必堅守其凱撒事凱撒管之初意,乃庶可仍得流傳。中國人則主政教合,又主政經(jīng)合,則與西方自不同。西方人主分別,耶穌馬克思雖專論宗教信仰與經(jīng)濟,但其言偏近和合性,為西方人所無。故西方人不得不采用此兩人思想以資調(diào)劑。中國人本亦主和合,倘加進此兩人思想,則非全部改造不可。故言現(xiàn)代化,則必求其傳統(tǒng)之現(xiàn)代化,而非可現(xiàn)代化其傳統(tǒng)。此一層,現(xiàn)代國人更當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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