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場名為“長中國人的根，鑄中國人的魂，聚中國人的心”的專題策劃發(fā)起，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中國被重新喚起的強烈民族使命感染下，其意義將十分重大。中國人的魂該如何鑄就呢？筆者認為，民族魂的核心所在，就是中華民族文化核心價值之所在。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居中不變涵蓋萬有的核心價值，這種核心價值直接決定了這個民族的價值取向人格理想，所以稱為“核心價值”。其理由，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因為這種價值觀在該民族“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種核心價值，往往具有三大特點，這三大特點我們可以借用《易經》中“易”的三層意思加以說明：其一是簡易，就是簡單。其二是變易，也就是說，這種核心價值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變化而屢翻新意。最后是不易，也就是說，這種核心價值有其恒常性。

　　如果按核心價值的這三大特點去找尋概括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或者說民魂所系，“和”是最關鍵的核心，開放與包容是“和”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得以五千年流傳和發(fā)展的關鍵。

　　一、光揚中華文化，最關鍵的是做到“和而不同”

　　什么是“和”？所謂“和”是不同東西的和諧組織——用現代哲學的話來說，就是“多樣的統(tǒng)一性”。這個概念起于西周末年（約公元前七世紀），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西周末年政局時，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這個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實際上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不能追求一個統(tǒng)一、完全的一律，要允許各方面的多樣性的存在，只有多樣性的存在，才構成和諧的局面，產生新的事物，甚至它決定事物的生存和發(fā)展，所以“和”變成中國哲學重要的范疇。

　　“和”和“同”不一樣，孔子有一句話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要追求和，是追求一種多元的，允許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融合在一起的，允許求同存異，這才構成完成的畫面。不同因素的綜合調和，最后才能產生更好的意見，這個是“和”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意義。無論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上有多大的差異，都應該允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從歷史上看，這種“和”的思想，可以說貫穿了我們民族的整個思想發(fā)展史。

　　4千多年前，在中國夏、商、周時期逐漸孕育出來的《易經》就認識到，萬物的生命來源于天，生成于地。和諧是宇宙萬物的本然狀態(tài)和最佳狀態(tài)，“陰陽和諧”是宇宙運動變化的基礎。陰陽變易，整體和諧，化生萬物。用這樣一種陰陽和諧觀看待人類社會，《易經》闡述了一整套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道理。尊重現實、尊重自然，不違背規(guī)律，不遏制天道，順其生長，就是取得“和諧”的根本。

　　老子的道家學說教人們做事適可而止，不要走極端，要把握好“度”。這實質上也是一種“和”的思想。

漢武帝以后被中國歷代帝王尊為“國學”的儒家學說倡導“仁、義、禮、智、信”，其核心思想也是講“和”�？鬃犹岢�的是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他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主要“以德治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臣民要忠君孝父，大家都遵守道德規(guī)范�！爸髦倚牛�徒義，崇德也�？鬃釉凇墩撜Z》中強調：“禮之用，和為貴。”用一個“和”字體現了他的學說的核心。宋明以后，中國民間孕育出了一種以“太極拳”、“太極劍”、“太極氣功”為主要內容的“太極文化”�！疤珮O文化”融合了儒、佛、道和中國古代氣功的原理和精華，在傳授“拳”、“劍”、“功”、“術”的同時，教給人們一整套清心靜氣，修身養(yǎng)性，健康長壽的哲理。它注重自衛(wèi)和防身，反對主動攻擊別人，更反對用太極功法去傷害他人。

　　佛教認為人生有無盡的痛苦，而痛苦的原因是人們對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都作了錯誤的認識，從而導致錯誤的人生追求，由此引起無盡的煩惱。而錯誤認識主要表現為執(zhí)著而極端化的認識，例如對人與我、物與我以及高低、左右、動靜、美丑、同異、貧富等采取一種絕對差別的、對立的、固定的看法。佛教還論及人的言行與時勢的和諧，認為“行則知時，非時不行”。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佛教主張山河大地、一草一木皆有佛性，人與自然因緣相成，提倡尊重自然、愛護自然�？梢�，佛教和諧理念的涉及面是非常廣泛的。我國佛教華嚴宗最基本的理論——法界緣起說，即旨在說一切心理、社會、自然的現象之間圓融無礙的和諧關系。

　　總而言之，構成中華文化主干的儒、釋、道，其核心內容都貫穿了“和”的思想，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因此，可以斷言：中華魂的核心價值，就是“和”。振興民族文化也好，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好，其關鍵處，都在這“和”字——欲光揚漢風，則必重鑄和魂。

　　二、重鑄民族之魂，應具備開放和包容的大國心態(tài)

　　大唐盛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恢宏燦爛的華美樂章，唐人的視野比任何一個朝代的中國人都更為廣闊，包容兼蓄的文明火炬比中國任何朝代都傳播得更為悠遠。

　　鼎盛時期唐朝的都城長安，不僅是當時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那個時代東亞文明的中心。大一統(tǒng)的帝國首都，作為交通網絡的中樞，把條條通衢延伸至全國各地，乃至東亞、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的主要城鎮(zhèn)。長安東、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門，以寬廣的胸懷，吸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們中間有山東豪門大戶出身的士族子弟，也有前來參加科舉考試的東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誠或被俘的胡族將領，又有沿著絲綢之路從中亞內陸來的粟特商人，甚至還有從更為遙遠的波斯、大秦趕來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也在與佛僧和道徒分享爭奪著信仰空間。通過商業(yè)販運和王朝的賦稅貢獻，長安聚積了天下眾多的財富和珍寶；
通過學校的知識傳授、傳教士和取經僧的共同努力，長安也成為精神思想最為豐富的所在。

　　"盛唐"為什么興盛？國際學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壽（Authur F. Wright）為《唐朝的概觀》（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一書所寫的導言中，他們曾經總結了唐朝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認為一方面可以歸納為唐朝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即對前此四百年混亂的中國歷史上生發(fā)的各種文化的整合統(tǒng)一；
另一方面是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即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容并蓄，如亞歐不同類型的人紛紛入華，對唐朝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當時的長安更是一個大帝國的盛大國際都會，聚集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和山珍海味，更匯集了海內外的治世人才和文化精英。盛唐文化之所以這樣燦爛輝煌，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對外來文化實行開放和吸收，并且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會貫通起來。因此，鑄就中國的文明之魂，需要樹立端正這樣的“大國心態(tài)”。

　　所謂“大國心態(tài)”，首先是堅定自信，不為外力所屈，也不為外利所動；
其次是包容大度，分的清哪些批評是朋友間的愛護，哪些指責是惡意攻擊。對正確的批評，哪怕是以并不友好的方式提出的，我們也應該有一個虛心的態(tài)度；
對惡意的攻擊，也要根據程度區(qū)別對待，如果是無關緊要的“小雜音”，也不應反應過度。是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最后是求同存異。用兩分法來對人對事——不管是誰，歷史上盡管有“異”，但只要現實中有“同”，就應該不影響合作；
某一營壘與我們有“異”，但只要其利益中與我們有一點點的“同”，就有化敵為友、共同發(fā)展的空間。

　　“大國心態(tài)”應徹底摒棄“弱國情結”，“大國”和“弱國”的區(qū)別是：弱國的眼神是多疑、恐慌、自卑的；
大國心態(tài)則強調不卑不亢，平等互利，和諧共贏。弱國心態(tài)下人們普遍習慣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政治口號代替游戲規(guī)則；
大國心態(tài)中的人們則會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尊重事實與就事論事，更加善于制定和使用游戲規(guī)則。弱國心態(tài)下人們容易為一時一事的得失而失去最基本的原則與底線；
大國心態(tài)則有助于人們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堅守住這些原則和底線，哪怕那樣做意味著暫時和局部的利益犧牲。弱國心態(tài)往往是被動防御型的，在弱國心態(tài)下人們往往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畫地為牢，層層設防，不斷試圖通過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堆砌經濟領域的萬里長城；
大國心態(tài)則是主動出擊型的，無所謂主場和客場，全球皆戰(zhàn)場。弱國心態(tài)會導致我們不敢承擔國際責任，而往往會站在一個旁觀者和批評者的角度對待所有的問題；
大國心態(tài)則要求我們去主動承擔自己的國際責任，深深地參與其中，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在環(huán)保與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毋庸置疑，在倡導端正正確的輿論導向指引下，借助這個以“真相、真知、真理”為辦博宗旨的平臺而舉辦的這場網絡專題活動，旨在弘揚中華文化，鑄就民族之魂，重樹大國心態(tài)，開放和包容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理念，是以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為大前提，給中華民族注入的一劑強心針，是建設中華文明社會的一大創(chuàng)舉，必將為提升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凝聚力產生深遠的影響，也將給中國重拾“盛世之景”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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